论自然保护区旅游扶贫

1旅游开发的扶贫定位

包括雪宝顶自然保护区(为平武虎牙藏族乡)在内,四川西北分布有11个部级自然保护区,除了九寨沟和黄龙寺外,其他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基本都处于初级阶段。这个连片的自然保护区皆为高山峡谷地带,区内聚居着大量的藏族、彝族、羌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是同时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走廊地带。区内交通不便、加之语言文化的障碍,少有村民外出打工,绝大部分的社区居民仍然处于贫困线以下,一直以来靠山吃山,其生存发展与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旅游业较区内的其他传统行业,如挖矿、采药、放牧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少,且进入门槛低,所以发展旅游业是缓解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这也是该区发展旅游业的根本出发点。据此,四川西北部自然保护区毗邻区旅游开发的根本目标应该是:让贫困的社区居民最大限度地参与旅游业,逐步减轻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依赖及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最终脱离贫困。这就要求本区的旅游规划应最大程度的实现社区参与行为,而不是把区域内“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转换经济优势,将旅游业作为地方的支柱产业培育”这种自上而下的开发定位。这往往会导致在主观上突出政府部门的利益而忽视村民的利益;客观上区内脆弱的生态环境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定位所潜在的破坏风险。此外,在九黄景区的“形象遮蔽”下[10],该区的旅游市场客观上只能是小规模的背包游或自驾游市场,即使具备相应的投资规模,现有的旅游市场也很难在该区内支撑起“第二个九寨黄龙”。除九寨沟和黄龙寺外,其他几个自然保护区同虎牙有着相似的不利的可进入性和小规模的旅游市场,如果各个保护区都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地理位置的相互邻近以及吸引物可替代性,势必造成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无法到达投资预期,并且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也可能会对原始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但该区若以旅游扶贫作为旅游开发目标,就无需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这样即可保留完整原始自然景观的,同时诸如导游、餐饮、住宿等大部分旅游服务需求都也可由当地村民提供,环境与民生双赢,只是需要地方政府的正确的认识和定位、扶持和引导。除九寨沟和黄龙寺外,“512”大地震前,四川西北部旅游发展较好还有小寨子沟和王朗两个保护区。这两个保护区已具备了一定开发规模,开办了以食宿为核心的“民俗风情游”,客源主要来自于周边县市以及部分外省游客。大地震曾使这两个地区严重受损,交通一度封闭,旅游活动近乎停滞。目前包括这两个地区在内川西北山区的首要任务仍是社区扶贫,特别是帮助少数民族居民重建生活。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这些地区享受国家对地震灾区重建的政策、资金倾斜;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地震前的旅游开发实际上已经过度市场化运作,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逐渐变异,“藏家乐”、“羌家乐”等吃喝式的农家乐态势渐显[11]。大地震使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又回到了初级阶段,而更符合实际需求的、低门槛小规模的“旅游扶贫”更应作为旅游开发新的目标定位,改变之前粗放经营的旅游发展模式。

2旅游扶贫的政府角色转变

从世界各地的扶贫工作看,政府是主导,政府政策和执行力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扶贫工作的成效[12-13]。与虎牙地区类似,大部分川西北自然保护区(除九寨沟和黄龙寺)的地方政府并没有认识到旅游与扶贫的联系,对该区的旅游开发过于倚重外来投资,且多是从宏观经济增长出发自上而下的建设规划,注重投资回报。此外,可游览区内同时也富集了多种资源,如农牧、矿产、林木、水力等,是多部门利益的重叠区,这不仅造成了旅游开发的混乱局面,也加剧了以政府部门利益为优先的开发态势。川西北自然保护区凭借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吸引了一定数量的背包游和自驾游,这些游客的大部分需求村民都可以满足,如食宿、向导、负重等,并且按照虎牙村民提供旅游服务价格来看,相应的旅游收入并不低,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持续地把游客的这些需求导向当地村民,而不是发生漏损(如虎牙乡修通的机动车道路,导致游客对当地食宿、向导等需求大大降低)。显然,作为扶贫工作主导方以及持久存在的管理机构,地方政府部门在这旅游供需链中的应扮演引导者、扶持者、组织者的角色,而不应是利益追逐者的角色。

3旅游扶贫的执行机构与措施分析

一些先天因素如村民的家庭条件、经济意识、人脉关系以及村舍位置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村户参与旅游活动的机会和收益不均等。那些位置较好的村舍——位于游览区出入口处、交通要道旁、主要景点和旅游线路附近等——能获得较多的游客接待机会,旅游收入相应也较多。这些障碍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缓解,比如:旅游公共收入的倾斜分配或直接补助、优先安排就业、加强技能培训、小额贷款帮扶、开辟新的旅游线等,但有研究表明这些措施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上述社区参与旅游的客观困境[14]。对社区村舍位置的不利影响,根本的解决方法是移民安置,即将居住偏远的村民向旅游中心区迁移,将农户原来分散居住的方式变为相对集中居住。这样既便于居民参与旅游服务,增加收入,又可以为自然保护区的动植物生境提供更多的空间[15]。但该措施对于那些旅游业相对成熟、旅游收益稳定的社区来说是可行的,而对那些旅游业尚处于初级阶段、传统农牧业收入仍是居民主要收入的社区来讲,单纯的旅游移民很难成功。旅游扶贫中的利益主体——贫困的社区居民先天弱势,缺乏话语权,再加上相关旅游扶贫经验和制度缺失,旅游扶贫的本质“最大程度地让贫困人口从本地的旅游发展中获益”[3]是极易迷失的。旅游扶贫办公室是保证旅游扶贫工作不发生变异的关键机构。它的运作一是要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其次是人员组成多元化,特别是村民的利益代表应占主体,有充分的决策权。旅游扶贫办公室支配的资金,除部分来自于景区的门票收入,还应有专门的财政拨款。另外,旅游扶贫办公室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与驴友团的中介协商。这些中介不一定正规旅行社,大多是组织和推介偏僻旅游线路的个人或团体。他们是川西北山区户外探险观光游市场的重要开拓者和组织者,拥有稳定、丰富的游客资源和广泛的地方人脉。现阶段,这些中介对川西北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仍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其组织和经营活动不能简单地取缔禁止,而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引导,鼓励他们把游客的需求引向当地的贫困村户,相对于移民安置,这更能直接有效地解决旅游扶贫的客观困境。

4贫困社区旅游扶贫研究展望

像虎牙这种毗邻自然保护区的川西北少数民族聚集的山区,并不属于大众旅游市场,加之高寒的气候,旅游活动淡旺季非常明显,因此大部分的旅游服务岗位只能是季节性的,相应的收入仍很难能成为稳定的家庭收入来源,仅期望通过旅游就能解决整个社区的扶贫问题是不现实的。扶贫是一个多手段、多途径的系统工程,特别少数民族山区扶贫措施更需要多层次设计[16],旅游扶贫是选项之一,它有优势也有劣势,只有配合和其他的扶贫项目,才能不断拓宽扶贫的空间,取得良好的减贫效果。据此,旅游扶贫与其他扶贫项目的关系定位及互补运用应成为今后旅游扶贫研究关注的方向之一。另外,目前国内对旅游扶贫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的静态分析上,缺乏对某一案例长期跟踪的动态研究。前者只能揭示现状问题,后者才能清晰地展示出旅游扶贫的全景过程,回答一系列旅游扶贫的“措施与响应”的问题:社区在旅游扶贫的过程中遇到哪些障碍?应对措施有哪些?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具体的反馈过程如何?怎样消除负面影响?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或阶段性的目标,评价标准和体系又是什么?总之,只有通过长期的案例跟踪研究才能提供更具应用价值的旅游扶贫推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