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心理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作用机制与整合框架研究

摘要：以社会交换理论、领导理论和积极组织行为学作为理论基础，阐述了领导心理资本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直接作用、中介作用以及调节作用的机制，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个综合的研究模型，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建议。

关键词：领导心理资本；组织公民行为；理论模型

中图分类号：C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1-0086-05

一、引言

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对员工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都有提升作用的积极角色外行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由美国心理学会主席Seligman提出“积极心理学”这一概念为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积极心理学以心理资本作为核心概念，着眼于开发员工的积极优势和心理能力驱动，能够带来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同时，组织的管理者作为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能够通过自身积极的模范作用，对员工传达信念，提高其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从而实现团队绩效的提升。因此，研究领导者的心理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有助于组织通过开发心理资本促进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为组织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提供有效路径。

二、领导心理资本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内涵结构

（一）领导心理资本内涵结构

领导心理资本是指领导者在积极心理和积极组织行为的基础上，关注自身和下属的心理优势，开发个体的潜能，最终获得绩效改善的一种心理品质[1]。目前大多数研究认同领导心理资本具有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坚韧性等一般性心理资本的结构[2]，但也有不少研究者指出领导者作为企业中的特殊群体，是组织成功的重要因素，应该具有不同于一般心理资本的特殊要素。通过文献梳理，本研究对当前国外领导心理资本的结构要素研究进行了归纳（见表1）。可以发现，除一般性心理资本的要素外，研究者们还提出了创造性、责任心、真实性、可信度、转换性及前瞻性等其他特殊要素。

（二）组织公民行为的内涵结构

Organ在1988年正式提出组织公民行为这一概念，认为它是“组织成员自觉自愿表现出来的，在组织正式报酬体系未得到明显认可的，但在总体上有利于组织有效运转的个体行为的总和”。Piceolo和Colquitt[3]则认为组织公民行为是下属为了成就集体目的，放弃个人利益，变得愿意合作、投入工作，做出对组织价值与目标正面的贡献。归纳各学者的定义，可以发现组织公民行为的几个共同点：（1）不属于工作职责范围所要求的行为；（2）对组织目标的达成有影响，有助于提高组织效能；（3）是员工自愿作出的行为。国内外学者大都认同组织公民行为是一个多维度的变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Podsakoff的七维模型[4]。而Lepine[5]通过元分析发现组织公民行为各维度之间有着很高的相关性，因此在实际的研究中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关的维度和结构，而不用将所有的维度都纳入考察。有的学者甚至不区分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而将其当作员工各种利他行为的综合潜变量。

三、领导心理资本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理论解释

（一）社会交换理论

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出发，领导者与员工之间也存在某种交换关系。当高心理资本领导者表现出积极正面的态度与行为时，依据社会交换理论中“互惠”原则，员工也会倾向于表现出同样积极的利组织行为。此外，从组织公民行为的来源出发，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发展而来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也是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具备良好心理资本的领导者所表现出的乐观、自信及责任等品性，又是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建立的重要条件。依据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原理，领导心理资本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二）变革型领导理论

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备受关注的新型领导风格，这种超越传统领导角色的新的领导行为往往会激发员工做出超出期望的工作表现。与变革型领导表现出来的积极行为相同，具备良好心理资本的领导者同样也具有类似的乐观、进取甚至百折不挠的韧性，这对于调动员工积极性，倾向于进行利组织行为的引导同样有效。也就是说，高心理资本的领导者同样也可以通过这些积极的外化行为来影响员工的行为，当然也包括组织公民行为。

（三）积极组织行为理论

积极组织行为学重点关注组织中正面、向上的心理资源和组织行为。领导心理资本与组织公民行为同样都来源于积极组织行为学，即它们的思想来源相同，其本质都关注积极态度与行为的导向。一方面领导心理资本关注建立以领导为核心的积极放射源，以广泛引导员工、团队甚至组织。而组织公民行为强调员工在组织积极氛围下形成积极性组织行为。从此角度分析，领导心理资本与组织公民行为同属积极组织行为的同心源，二者前因后果，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联。

四、领导心理资本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实证探析

根据心理资本对结果变量的作用机制原理，本文从直接作用、中介作用及调节作用机制三个方面来对领导心理资本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进行分析。

（一）直接作用机制

直接作用机制认为，领导心理资本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是独立于其他变量的。例如Shamas等人[6]对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心理资本的研究中提到，领导心理资本与真诚领导、变革型领导行为有正向联系，并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及积极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拥有高水平心理资本的领导会通过自身魅力感染其下属员工，使员工更愿意表现出超越基本期望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还发现，乐观的个体其组织忠诚度更高，更乐于帮助别人[2]，具有乐观精神的领导者也更有可能在与员工的社会交换中通过互惠原则，来获得组织公民行为的回报。

（二）中介作用机制

中介作用机制认为，领导心理资本对于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需要通过一些其他中介变量，主要体现在组织、领导、员工及交互等四个层面。

1. 组织层面

（1）组织文化

Toor等人[7]提出，积极的心理资本可以创建强调团队合作和透明沟通的组织文化。一项针对职业经理人的心理资本干预研究也证实了对投资心理资本的回报不仅体现在财务绩效上，同时也作用于企业文化[8]，在良好的企业文化中，员工之间的交流密切具有随时帮助他人的心理倾向，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和组织公民行为。

（2）组织凝聚力

Chase等人[9]认为领导者是形成组织凝聚力的主观能动性因素，领导者的权威、素质以及积极的心理都能引导和激励下属员工。这种凝聚力的作用就在于增强员工的团队精神和效率，使员工对组织目标的达成负有责任感，因而积极展示出角色外行为。

2. 领导层面

（1）变革领导行为

Podsakoff[4]的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行为会巩固和内化员工的集体信念，从而激励员工表现出超越个人利益的组织公民行为。而领导者的这种行为是由其心理特质决定的。Hogan[10]指出“我是谁”会决定如何领导。心理资本则正是通过帮助个体认识到“我是谁”来获取竞争优势[3]。国外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领导的个性品质既会增强员工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也会促进员工指向个人的组织公民行为。而这种影响机制是通过变革型领导的中介作用而产生[11]的。

（2）诚信领导行为

许多学者将领导心理资本看作是诚信领导行为的一个前因变量。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个模型[1]。这种类型的领导在与下属的交流中能尊重下属员工的意见，展现出高度信息平衡处理能力，并能够使得其自身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在关系透明度和言行一致方面呈现较好的表现，因而对下属的工作投入度、满意度和组织公民行为都有显著的影响[14]。

3. 员工层面

（1）员工的心理资本

Walumbwa等人[12]一项关于心理资本的跨层次分析表明，领导心理资本通过下级的心理资本影响员工的工作行为表现，也就是说，员工心理资本可能是领导心理资本作用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领导者将自身乐观、自信、充满希望和韧性的情绪作为榜样传递给员工，能够提高员工的心理资本水平，使他们帮助其他员工、保护组织资源并超出要求范围地完成任务，即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

（2）工作满意度

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会受其领导者积极行为的影响。例如，Friedrich[13]提出了几种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的领导行为：对工作绩效的认可、有效沟通、员工参与决策等。此外，领导者的榜样角色和共享价值观也会增强员工的满意感。而这些积极的领导行为都是高心理资本的领导的体现，会进一步作用到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上。Whitman等人[14]的实证研究表明，整合的员工工作满意度与多种员工的工作绩效产出有相关，而组织公民行为是其中最重要的结果变量之一。

（3）组织支持感

相关研究表明，高心理资本的领导者是员工支持感的主要来源[15]，同时，这种支持性的组织氛围也能够帮助员工感受到自己在组织中的价值，并产生正向的组织支持感，从而激发员工关心组织福利和帮助组织达成目标的心理，进而表现出自发的组织公民行为[16]。

（4）组织自尊

Nathan等人[17]将有效领导看作组织自尊的前因变量之一。高水平的心理资本也被视为有效领导的方式之一，可以通过对员工的尊重、支持和鼓励来提升员工的组织自尊感。而具有高组织自尊的个体在工作中会倾向于正面的自我价值评估，因而容易产生积极的助组织心态[18]，从而促进员工的利组织公民行为。

（5）组织信任

已有研究表明，员工对组织支持以及领导信任的感知在领导心理资本与员工工作表现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较高心理资本的人，会以诚相待，能够以更加诚恳、透明、立足于建立信任的方式来解释他们行动的根本原因，从而赢得他人信任[19]。由此可见，高心理资本的领导者更容易让员工对组织和领导产生信任感，满足员工对额外行为获得回报的预期，从而更容易做出利他行为。

4. 交互层面

一些学者提出，在研究领导者的影响机制中应该还要关注领导者与下属的交互效应，即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表明，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结果变量之一就是组织公民行为，同时，这种良好的关系也会增强员工作出额外努力的动机[4]。而领导者则是与下属建立良好关系，促使员工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的关键[20]。高心理资本的领导者更乐意与下属共享资源，支持下属，为二者的关系努力，从而提高双方关系的质量。而处于“圈内”的员工则会增强责任感，用自己的额外努力回报领导者。

（三） 调节作用机制

领导心理资本与其他中介变量之间还可能有交互作用。一些情境变量和个体特质会增强或者减弱心理资本的影响效应。

1. 组织变量

（1）服务氛围（Service Climate）

员工在服务氛围强的组织中更容易感受到领导者领导政策、措施方面的积极与乐观，从而更容易自愿做出某些符合组织服务氛围的行为。Dimitriades[21]在研究顾客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时提出，服务氛围在组织或领导情境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过程中是复杂的，可能是有中介的调节变量（Mediated Moderation）或者有调节的中介变量（Moderated Mediation）。而Wang[22]等人认为在浓厚的服务氛围中，员工会增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角色定义，因而领导关注或支持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作用也会增强。

（2）程序公平氛围

积极的领导行为在公平的环境中进行时会更加促进员工的组织公平行为。大量研究都显示，程序公平是员工感知组织公平的决定因素。而员工的感知公平会在组织承诺、主管承诺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12]。 当员工相信组织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是公平的，在领导者提供了相应的诱因时，他们就更愿意做出一些额外的努力。

2. 个体变量

（1）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s）

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23]。研究认为它与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职业倦怠、幸福感等存在一定相关。而Jia等人[19]根据权变理论提出，领导者的影响力对高水平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更大。其研究表明，下属的核心自我评价在领导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中起到调节作用。

（2）个人集体主义倾向（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Dimension）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调节作用主要是由于不同导向的个体在人际关系上持不同的态度和观念。个人主义倾向的个体将个人目标置于集体目标之上，更关心个人成就；而持集体主义的人则把自己看作集体的一部分，注重集体目标的实现。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这种个体的文化差异在领导者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24]。

（3）OCB角色认同（OCB Role Definitions）

同一性理论认为，当个体认为自己扮演一种亲社会角色时，他们就会贡献出更多时间和资源来参与行动。当员工明确领导者对自己有组织公民的期望，同时员工也将组织公民行为看作自己角色内的行为时，会更倾向于投入组织公民行为[25]。也就是说，在员工高水平OCB角色认同条件下，领导者的积极引导能够有效预测这种行为的发生。

（4）互惠原则接受（Employees’ Acceptance of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领导者的积极心理和行为是可能促使员工表现组织公民行为的一种诱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员工对这些诱因都有相同的回应。Jacqueline[26]的研究就提出员工的个体差异会导致他们对互惠原则的接受程度不同，进而会增强或减弱领导提供的诱因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作用。

五、领导心理资本与组织公民行为综合模型构建

研究表明，领导者心理资本以一般心理资本作为基础，同时也具有区别于一般心理资本的结构要素。据此，本研究将特殊性要素纳入到领导心理资本的作用机制的实证框架中，综合考察一般性要素与特殊性要素在同一模型框架中的不同作用效应。

其次，本研究提出的综合模型将中介变量划分为三个作用层次。首先是组织层面的组织文化和凝聚力对领导层面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及诚信领导行为具有影响作用，而领导层面既对交互层变量即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产生影响。另外，本研究模型将领导行为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纳入同一纵向层级，是结合领导权变思路的理念，即领导的有效性与周围环境密切相关，而其中与下属成员的关系尤为重要。

再次，在变革型领导与真诚型领导行为的感召下，员工层面各个变量，如心理资本、工作满意度、组织自尊、支持及信任都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同样，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也是以上员工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因此，本研究模型将领导行为与高质量的交换关系作为员工积极行为的预测变量，前者对于后者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最后，在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中，员工的正面态度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员工倾向于先对组织、工作特征或领导者进行评价，形成了组织支持感以及组织信任等积极态度后，才可能表现出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倾向。因此，由员工的积极态度到员工的积极行为是本研究模型框架的最后一个层次，体现出了个体行为改变理论的推理层次。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遵从由领导核心心理要素到组织变量，领导层面、交互层面，个体态度再到个体行为的作用逻辑，建构了领导心理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整体框架模型如图1所示。六、管理启示与研究展望

（一）管理启示

在当今行业环境日趋复杂，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企业想要获得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考虑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促进员工契约关系之外的行为，其中领导者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因素。

领导心理资本通过影响领导行为、领导成员关系作用到员工态度，从而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路径表明，由积极的领导者心理资本表现出的外显领导行为能促进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使员工感受到组织的信任和支持，激发自身的心理能量，从而为组织做出额外的贡献。因此，组织的管理者要着力提高自身的心理品质，发挥引领作用。

而对组织来说，提高人力资源的收益率除了员工知识技能的开发外，还应重视心理资本的独特作用。心理资本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之一。而心理资本的可开发性和可干预性又为企业利用心理资本获取效益提供了可行路径。因此，在组织的管理实践中，应该发展有关心理资本的培训内容，营造适宜积极心理资本生长的气氛从而争取员工的更多自愿合作行为。

（二）研究展望

关于领导者如何通过自身的积极心理品质来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今后的研究工作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入。

1.领导者的心理资本的结构维度与员工的心理资本应有所不同，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并没有体现这一点。因此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对二者在概念层次和结构维度上进行更进一步的严格区分，以丰富对领导心理资本理论体系的探索研究。

2.本研究建立了领导心理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机制的综合模型，但是本研究所提出的中介或调节变量是否可以充分体现二者的关系；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重要影响变量需要纳入与探讨都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厘清。

3.本研究对领导心理资本和组织公民行为二者关系的阐述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未来需要有足够的实证研究与数据去验证这种作用机制。同时还可以发展多特质-多方法的研究，以便对研究模型加以完善。

4.本文的理论推测多依据欧美文化背景的研究提出，这种研究设想在其他文化下是否能够适用还不得而知。加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便确定领导心理资本及其作用模型的适用范围，方能为领导心理资本理论在中国本土环境背景下的认识和应用提供分析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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