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 对我,你究竟知道多少

不少国内观众都认为，贾樟柯代表的是“小众电影”，出现在媒体上的贾樟柯，也往往与“文艺”“关注中国社会问题”连在一起。他公开批评张艺谋、张伟平的一系列言论更为他赢得了“反商业”的名声，然而，真正聆听了贾樟柯之后，你才会发现，贾樟柯口中的自己，与传言、媒体报道中的那个他，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

“亿元票房俱乐部”――这个如今被电影界倍加推崇的标签，自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在中国内地斩获两亿票房之后，就与成功画上了等号。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陆川、宁浩在跻身这个俱乐部的同时，不仅得到了鲜花、掌声、金钱，还被赋予了“振兴中国电影”“抵御好莱坞入侵”的重担。然而，有一位我们在谈论中国电影时必定会提到的导演，却一直徘徊在这个俱乐部之外，他就是贾樟柯。这些年来，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

贾樟柯徘徊在“亿元票房俱乐部”门外的原因不言而喻，其电影在中国内地的票房不高。但是，自1998年开始的13年间，一直票房不高的贾樟柯却能不断得到投资。他共拍摄了9部长片，并获得了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内的多个国际奖项。

“反商业的导演都是神经病”

贾樟柯的导演之路，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

1998年，贾樟柯凭《小武》一举成名，这部片子未经国内审查就被送往柏林电影节参展，并最终获得青年论坛首奖。尽管该片随后在国内被禁，但他的脚步没有停止，紧接着拍摄了《站台》和《任逍遥》，这3部片子构成了他的“故乡三部曲”，西方影评人说 “贾樟柯发现了中国乡镇”。

虽然在国际上声望很高，但在国内，贾樟柯的电影一直没有摆脱被禁的命运，直到2004年，他的电影《世界》终于在国内上映。从地下走到地上，贾樟柯一口气憋了6年，终于一吐为快。他15天走完11个城市做宣传，从深圳开始，每到一处，都是以5分钟的即兴演讲开幕。《世界》女主角赵涛的话似乎很能说明贾樟柯当时的心情：“贾导一直坚持做自己的电影，现在可以证明，他没有错。”然而，有了名分并不代表成功，彼时，《世界》在国内的电影票房并不理想，媒体甚至用“惨淡”来形容当时的票房状况。

2006年岁末，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上映，在采访中，贾樟柯说出了这样的话：“拍摄再多以黄金为名字的电影，也救不了中国电影。今天的商业电影，裸表达了对金钱的崇拜，已经让中国电影丧失了思想。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在贺岁档把这种观点表达出来，表达我们的意见，关注中国电影的真实处境。”

一言既出，甚嚣尘上，贾樟柯从此被贴上了“反商业”之名。

“反商业只是别人给我贴的标签。对我来说，艺术是第二位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如今，再谈起自己身上被赋予的“反商业”调子，贾樟柯的回击干脆而决绝。事实上，他从大学时代就很清楚商业化的真正意义：“电影和其他艺术不一样，需要雄厚的资本力量做支撑。接受过系统电影教育的人都很清楚，电影是艺术，同时也是工业，反商业的导演绝对是神经病。”

贾樟柯认为，自己在商业上走出了不同于“亿元票房俱乐部”的另一条路，“我的电影在国内上映之前，已经有了6年的国际市场经验。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电影是小众的，我拥有的观众不比华人世界里任何一位导演少，至少可以排进前五位。《三峡好人》在70个国家上映，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从不喜欢传奇到做一个“传奇”

“传奇”这个词，贾樟柯本不喜欢。

一直以来，他对电影创作中通俗加传奇的套路深恶痛绝，但现在，他似乎做出了改变，他甚至在电影的片名中直接用上了“传奇”――《海上传奇》。

《海上传奇》是一部讲述上海百年变迁的纪录片。从2009年电影开拍以来，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贾樟柯从上海到台湾再到香港，采访和拍摄了100多位人物，最终用在片子里的是18个人，这18人中包括陈丹青、侯孝贤、王童、潘迪华等知名艺术家，还有杨小佛（杨杏佛之子）、杜美如（杜月笙之女）、费明仪（费穆之女）、张心漪（曾国藩之曾外孙女）等上海名人之后。

拍《海上传奇》对贾樟柯而言是一次特殊的经历。每采访完一位人物，他都会陷入其中。他承认，要了解上海这座在近现代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城市，不可避免地要找一些传奇人物，因为他们比一般的市民更知道这个城市背后发生了什么，更理解这个变迁的过程。“如果我继续拍普通人，一辈子就固守这个立场，而不去了解另外的群体，这是一种偏执。”贾樟柯说。

通俗呢？“通俗是把双刃剑……我对通俗到现在都有很大的保留和反思余地。”很明显，他的态度缓和了不少。在贾樟柯看来，通俗本身就容易传递信息，“通俗的商业电影有一个好处，当你有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时，可以很方便地普及给更多人。”贾樟柯认为，优质的商业片就是那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它用电影的手法呈现，让人们都能看懂而且爱看。他正在筹备的自己电影生涯的第一部商业大片《在清朝》，正是奔着这个目标而去的。因为要拍摄《在清朝》，贾樟柯被认为在效仿张艺谋、陈凯歌等人。对此他断然否定，“我和他们肯定是截然不同的。我的古代，特指晚清――这个现代化起点的时代。对大汉盛唐，我不感兴趣。”贾樟柯说，《在清朝》将是一个武侠版的《站台》。

钱不是问题

2009年初，媒体曾经对贾樟柯的身价进行探讨。结果是，别看贾樟柯的电影直到《世界》才有进入国内院线的机会，票房还很惨淡，但其实从《站台》开始，他融资拍电影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

《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获金狮奖之后，贾樟柯俨然成为国际电影市场的金字招牌，每拍一部电影保守估计都至少有1000万元进账。贾樟柯自己也承认：“我通过拍电影赚来的钱不比任何大片的导演少。”

现在的贾樟柯，早已经不是为了等待《世界》剧本通过审查而彻夜未眠、独自徘徊在北京冬夜长安街的小贾了，他也已经不再是商业的对抗者，甚至成为商业的宠儿。与他在《二十四城记》合作过的诗人翟永明就说过，有两三个投资商希望通过她给贾樟柯投资。他的“御用”女演员赵涛也称，现在对贾樟柯来说，钱根本不是问题，他要拍什么样的电影，都会有固定的投资打过来。

为了更好地接纳电影投资，贾樟柯甚至专门成立了影视制作公司。2000年，贾樟柯在香港成立了星汇公司，2006年，又有了内地的西河星汇。至此，贾樟柯的电影业务分别有了内地与海外的对接点。在电影艺术上的强势并没有侵占他头脑中的商业智慧，大家眼中“只爱艺术不爱赚钱”的贾樟柯，说起公司运作、商业模式来头头是道。

深入谈及公司以后的发展方向，贾樟柯的商业思路更加清晰。其形式与国内一众娱乐传媒公司如出一辙：向下游延伸，自建电影院。为此，西河星汇还在深圳、上海都拿了地。然而，自建电影院的内在动机却与众不同：“我的电影院可以不考虑盈亏，会尽量考虑放一些有价值的电影。现在这些有价值的电影的生存空间太小了，需要有人去培育。我做电影院就是拿来玩的，玩着玩着，这个市场就能玩起来。”

他的多年战友、“御用”摄影师余力为说：“这些年，要说贾樟柯有什么改变，那就是他开始去思考商业的模式。”所以，《在清朝》孕育了4年，最终采取了武侠片的形式――贾樟柯希望在商业上取得一定的成果。“武侠片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作的一种成功电影类型。我觉得武侠片还可以拍得更好，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现在，贾樟柯正在跟香港导演杜琪峰学习商业片、动作片的拍摄规律和手法。但是，虽说是武侠爱情片，这部电影的主角其实是“武术”。“从电影的主题和精神气质上来说，跟之前拍的电影是一样的，关注的始终是时代变革中人的困惑，只不过回到了清朝。”

拍了13年电影，人到四十，现在是贾樟柯比较放松的一个人生阶段。他说，自己现在的电影创作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突发式的。突发代表的是他对身处时代的敏感和冲动，这属于青春期的不顾一切，凭直觉凭感性创作，充满情绪，然后由情绪所爆发出来的想象力来完成电影。当他意识到既然时代一直处于变革中，因此自己现在要做的是沉下心来，最终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劳作式的创作。

“我对现实中变革的关注，就像种树一样，一旦有刺激给我，我就把它当成一棵树苗种下，等到这些树苗长大，我就把它们拍成电影。”贾樟柯说。

读完这段文字，或许你可以明白，

贾樟柯为什么会成为贾樟柯――胡同里的文艺青年

1993年，我来北京读书，常流连在北京那些拐弯抹角的胡同里。我读书的北京电影学院坐落在蓟门桥外，是崭新的建筑，但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都在胡同里。想在北京过艺术生活，离不开胡同。

周末，我会去美院找老乡看画。从校尉胡同出来走两步，就是美院画廊，再往前走，就是中国美术馆，晚上还可以去人艺看话剧，实在没事干就去旁边的中国书店翻翻古书。有一年，在美院看刘小东的第一个个展，看画里烟熏火燎的火锅店，看白胖子扛把气枪带儿子穿过小巷，就知道这艺术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而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接近。北新桥路口有著名的卤煮火烧，我们常在结冰的冬日“卤煮”之后，去忙蜂酒吧听摇滚，每次都能看到谢天笑摔吉他。

中央戏剧学院在东棉花胡同，我们常跟中戏93级的同学往来。我们经常骑自行车从西土城路出发，穿过新街口，从南河沿进去，掠过青砖黑瓦的胡同，去看《三姊妹》和《死无葬身之处》。我拍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时，演员需要集中排练两天，电影学院没有排练的地方，中戏倒有。他们偷偷开了排练厅，让我们在里面煞有介事地排练。

学校熄灯后，我们翻墙出去，在宽街一带的小酒馆里吃爆肚，喝二锅头，侃艺术，憧憬未来，捕捉似有似无的爱情，直到黎明到来。虽然物质贫乏，但精神世界丰富。我们喜欢互起外号，有人会叫“宽街萨特”，也有美女被称为“蒋宅口波伏娃”。彼时，新左潮流泛滥，常有穿军装、背军挎、头顶红五星的民间哲学家在天亮之时归家，不知刚过去的长夜，他和他的同志们是否刚学习完《反杜林论》。

后来，我们开始恋爱。学生时代的爱情，没多少算计，就像胡同，有的横平竖直，单纯得一眼能望到底；有的曲曲折折，不知藏了多少伤心。那年代，我们中间有很多异国恋。有人去五道口买盒打口带，就会带个日本姑娘回来；在语言学院边上吃顿烤肉，也有可能交上韩国女友。

异国情人都爱胡同，就携手找房。胡同里的房子不贵，也不难找，十几个平方，就能装下刻骨铭心的爱情。我有个朋友，在什刹海租了房子，女朋友是日本人，汉语很差，我的朋友也刚开始学日语，两个人语言不通，真不知是怎么“勾搭成奸”的。我本以为他们很快会分手，没想到两人结婚了，现在住在横滨。一次，他回来探亲，我们又在胡同里相见。他说他们两口子在日本卖玻璃，我笑了，跟他说：“你俩在胡同里的房子一年四季蒙着塑料布。”

最难忘的还是后海，那时没有这么商业，没有这么多餐馆、酒吧，有的是一片湖、一片树，清晰的四季，可以容纳理想的寂静。我们在这里读剧本，谈恋爱，相爱，分手，不远处有人在弹吉他唱摇滚。我们在这里谈政治，辩论，为沉默的土地哭泣，为陌生的人群红脸，出尽了文艺青年的洋相，这一切有胡同记得。我从不羞愧，从不后悔。

我们这些文艺青年的青春，都留在胡同里。（据《中国周刊》《英才》《可乐》相关资料整理）

1. 1998年，贾樟柯的《小武》揭开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电影年代。

2. 《任逍遥》讲述了两名少年抢劫银行的犯罪故事，以及一名少年对一位少女的迷恋。

3. 贾樟柯凭借《站台》获得第22届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球奖及最佳导演两项大奖。

4. 《世界》是贾樟柯解禁后的首部电影。影片讲述的是女舞蹈演员赵小涛与保安队长成太生之间的情感故事。贾樟柯想通过这部电影表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迷茫。

5. 《三峡好人》通过两个小人物的际遇记录了三峡巨变的历史，该片为贾樟柯赢得威尼斯金狮大奖。

1. 《海上传奇》讲述了上海百年变迁及那些繁华背后的故事，但又不仅仅局限于这座城市，贾樟柯把这个故事从他的视角里发散开来。

2. 对于《二十四城记》，贾樟柯的评价是“这部影片里有着一种来自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