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玫瑰的没落

收入低仅是一方面,体制、机制不顺,才是制约发展的症结所在

从前女足国脚丹“摆地摊”引起社会轰动后,中国女足再次受到了“铿锵玫瑰”时代那样的关注。足协“掌门人”韦迪发出感慨:“女足遇到的问题超出了我的想象……”

的确,现在的女足工资低、待遇差,成绩更是无从谈起。此时此景,让人忽然遥想起11年前的“铿锵玫瑰”时代,那一刻,是中国女足可以自豪的时刻――国际上掀起学习中国女足精神的热潮。

时光回溯。1999年,美国玫瑰蔓体育场,中美女足上演世界杯决战。虽然在最后的点球大战中输了比赛,但女足姑娘们顽强拼搏的精神和精湛技术,赢得了世人喝彩,虽败犹荣。中国女足在那届世界杯上的6场比赛可谓场场经典,也正是这些经典战役见证了中国女足的一个光辉时代。无论是7∶0狂胜加纳、5∶0大胜挪威,还是决赛点球负于美国,都深深地留在球迷记忆的历史长河中――那是属于我们的巅峰时刻,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

曾经的铿锵玫瑰,为何像一颗流星一样稍纵即逝,甚至沦落到国脚摆地摊的地步?听听几位圈内人士的心里话。

那时候,我们对物质的要求不高,思想很单纯,没有太多的追求,想着能踢上球,出成绩就好了。

赵燕,浙江籍前女足国家队员,和孙雯等“铿锵玫瑰”是同时代的球员。遗憾的是,1999年这届世界杯,赵燕因身体原因缺席。说到以前的训练情况,赵燕很肯定地说:“那时候的市场和训练环境与现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那时对物质的要求不高,思想很单纯,没有太多的追求,想着能踢上球、出成绩就好了。”

谈到丹的事情,赵燕有些无奈:“哪有媒体写得那么夸张。丹是开了一家服装店,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运动员退役后不一定要从事跟体育相关的工作,自己下海经商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女足相对于其他竞技项目来说,可能有差距,竞技体育靠成绩说话。现在女足成绩差,自然没人关注了。”

赵燕是地道的杭州人,从小就在体校踢球,后来加入了上海电视台女足俱乐部。2003年世界杯后,她和孙雯一起退役,辗转干过多份工作,最后来到杭州西子女足俱乐部做领队,上个月她又刚刚被调整到经营部,负责俱乐部的赞助、广告等事宜。

中国女足如今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市场化、职业化道路尚不成熟,完全依靠市场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也不可能。“招生的时候,家长都问我们,如果去练足球,有没有大学读?如果没有,家长就不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从事专业足球运动。于是,很多有足球天赋的孩子就这样浪费了。”在足球圈里工作那么多年,这些都是赵燕的心得。她说,现在踢球的女孩越来越少,主要还是家长考虑到孩子的出路问题,所以不让孩子参加专业的训练。“很多家长让孩子参加足球训练,等到有了一点成绩,就不想孩子继续下去了,直接让他们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大学,而不是从事专业体育。”

赵燕向记者描述起她当时踢球出国时的情景。上世纪90年代初,赵燕随上海队出访美国,她印象最深的是来到一所学校,看到操场上到处是女孩子在踢球。赵燕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快乐足球。“美国大联盟足球职业联赛有几十年的历史,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有队伍,大众都非常喜欢足球,很多家长都是自己出钱让孩子去参加培训的。这和我们的体制完全不一样。”

在赵燕看来,造成中国女足尴尬局面的是因为女足没有了电视转播和关注点。“这两个卖点都没有了,不可能有企业来赞助女足,推动市场发展。”赵燕介绍,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女足联赛也有转会制度的话,那么也许几乎全国最好的女足球员都会集中在上海女足。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上海女足的确曾经是很多女足队员梦想中的俱乐部――机构完善、条件优越、收入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全国冠军拿到手软,培养出了孙雯、浦玮、潘丽娜等一大批优秀女足国脚。上海电视台也一直是上海女足的赞助商,后来因为市场不好,成绩开始下滑,上海电视台从去年开始就不再赞助了。“没有了赞助商,又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所以也造成了女足姑娘待遇差,练的人越来越少了。”

此外,赵燕认为,现在女足国内比赛的赛制也存在很大问题。16支队伍,分为南北两个区打比赛,一个区8支队伍,一个循环赛就要打7场比赛,非常累。“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让女超联赛的前四名打主客场制,但是那时每次到现场看比赛的人都是女足姑娘的家人或者亲戚,根本没有市场可言,所以现在又恢复到赛会制了。”

其实,现在很多地方不愿意承办女足比赛,因为没有市场,中国足协给的补助越来越少,亏本的生意没人愿意干。不过记者了解到,中国足球原本打算重新改回主客场制,来拉动女足的市场。但是因为忙于扫毒反黑,抓南勇、杨一民等案子,这事就被搁下来了。

运动员的成长是有规律的,状态特别好的时候,没有机会上场表现,错过了这样的机会,就很难再跟上了。

1999年,中国女足获得世界杯亚军,是全国女足氛围最好的时候,涌现了孙雯等一批“铿锵玫瑰”。但也正是这场世界杯后,国家队教练员从此有了压力,不敢启用新人,而是一直沿用这批“铿锵玫瑰”,队伍没有注入新鲜的血液,以至于下面省市的优秀苗子上不来,造成了人才严重断档。“当时我正好处于运动巅峰,却始终披不上国家队战袍,状态就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赵燕说起这事的时候有点激动,女足成绩上不去,也和年龄有关系。“当时国家队队员都是1973、1974年这一批的,但是到后来上来的队员就80后,其中断了好几个年龄档。”

赵燕开玩笑地告诉记者,她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当时一直没有太多机会上场表现自己,所以她成了国内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转会,这在当时的女足来说是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

时间回到2003年1月份,正在广州参加国家女足集训的赵燕向上海SVA女子足球俱乐部发去了传真,该传真的大致意思就是希望俱乐部暂时不要给她注册,这一举动也基本表明了她今年将不代表上海SVA女足参加比赛的意向。

上视女足的绝对主力意欲“改换门庭”,自然引起了中国国内女足俱乐部极大兴趣。据悉,在赵燕还未决定转会之前,就已经有好几家嗅觉灵敏的俱乐部开始与其本人进行接洽。尽管在当时的体制下,国内女足人才流动过程不像男足那么复杂,但鉴于赵燕在队中的绝对主力位置,上视俱乐部不可能轻易将其放走。即便同意放行,很有可能也会涉及到转会费的问题。赵燕自己虽然有心要走,但她对当时自己的前途还是有些迷茫:“具体能怎么样还不知道,毕竟转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能否最终成行还将视情况而定,变数太大了。”

那时,中国足协没有出台女足转会相关的规章制度,毫无具体的规章可循,国内以前也无任何涉及转会费的先例可参照。对此,时任中国足协女子部主任张建强给出了答案:“在中国,女足的人才流动不可能跟男足转会走同一条路子,男足转会的很多现象都是不规范的产物。”而对于女足的转会费问题,张建强说:“尽管以前国内女足的人才流动还没出现过任何费用,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转入的俱乐部同意提供经费,双方的俱乐部在费用的问题上通过协商能够达成一致,也未尝不可。”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赵燕依然记忆犹新。“我当时就是想让自己多点机会表现自己,多参加比赛,所以想转会。”

后来,2003年的世界杯中国队依然以1999年这批女足队员为班底参加比赛,但是岁月不饶人,淘汰赛中中国队0∶1不敌加拿大队无缘四强,中国女足也陷入了一个低潮期。在这届世界杯,赵燕有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小组赛时,中国姑娘们迎来了第二个对手澳大利亚队,中国队在全场占优的情况下由于赵燕出击失误送给对手一分,最终以1:1与对手握手言和各取一分。对于这个失误,赵燕说这个事件正说明了自己平时训练多,比赛参加得少。2003年参加世界杯的那批年轻队员有激情,没经验。

让女足队员走进高校,走进企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既有球踢,又能解决出路。

如何更好地发展女足?赵燕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基层女足队员要和学校强强联合。“每一次招生,家长都会问孩子将来的出路怎么办?我觉得可以让队伍和学校联合,让运动员们多一条腿走路。毕竟踢球不是一辈子的事,现在的女足姑娘跟社会接触得不多,让她们融入学校的氛围更有利于她们的成长。有了学校这个依靠,球员就可以参加大学生联赛,获得更多比赛机会。如果练得好,她们也有机会留在学校当老师,解决后顾之忧。北京女足队、江苏女足队都和好多所高等院校有挂靠,参加大学生联赛的人非常多,这样也能形成一个良性竞争的氛围。”

与高校挂靠是一种不错的模式,赵燕认为与企业合作也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比如三星集团就有自己的女足队,它在江苏、天津等地的分公司都有女足队,每年各分公司之间都会举办女足比赛,利用体育的平台,促进企业文化的宣传。“这些队员既是公司的员工又是足球队员,即使不踢球了也可以安排在公司工作。我觉得这样的模式也很值得推广。”

赵燕坦言,现在足球的大环境已经有所改变,全运会金牌的奖金提高了。但是如果不解决运动员的后路,家长还是不愿意将孩子送上竞技体育的舞台。

韦迪去重庆调研的结果是中国女足目前平均年龄不到20岁,但出成绩的最佳年龄是25、26岁。女足队员过早地退役,是因为没有安全保障。

前段时间,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带着洪臣、薛立两位主管副主任前往重庆永川召开女足发展研讨大会,并调研女足。调研中发现,中国女足目前的平均年龄是19岁多一点,还不到20岁。而按照竞技体育的规律来算,足球是一个很成熟的项目,出成绩的最佳年龄是25-26岁左右。对于这样的结果,杭州西子女足主教练李华筠并没有很意外:“现在很多女孩踢到22岁就不想踢了,其实这个年龄正是出成绩的上升期,如果在这个时候退役,就没有成绩可言了。”

调研中还发现,现在国内一线女足注册人数是300人。2007年,有一组数字显示:全世界有2600万妇女从事足球运动;现在美国、德国、巴西的女子足球人数都已经超过了百万人,美国有700万人。而中国只有4000个姑娘从事女足运动。因此人才匮乏、成绩不佳也在情理之中了。看到这个数字有点让人很无奈,300人?这还是国家一线队员。难怪国家女足主帅商瑞华说:“国内能让我选的队员本身就太少了,缺少竞争机制,没法选择。”或许可以套用媒体用在中国篮球新帅邓华德身上的一句话:能放到篮子里的都是好菜。

目前国家女足的主力队员之一毕妍是1984年出生的,而她也是这批队员中最早进入国家队的,后面没像样的后备人才。“再过两年,像韩端、毕妍这些很有特点的队员都退役了,国家队估计又要处于人才断档期。”

去年来到浙江带队的李华筠对于招生特别有感触:难。去年全运会后,新疆女足解散,李华筠看上了一个87年出生的队员,这个年龄让李华筠很欣喜,而且这个队员条件不错,在天津三星分公司工作。李华筠通过多种人脉关系,想将这个队员招致麾下,但是这名队员始终不答应,这让李华筠非常“伤心”,不过,他也想明白了。“她现在在三星公司工作,每个月能挣到2000-3000元,工作稳定,而且在三星公司也能代表公司踢球,她当然不愿意来了。现在国内女足的平均工资才1000多元,谁愿意来。”李华筠还开玩笑地跟记者打了一个比喻:“你如果一个月给她10000或者20000元,你看她愿不愿意来?”确实如李华筠所说,女足工资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样导致很多队员练到中途就退出来。丹也正是认为女足收入太低,在自己的出成绩的黄金年龄退出了足球领域。

其实,记者了解到确实有不少现役球员待遇还不如“丹摆地摊”。有的队员买不起卫生巾,有的交不起电话费,一年只有一套队服可穿,球队打客场坐火车,住招待所,平时伙食也差到有肉星就算荤菜,有的队员在训练间隙捡训练场边的矿泉水瓶供妹妹上学。更困难的是,球员退役之后,没文化,没技能,倒留下了一身伤病,因此找不到工作还找不到对象。前女足队长王坤,在当打之年由于伤病退役,年纪轻轻的她成了“北漂”,退役一年了,仍然没找到工作。王坤曾担任过国家队队长,因此退役之后的生活多少受到了关注。然而还有那么多没有当过国家队队长,甚至没进入过国家队的球员,她们的遭遇,根本没有人关注。

1999年短暂的辉煌过后,女足一直处于下滑轨道中,踢球的队员越来越少,国家队的待遇也一直没有提高。后来,有些实力较好的球员宁愿参加全运队的训练和比赛,也不太想到国家队效力。原因很简单,在全运队,最起码不会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发愁。谢亚龙时代,为了刺激女足的积极性,把女足国家队、国青队和国少队大赛的奖金提高到和男足持平,并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的批复,即女足国家队获得亚洲杯冠军,奖金为200万;女青获得亚青赛冠军,奖金为80万。在提高女足训练津贴等的同时,韦迪时代的奖金政策,沿用此前相关的规定。此前,女足国家队参加各类A级比赛,有赢球奖金,每场10万左右。今后,中国足协将适当提高女足的赢球奖金,提高女足球员的积极性。相关人士表示,“听说中超球队赢一场球就有60万甚至100万,一个球员一场下来可能会拿到四万甚至六七万,和他们相比,女足球员的收入真是太低了。”

女足状况不佳,韦迪迅速做出反应――津贴翻倍、由原来每天100元提升到200元,比男足国家队员还高出50元;上各类保险、解决害怕受伤等后顾之忧;按照对手世界排名、适度提高赢球奖金。

说到女足姑娘的收入,李华筠告诉记者,日本女足队员的年收入是100万元人民币,中国女足队员无法和她们比。“这几年,日本的男女足发展很快,靠的就是资金的投入。我觉得我们国家女足的培养模式应该向江苏女足学习。江苏用十年时间,打造出非常完善的四级梯队建设,这靠的是江苏省政府的支持,各市都有专人专项抓女足。其实梯队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一线队伍成绩的好坏。江苏二队是第十一届全运会冠军,她们光二队就是20多号人,加上一线的30多人,一共50多人,参加比赛选择余地就大。”李华筠很羡慕江苏的女足状况,他说,去年江苏队夺得了全国女超联赛冠军,未来几年内,江苏女足在国内都会处于领军位置。

好端端的一个球员就这样浪费了,这就是我们的转会制度不完善啊,女足姑娘市场本来就不好,市场的不流通导致好苗子过早夭折。

如今,男足转会制度已经向国际接轨。去年,周海滨的成功转会出人意料,所有人都认为中国足球的转会制度是一堵厚厚的墙,中国球员想要突破30个月的限制将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甚至是代价,但周海滨最终只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就令困扰了中国球员数年的最大困难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中国足协最终也默认了中国球员在国际转会方面将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来操作。

但是女足转会制度始终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李华筠来到杭州西子女足后,一直在忙于队伍建设――招生。长春有个国脚叫郭月,身高1米80,是85、86年龄段的,属于强力中锋,在多曼斯基和伊丽莎白两位洋帅时代很受重用。这个年龄在李华筠看来正是成熟期,也是出成绩的最佳时间。郭月曾去年上半年自费前往美国试训一个多月,归来后一直情绪不高。经过一段调整之后,她向俱乐部提出了退役的要求,退役后,开了一家咖啡店。李华筠想把她引进过来,但是长春方面不同意。“人家的态度是队员可以不踢球,但是想转会是绝对不可能的,她已经在那边注册,如果俱乐部不放人,就不能过来。”李华筠说,市场不流通,导致好球员过早夭折,实在很可惜。

有过多次出国学习经历的李华筠,对国外培养足球球员的模式很认可。他向记者坦言,“国外都是将足球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如果他们一个队员值50元,他们会想方设法将队员卖到100元。而我们国内呢,本来一个队员可以值40、50元的,弄来弄去就变成20元了。就拿江苏为例,他们很多队员也是打不上球的,我们想花钱买他们的队员,他们就是不给,怕队员去了其他地方出成绩。”

李华筠认为,一支队伍只有多出去比赛交流,才能进步。“去年,江苏队去韩国出访,回来后,教练员和运动员都很感慨,‘看韩国队队员训练都是一种进步,更别说和他们打比赛了。’我觉得我们的队员需要多交流,现在国内女足只有三个比赛――女超联赛、锦标赛、足协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