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繁花》看上海弄堂

摘要：继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的《长恨歌》之后，《繁花》又一次把文学中的上海推举成一个热烈讨论的事件。本文选取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载体――弄堂，来窥视上海形象。在弄堂里呈现的市井百态，让我们看到上海这一地域性建筑对市民性格、心理、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以及由弄堂不断外延的熟人社会。作为《繁花》里叙述的一个方面，上海弄堂也是金宇澄抒写上海情怀的一种依托。

关键词：弄堂；人物叙述；熟人社会

2012年，金宇澄的《繁花》在《收获》杂志上正式发表，引起文坛的轰动。最初，这篇小说发表在“弄堂网”上，逐渐被人们关注并引起一定的反响，也是推动《繁花》问世的一大力量。正是“弄堂网”这一平台决定了《繁花》的形式、内容及审美情趣，给它的定位是“上海人讲述身边的故事”。金宇澄最初的目的不是去写一部小说，而是去记录上海人的生活，是一种上海认同、上海记忆，而作为上海叙述中的弄堂也成为了记忆中的一个意象。

1《繁花》里的弄堂情结

弄堂是最能代表上海的名片，它含着岁月的痕迹，融有都市的气息，最重要的是它藏着上海的沧桑与温情。在《繁花》里有很多描写上海老弄堂的细节与故事，作为一名“老上海”，金宇澄有着对上海的特殊情怀：“我喜欢弄堂里的那种生活和趣味，充满人的气息，也体现了上海作为不夜城的都市感”。

作者的这些弄堂情结我们在小说中是可以察觉到的，小说全篇不分段单列，通篇的白话和对话文字堆在一起，给读者造成一种过度“拥挤”的视觉感，这和上海弄堂的布局不谋而合。回归到小说的文字中，更是随处可见。

当我们翻开《繁花》，在其首页就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如果不相信，头伸出老虎窗，啊夜，层层叠叠屋顶，“本滩”的哭腔，霓虹养眼，骨碌碌转光珠，软红十丈，万花如海。六十年代广播，是纶音玉诏，奉命维谨，澹雅胜繁华，之后再现“市光”的上海夜……对面有了新房客了，窗口挂的小衣裳，眼生的，黑瓦片上面，几支白翅膀飞动。

一段描述让我们进入到上海的里弄里，去感受弄堂里的男男女女、风俗趣味，虽然是市井百态中的生活琐碎，却记录了上海人繁华中的生活原态，可以说是上海市民的基底，也是这篇小说的帷幕。拉开这帘帷幕，我们看到的是一场从中国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市民生活史。

除此之外，在小说引子里讲述了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市场偶遇陶陶卖大闸蟹时的对话，其故事场景聚焦于上海的菜市场，通过陶陶讲述弄堂女人，你来我往，挤在一起对话，特别有力量，就像上海弄堂，大家挤在一起，更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所以，读到这些段落的时候，一股沪上韵味扑面而来。

上海里弄，曾经是上海分布最广、数量最大、居住人口最多的建筑类型，是构成上海城市风貌特色的重要元素。弄堂最初来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外国在中国设租界，其内建造木板房，渐渐形成弄堂。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出现新式里弄，在《繁花》中也提到：“上海新式里弄洋房，钢窗蜡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西洋音乐还算相配，普通中式老弄堂，适合小红灯笼挂鸟笼，吹一管竹笛，运一手胡琴……”包括弄堂里家居设备的更新，新式马桶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37年，抗战爆发，市区人口急剧增加，随后出现了公寓式弄堂，这是一种集合式民居住宅，标志着上海的里弄民居建设已进入尾声。这种“挤聚而居”的特点在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论是小毛婚前所居住的大自钟鸣弄堂，还是婚后所居住的莫干山路老弄堂，都属于聚居生活。

通观全篇，《繁花》里对弄堂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宴会上。从时间分段上，我们可以结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背景，八九十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崛起，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物质生活的转变。变化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针对我们这篇小说里提到的弄堂，也就是建筑的一个变迁史，建筑样式的多样化，使上海这个大都市越来越融入国际轨道上，那么也就意味着老上海弄堂的逐渐消失。《繁花》里对弄堂的叙述不仅是上海文学中的一个典型，我们或许也可以看做是对怀旧的一种表达。

以这样一个历史空间的发展为背景，也就使《繁花》这篇小说带着一种上海叙事的意味，所以弄堂也成为上海独有的建筑标志，它和北京胡同一样不仅仅是一种地域生活的反映，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2《繁花》弄堂里的人物叙述

里弄建筑涵盖了上海人的生活，也凝结了上海人的情结。里弄内的生活复杂多样，各阶层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市民文化，并由此产生出特殊的卉堂人性格心态。

《繁花》里主要围绕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主人公的生活展开，而小毛这一人物是生活在弄堂里的典型市民。这种狭小局促的布局展示了那个年代上海拥挤的现实，也让市民学会精打细算，练就了生活智慧，如《繁花》中提到小毛娘和小毛排队买菜的情节，处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小毛家，会在这种情况下寻找最佳的生存环境。

小毛家住在大自鸣钟弄堂里，三层阁楼，底楼是弄堂理发店，这种居民区与店铺连接的方式也使当时的弄堂布局紧凑。这种紧密连接，挨邻而居的生活让彼此更加接近。小毛性格豪爽、讲义气，对感情执着、专一、浓烈。小说中描写穿梭于小街小弄的小毛，每一条巷道，他都如此熟悉。在这种大弄堂里长大的孩子，会更善于交际，有更强的生存能力。正是弄堂的这种生活环境造就了他的这种精神气质。所以，在小说的第二章提到小毛帮海德妻子银凤排队买票，他顺其自然地就与沪生、阿宝、蓓蒂相识了。

弄堂生活与弄堂的开放性，使许多个人的隐私变成了公开活动，也使个人的生活内容与社会混成了一体，这样使人与人之间的秘密变得透明。例如，在小说中小毛与银凤的，在他们看来很隐秘的行为还是加入了“被看”的行列中，即二楼爷叔早有预谋的“看”。“看”与“被看”就成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窥视在当时的生活局面下，市民妒忌、扭曲、报复，然后得到快意的变态心理。在《繁花》里，这种模式不止出现一次，以为背景的破四旧运动中，香港小姐被拉出去示众，周围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周围冷清，人人到前弄堂看热闹，一阵阵起哄声音传过来”。这种猜忌与冷漠构成的社会，除了和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也可以和当时弄堂下，人们心理不平衡的趋势联系起来。

当然，上海的弄堂也洋溢着和睦的邻里关系，前门阿婆、后门爷叔，亲密的乡邻，弄堂里的人脉，儿时的嬉闹。与冷漠相对的，这种信任与关爱也不乏其例。小毛搬到莫干山路老弄堂，二楼薛阿姨对他的百般照顾，包括沪生、阿宝去做客时忙里忙外地招呼客人。这种和谐的相处大概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邻里关系，所以也是这种近距离的生活范围让人与人之间更加的亲近。

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气质是与其所处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范围相适应的。在弄堂生活、工人阶级出身的小毛，他生活空间的存在和转移与其个人命运是紧密相连的。阿毛后来和银凤的事情败露后和春香结为夫妻，在这中间因为误会拗断和沪生、阿宝的友情，彻底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和友情世界。后来，因为汪小姐的关系又将三个主人公联系到一起，对于汪小姐的帮助，和阿宝、沪生恢复关系后的密切往来，总是被地选择。而小说在三人恢复关系后不久，小毛就离开了世界。就像他对自己的评价：“我这辈子，是空有一身武功”，反而是这样一个自认为一事无成的人道出了旁观者的清：“上流人必是虚假，下流人必是虚空”。

3弄堂里的熟人社会

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了“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熟人社会，更通俗地讲就是“小圈子”社会。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人熟是一宝。那么在《繁花》弄堂里，社会圈的扩延是否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熟人社会的形成过程？

从弄堂审视里弄里的人、事、物，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概括：一是市民的生活史，从选择住处定居，到从业再到成家。弄堂人物小毛是典型的市民代表，从小生活在大自种鸣弄堂，看惯了弄堂里的家长里短、生活琐屑，选择自己的职业再到和春香结婚。他的经历是一种普通市民的生活的反映。二是市民的生活圈，从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冲出弄堂圈便是同事，朋友的朋友等。由小毛和阿宝、沪生的相识引出主人公的出场，引出繁多人物的出现，接着便是一曲生活交响曲。三是市民的生活域，我们现在界定的这个域主要是在弄堂里，体现在居家、交友、工作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不是界限清晰的，是有很多重合处的，而构成这三个方面就可以组建成一个熟人社会。

从大自钟鸣弄堂走出的小毛，再到沪生、阿宝、蓓蒂，以及二楼银凤、爷叔等，这是集中在六七十年代，再到后来的八九十年代陶陶、梅瑞、汪小姐等人的出现，也是伴随着朋友圈的扩展。一系列的人物关系，如同一个点到一条线再到一个面，这种不断外延的人际圈，慢慢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熟人社会建立过程的反映，市民生活不是靠陌生人建立起来的，而是靠血缘、地缘、业缘建立起来的。在小说中有着繁多的人物、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我们可以用一条线来概括：亲戚邻居一恋爱工作一陌生人一转化为熟人，正是这样一条线索让我们在上海弄堂里看到一个熟人社会的逐渐形成。在弄堂之外，小说第二十八章花了很大的篇幅讲述梅瑞筹备的一个大型恳谈会，这是熟人社会的典型体现，在宴会上的各色人等几乎包括了小说后二十年讲述的所有人物，把他们汇集在一起，像是等待一场落幕。

弄堂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建筑的一个象征，对它的抒写也逐渐成了作家表达对大上海浓情的一种方式。金宇澄用《繁花》抒写“乡愁”，这里所说的乡愁是“人们对故乡，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物质环境的记忆，并由此生发的，对它存在与否的耽愁和怀念”。老房子所组成的历史空间环境，演绎着一代代人平凡而又生动的故事，使人终生难忘、无法释怀。在这一点上，在金宇澄的弄堂叙述里也是同样存在的。

弄堂是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弄堂世界没有风云变幻和灯红酒绿，有的只是家长里短、流言蜚语，是平凡琐碎的穿衣吃饭。它将上海人的生活常态展露无遗，通过这些生活小细节来呈现上海城市市民的精神。《繁花》在弄堂里通过展示亲切而纷乱的浮生世相，让这个城市变得生动有趣起来，它用许多似曾相识的故事唤起人们对一个变动时代的共同记忆，也是作者对上海记忆的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