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乐与师保――《周礼》乐官与先秦乐文化源流考述

文章编号：1003-9104（2008）05-0185-07

(注:作者简介：张国安（1964－ ），男，汉，安徽贵池人，扬州大学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先秦礼乐文化研究。

摘 要：《周礼》以乐官之长“大司乐”通掌国学之政是有历史根据的，行使《周礼》“大司乐”职能的是师保之官。师保之官与乐礼、乐教、乐官有不解之渊源。“师保制度”的形成、确立与以礼乐制度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宗法制国家的起源是一致的。

关键词:大司乐；师保；《周礼》；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Da-Siyue and Shi-Bao

――One of identifying Yue-Guan cultural sources

ZHANG Guo-an

一

《周礼》“大司乐”为乐官之长，兼掌学政。以今言之，大司乐乃以乐官的身份行周代国立大学校长的职能。

周代实施学校教育应该不成问题。《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郑国子产不毁乡校的记载，乡校亦即乡学，说明周代早就开始实施学校教育。《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有学者据甲骨文、金文资料认为：“商代贵族已有学校教育”，周代制度更加完备，“礼书所说的西周小学、大学的制度，并非出于虚构。” ［1］（p664-667）当然，与现代的学校不同，周代的大学也是天子群臣行各种礼乐之政的场所。礼乐等政事安排在学校举行，贵族子弟观摩、参与礼乐活动，这也是一种教学活动。所以周代的学校教育是行政与学政一体，政教合一。但无论如何，既然设立学校，负责学政的校长是必设的。问题在于校长是否由大司乐这样的乐官来担任，还很难断言。

俞正燮在《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 ［2］一文中认为，“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如果用这样的观点去看的话，乐官治理学政，理所当然。而事实又不尽如此。尽管礼乐是周代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但射、御等教学内容亦并非可有可无。即便以礼乐为重，在《周礼》中亦应该安排典礼之官“大宗伯”通掌学政，以只有中大夫级别的“大司乐”担此重任显然不合乎情理。

以乐官治理学政并不是《周礼》独家之言，《礼记・王制》曰：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

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天子斋戒受谏。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冢宰斋戒受质。大乐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从质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

《礼记・文王世子》曰：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龠师学戈，龠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

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

《王制》、《文王世子》述及的都是周初及早期制度。由两篇文献看来，作为天子职官，大乐正与大司乐职能相仿，只不过同官异名而已，孙诒让以为大司乐即《礼记》大乐正 ［3］，但细读材料便会发现：

1、大乐正为司徒属官，而与司马官联（《王制》2、3条）；2、从世子的教育看，大乐正又与所谓“父师”联事（《文王世子》）；3、大乐正可直通天子，地位应该很高（《王制》1、2条）。在《周礼》，大司乐与司徒之属官师氏、保氏，司马之属官司士为官联。由此可看出“大司乐”与“大乐正”同中之异。

乐正之名还可见于《吕氏春秋》、《国语》。《吕氏春秋・仲春》：“上丁，命乐正入舞舍菜”；《吕氏春秋・仲夏》：“命乐师修鼗鼙鼓”。《国语・晋语》：“赵宣子请师伐宋，召军吏而戒乐正”。此处“乐正”或即“大乐正”，“乐师”即“小乐正”。其中“乐师”名与《周礼》同。《诗》、《书》、《左传》皆不见大司乐与乐正名，在《国语》中其例亦罕见，但以师命名的乐官常见。春秋时的乐官有大师、小师之别，与《周礼》同。也有直接称“师某”例。以师相称的乐官多见于诸侯国，除晋师旷等少数大师乐官外，大多数师官，地位都很低贱。此外乐官也称“伶人”，如《左传・成公九年》所记载的郑人向晋侯所献之楚囚、《国语・周语》中的周王室乐官伶州鸠。但“伶”未必是乐官名，为乐官世姓亦有可能。伶州鸠的官职其实相当于大师。概言之，《周礼》中，以“师”为乐官类名是符合东周实际的。但仅就传世文献看，东周所有师类乐官，都很难看出与大司乐、乐正好相当。

从名义看，乐正亦即乐官之长。《左传・隐公十一年》：“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即卜官之长，亦即太卜。或许乐正与卜正一样，只是泛名，未必就是专门职官名。大司乐亦可如是观，换种说法，大司乐固为乐官之长，但并不排斥大司乐可长他官。

二

东周时期，乐官大多以师名，但称师的并不一定就是乐官。兹举两例：

（楚）穆王立，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

（《左传・文公元年》）

宣子于是乎为国政，制事典……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陀，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左传・文公六年》）

潘崇既是楚子的老师，又是宫廷卫队长。大师贾陀与大傅阳子共执晋国国政。《礼记・文王世子》曰：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立大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大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语使能也。

可见，春秋诸侯国亦行“师保”制度，此大师位居“三公”之尊。潘崇与贾陀作为大师，显然不是一般所谓的乐官。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乐官亦参与军务。由上面所举《国语・晋语》例可证。兹再举一例：

楚人伐宋以救郑……姜氏使师缙示之俘馘。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师缙是乐官。《周礼》中的乐官行军务之职事是有所据的。

师类职官是西周时期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官职之一。仅西周铭文，所发现的师类职官的材料就有一百条以上。张亚初等对这些铭文作了归类研究后发现，师官职掌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为军事长官，率领军队，参加战争。

2、为周王的禁卫部队长官。

3、为周王出入王命，巡视地方，在锡命礼中作傧右。

4、为王之司寇与司士。

5、为王管理王室事务。

6、为王管理旗帜。

7、为王任教育之事。

铭文中的师官包括“师氏”。其含义有两种：一种是指“师”的领导，与大师同义；一种是泛指军队的各级负责人及其所属士兵。［4］(p3-6)不过，说“师氏”作为“师”的领导即“大师”，还值得商榷。张、刘的结论是依《师簋》（夷王时器）得出的。《师簋》云：“王乎作册尹克册命师曰：溆诖笞螅官司丰还左右师氏。”郭沫若以为其中“大左”相当于宋国官制之左右师，师为左师 ［5］。张刘不从郭说，并认为“如果依郭说师铭文以‘官司丰还左右师氏’为句，那么师是左师、右师之长，即师地位相当于太师”。 ［4］(p19)既然师为大师，此处师氏无论理解为某一级军事单位即“军队的各级负责人及其所属士兵”，还是某一级军事单位的长官，师氏都不可能是大师级别的职官。师氏作为职官屡见于《诗》、《书》，如：《诗・小雅・十月之交》“隅维师氏”；《诗・大雅・云汉》“趋马师氏”；《书・牧誓》“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书・顾命》“师氏虎臣”。以上师氏显然是某个军事单位的长官。《周礼》有师氏职官，其职能是：

掌以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重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

依《周礼》，师氏既是行政官员、教育官员，也是军事官员。作为军官，相当于王家卫队长。铭文中掌管王家卫队的师官多见。《师酉簋》铭文云：“王呼史墙册命师酉：司乃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门夷、秦夷、京夷、夷”；《师询簋》铭文云：“今余令女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夷、师、侧新华夷、由夷、成周走亚、戌秦人、降人、伏夷。”师酉、师询为父子，作为师官所统帅的对象都是邑人、虎臣以及众多的夷族部队。其官司显然与《周礼》师氏相当，如果不能断言即为师氏，但亦可肯定是王家卫队军官。许卓云认为师酉、师询所统帅的部队乃周代军事组织中按其族类编组的特种部队。这支特种部队“除了诸夷种部队外，邑人可能指周人的常备军，虎臣则是卫士。加在一起，几乎是周王直属武力的全部或大部了。”［6］(p220-221)若许氏推断不误的话，再结合《师员簋》铭文“官司邑人、师氏”、《书・顾命》“师氏虎臣”等材料，似可以说“师氏”作为组织单位与诸夷种部队是重合的。白川静以为西周师氏是殷商后裔，编为特殊师旅。由于他们有殷商先进文明遗产，其长老也就担负了宗教圣职及周代贵族教育的工作。(注:白氏观点源自许卓云著《西周史》，见该书第225页。师氏编制包括殷商后裔以及服务于殷商的诸夷族是极有可能的。但师氏编制中的夷族并不全部源自殷商，而包括了先周就已开始的历次征服中所降周的夷人，周原甲骨文所见师氏名号就说明这一点(注:参见陈全方等著《西周甲文注》，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师氏编制包括乐官也是可以肯定的，《师酉簋》铭文中的“师”极有可能是乐官（详见笔者《四夷乐官与夷夏之辨》一文）。《周礼》中的“大司乐”机构所以庞大至极，原因就在于它从属于师氏编制。师氏的长官亦名为“师氏”，师氏未必由周人担任，但其上司为周人可能性极大。

由《师簋》铭文看，师氏有左右师氏，其上司师依张刘说即大师。杨宽先生的观点是师为大师之在左者。［7］(p527)“西周担任太师之职、称为卿士的执政大臣，同时往往有两人。成王时，太公望和周公旦同时为太师。厉王的卿士有虢公长父和荣夷公，幽王的卿士有虢公鼓和祭公敦。”［1］(p356)铭文中大师前有冠以伯仲例，如《师询簋》询自称“伯大师小子”、《柞钟》“仲大师右柞”等。西周大师有两人是可以肯定的。看来师官居左大师，是大师的副手。凡师官与大师皆有上下级关系。铭文中的“小子”即大师的部属之意。 ［8］(p84)整体上看，西周大师作为军事统帅、师官为武职殆无疑义。但见于铭文中的师官，其职掌遍及王朝军事、政治、文教等所有王朝事务，此一现象说明了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军政合一”的特点。“西周之所以会产生军政合一的政权机构，因为当时军队是征发‘国人’编制而成的，‘国人’的军队编制是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1］(p332-333)所以“邑人”、“司徒”、“司马”等都有军事职能，行政、文教官员都是军事长官。值得注意的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大师。依杨宽的研究，大师与大保，原来只是贵族家中的保育人员，是族中的长老，由此演化为专门的职官，仍具有长老监护的性质。政治上的长老监护制度，商代就已出现。西周初期，师、保掌握朝廷军政大权，并成为年少国君的监护者。 ［1］(p315-321)作为监护者的师保，其基本职能应该是教育职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礼乐教化、军事技能的培养都应该是师保的职责。既然如此，西周最有可能掌国学之政的非大师、大保莫属。这在文献也是能找到根据的，《文王世子》所谓“乐正司业，父司成”，说明“父师”参与国学事务，地位高于乐正。其实，“父师”即大师。《诗经・大雅・大明》：“维师尚父”，“师尚父”即大师姜公吕尚。《书・毕命》：“王若曰：呜呼！父师。”蔡沈《书集解》说毕公为大师，故称为父师。《诗经・大雅・常武》：“南仲大祖，大师皇父”，“大师皇父”即南仲，宣王时官为大师。

三

如果事实上认定作为“父师”的大师担任周代国学的校长，那么《周礼》以乐官之长大司乐掌国学之政，是否还有根据呢？换种说法，铭文中的大师（非《周礼》盲乐官）是否也是乐官之长呢？

在众多的有关师官的铭文材料中，能肯定与乐官有关的只有两条：《辅师簋》、《师簋》。《辅师簋》：

王在周康宫，各大室，即立。荣伯入右辅师。王呼作册尹册令，曰：更乃祖考司辅职。

《师簋》：

王在周，各于大室，即立。宰周生内右师。王呼尹氏册令师曰：师，才昔先王小学，女敏可使，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小辅。今余唯申乃令，令女司乃祖旧官小辅及鼓钟。易女叔市，金黄，赤舄，攸勒，用事。

吴大认为小辅即文献记载的少傅之官。 ［9］郭沫若则认为：“此言司辅，并称为辅师，则辅当读n，辅师即《周礼・春官》之n师也。”参见郭沫若著《辅师簋考释》，转引自张亚初、刘雨著《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若依吴说，《师簋》铭文可畅读，但尚难通读两器铭文。“辅”固然可以训为助为弼，《辅师簋》铭之“辅师”可释为“佐师”、小师即师之副手，但无法卒读师“司小辅”、“旧官小辅”之铭文。郭说释“辅”为乐器，辅师为n师较优，只是“司小辅”等仍然不好理解。本文试作圆通。初命之时,的官职为n师，也许还只是n师的副手，故称小n。但更有可能的是，“司小辅”、“旧官小辅”中的“司”、“官”皆为动词，有掌其官令的意思，所谓“小n”即小乐事之用n。据《周礼》作为n师,有“掌金奏之鼓之职”。增命再命之后，职位有所升迁，铭文谓“官小辅及鼓钟”（“鼓钟”之鼓可读为动词，但若本文释“官”不误的话，还是读为名词较优），辅师也就变成了师。可见已不必亲事金奏锺鼓，掌其官令即可。《周礼・春官》有“乐师”，下大夫。“乐师”“掌国学（小学）之政”，“教乐仪”，“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凡乐官，掌其政令，听其治讼”。《师簋》也说师执教小学有年，增命之时已是元老，秩位相当于中大夫。陈汉平据三命之命服有“叔市”推测其为中大夫。见陈汉平著《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3页。凡国之小事用乐，其职能又是掌金奏之乐令，与《周礼》乐师相同。据上推断，师极有可能就是乐师，掌管小学之政，这说明乐官掌周代国学之政不是没有可能。问题仍在于作为最高军政统帅的大师，其与乐官又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呢？从以上已有的考察看，乐官有可能从属于师氏编制，而师氏属军事单位。于是，乐官作为大师的徒属也是易于理解的，但大师与乐官是否还有更深的渊源，或者进一步说，师保之大师本来就具有乐官的性质呢？

四

《左传・襄公三十年》季武子说晋“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师旷是乐官，相当于《周礼》中的大师；叔向亦为大师，所不同者乃师保之大师。尽管两者地位悬殊，但其行政职能则有相近之处，且同以“大师”作为职官名，这是耐人寻味的。在《周礼》中，就乐教而言，大师重乐律声诗之教；而大司乐则重在乐德、乐语、乐舞之教，乐德、乐语之教与《礼记》所谓“乐正授业，父师司成”，“大司成论说在东序”是相应的，这足以说明父师即师保之大师与乐官的关联。从国学教育的意义上，可以说《周礼》中的乐官之长大司乐就是师保之大师。铭文研究已证实，乐官属师官系统，师官的最高长官即师保之大师。师官系统，就铭文反映的情况看，军官的性质最为明显。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排除本文已有的结论。因为周代早期职官制度具有军政文教不分的特点，册命金文中一官多任，初命与再命担任傧右者可为不同性质的上级官员的现象说明了这一点。本文前此推断，乐官系统，作为军事单位，属于师氏编制，并非想当然。《周礼》中师氏、保氏具有讽谏、咨度与乐教、警卫等多种职能是有根据的。而师氏编制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还参与王田的生产管理等事务，如《师簋》：“余令女死司我家司我西扁东扁，仆御、百工、牧、臣、妾。”故在《周礼》，师氏属于司徒之官。总之，师保之大师作为乐官之长是可能的。进而言之，还可以说，师保之大师本来就是乐官。大司乐的乐官性质，因帅六大舞和掌教六大舞得到突出。《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晋侯与诸侯燕于温，使诸大夫舞。”凡重大的礼仪场合，王、国君，亲事乐舞的记载屡见于礼书。周代只有贵族及其子弟才能参与重大的乐舞活动是可以肯定的，师保之大师擅长乐舞亦是情理中事。这也是师保之大师作为乐官与一般乐官区别之所在。当然，周代的师保之大师已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乐官，但从其部分职能及命名与乐官相同看，师保之大师与乐官有渊源关系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有关金文研究表明，“大师”之职官名，仅见于恭王以后。西周时期，大师多限于王官，东周大师器发现甚多，但与西周情况相反，所见多为诸侯之大师。 ［4］（p3）此种现象或许蕴涵某种历史意味，本文不拟深究。这里需要说明，西周早期铭文不见大师名，必有其因由，但并不能据此否定文献关于西周早期有位为三公的大师的记载。西周早期铭文大保的材料并不孤见，《旅鼎》（成王器）还有“公大保”之称，这无疑说明了载于文献的师保制度以及西周早期周、召、姜、毕诸公都曾官居师保的历史可信性。

师保制度并不起源于周。文献谓成汤有贤臣保衡，这已得到甲骨文的证实（参《乙》五六九五“于保”等）。保官是有商以来常设的职官。卜辞中尽管不见大师名，但“师某”之类职官亦常见，从其活动看，与周代铭文所反映的情形相似，卜辞所见师官亦多为军官。 ［10］看来，周代师保制度是因袭商代的。商代有师保之大师不是没有可能的，甲骨学界是倾向于认定商代就设有三公师保之职的。［11］（p455）那么，商代的乐官是否也属于师官系统呢？这很难从卜辞中得到直接的答案。《史记・殷本纪》有关于商之大师、少师抱祭器、乐器奔周的记载。《拾遗记・殷汤》甚至说夏时乐官曰师延者，自“设乐以来，世遵此职”。有学者以卜辞中的师官多是军职而认为，太史公的记载只是源于东周的传说。不仅商代没有作为乐官的大师，即便西周早期亦是如此。 ［4］（p4）在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之前而否定正史显然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符合治史的一般原则的。商代就有作为乐官的大师之说法不可能出之于东周人的以近例古。在先秦文献中作为乐官的大师与师保之大师并存不悖，其身份地位判然有别，并不混淆。乐官以大师为职官名，如果始于东周的话，就无法理解其与尊贵的师保之大师同名的现象。尊卑不分显然也是不符合礼乐制度的。相反只有取师保之大师源于乐官之大师的观点，才能理解这一同名现象。因此，可以说至迟在商代，乐官就以师名。

五

“师”，甲骨文作“”。关于“”之形义，有将其横看作，即山丘之竖画者；有将其侧视成形，即人之臀尻者。“故臀尻为，旅途中坐卧止息及止息之处亦为。行旅人数以军事征发所集结者最为众多，故军旅止息驻扎之引申为师众之师”。 ［12］甲骨文中还有其它形组合字，特别值得注意是（一期粹二六二）与（一期乙五二八六）两字。如果将视为山丘或臀尻之形的话，此两字字形就无法得到合理认读。为双手持举形，为以手持棍敲击形皆一目了然。山丘、臀尻岂能轻易持举敲击，笔者以为认作弓弦形最合乎情理亦不失其字形。甲骨文，逼肖故宫博物院藏刻纹燕乐画像壶及上海博物馆藏刻纹画像椭杯所刻画的弦弓。弓矢的发明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2万多年前的山西峙峪遗址发现石镞［13］，可以推想峙峪人已发明了弓箭。当然，最原始的弓箭只是弯曲柔韧性极好的竹木，借助其弹力发射石镞或弹丸而已。《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载楚之善射者陈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陈音关于弓弩发明的说法是符合人类生活历史的发生规律的。弓的发明与改进应该完成于结绳网罟时代，亦即文献所谓之伏牺时代。绳索既出，弦弓的制作才有可能。最早的弦弓也就是乐器。后世文献传说琴瑟作年，最早都是追溯到伏牺时代，不是没有根据的。关于作为乐器之弦弓的发明及其与弓矢之关系，王献唐先生有独到之见解：

绳索之制既明，以用制网，复就而结字；偶或掣以弹动，俨然作响，因又阐明为乐器……《路史》：b桑为三十六弦之琴。其言b桑，疑即约桑枝为之，制作弓形，上掣葛麻之细绠，弹以作响，略如吾乡所制之响弓及箜篌之器，非如后世之琴瑟。至弦之为数，更可随意为之，琴之长短，亦无定衡……初期琴瑟，既约桑敷索弹之，其形如弓，偶或以蓬条之属扣而射之，反振而出，因更发明弓矢。《礼》谓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古人尚武，生而上下四射，所以示其精神。然又何以用桑弧蓬矢？以原始之弓矢如此，世守其制，后虽变更，器用不改也。原始约桑为乐，及其用为弓矢，仍就原弓射之，故为桑弧。原始试射之时，或掣蓬条为之，极其用为弓矢，仍取原物为杆，故为蓬矢。可知弓矢之制，实从琴瑟演出；而古之琴瑟，正如弓形，以桑枝约制。［14］（p509-511）

王氏所言未必句句属实，如说弦弓始出便为乐器，与生产实用的动机无关，所言就很难说是历史的真相。弦弓最初应该是弹射的工具即弹弓，随之产生乐器的功用，成为弦乐器的起源，是完全可能的。西方科学史家贝尔纳就持这种观点。参见贝尔纳著、伍况甫译《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页。但王氏说弦弓生于绳索之制而又演出弓矢之制是极有见地的。甲骨文读如“师”，与丝、绳、索音近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王氏的观点。在甲骨文中与弓矢之（弓）形近，但“弓”一般省作形。相比之下，更突出绷紧的丝弦，而“弓”突出的则是弓弧的劲力。如此看来，“”确实是弦弓类的原初之弦乐器的象形。考古学证实，许多新发明的实用类工具在远古，都很快成为巫术法器，演变为权力的象征，如斧钺、鼍鼓等。弦弓自然也是这样。

弦弓发明于渔猎时代，在农耕社会应该是乐礼活动的重要乐器与法器之一，尽管这里很难给出考古学的证据，但文献传说以及文化人类学还是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吕氏春秋・古乐》载：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其五弦瑟实乃弦弓之制。此则传说显然反映了弦弓乐器的法器性质。《孟子・万章上》载：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R之。象曰：‘谟Y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

琴是乐器自不待言，干戈是兵器也是乐舞之器，~（红色的弓）为乐器不难想见。这些乐舞之器，实际的用途主要在于巫术祭祀等礼乐活动，所以也就是巫师的法器与道具。有学者指出舜之父弟杀瞬的动机不过就是争夺干戈与琴（也应该包括~）即争夺巫师的权力。［15］（p36-38）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弦弓或弓矢用作乐舞之器或法器的遗迹在今天的民族仪式乐舞中尚能找到。安徽贵池太和章村“演出傩戏前，要用竹扎一小弓箭，裹以桃红彩纸，置于台口右侧，作为镇台之物；演出结束时，趁锣鼓未停，在台的中央，先烧香一束和纸一叠，并将小弓箭置于上面焚烧，表示戏已顺利结束。”［16］演出中的弓箭崇拜仪式显然源于弓箭的法器性质。“云南彝族、傈僳族、苗族等民族为死者送葬，也以弓弩手为前导，以驱赶野兽妖魔，为死者开路。土家族丧俗‘打廪’，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弦为节。”佘仁澍原文，转引自萧兵著《傩蜡之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弦弓或弓矢在乐礼活动中充当过乐舞之器和法器是可以肯定的。

六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与昭公谈及古代官制时说：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郯子所言古代官制以颛顼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颛顼为分界所反映的文化史意义，笔者前此撰文已有所阐明，兹不赘述。这里需要阐明的是，为何设官分职被说成“为某师而某名”，换种说法也就是为何命官制度等同于命师制度。实际上，问题的答案就蕴涵在“某氏以某纪”的引文表述中。从郯子论及其高祖命官的详情细节看，所谓以某纪也就是以某种物候命官，反过来说某官掌某种物候。物候以定时，顺时以从事（人事、神事），某官掌某种物候亦即某官掌某时节或某事。凡有所官者皆可称某师，如凤鸟师、雎鸠师、爽鸠师、鹘鸠师等等。而某某师又与某某氏相应，可见命官、命师、命氏为同一制度源流。由物候之官而言，师就是有法力而通神的巫。后世传说：“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据之，亦可说巫即乐巫、乐师。由某某氏而言，师也就是某个氏族部落的酋长或巫。值得注意的是黄帝等亦以某某氏名，说明其时尚处氏族部落联盟时代。黄帝氏等亦为一个部落，只是其部落处于联盟的中心而已。此外，与其他中心部落不同的是，黄帝、炎帝氏为帝官、帝师，亦即司掌北斗或极星之官师，而非物候之官。这说明黄帝、炎帝氏开始垄断先进的天学宗教，只是此时各从属部落在联盟中尚以师官之名在联盟议事会中担任有限的神职，神权政治的均衡仍在。所谓“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 ［17］，其天道、地道之义应渊源于此。如此格局到颛顼时代就有了实质性改变。

笔者《乐礼文化・礼乐文明》拙文见童庆炳等主编《全球化语境与文化、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的相关论述表明，在乐礼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诞生了知识分子意义的巫。巫很快便成了乐礼文化的代表。乐礼文化主要是以乐舞娱神、乐神，进而沟通神明的。巫虽然因其知识与技艺而成为氏族的核心人物，但其作为巫的外在表现仍然是原始的乐舞，只是原始的乐舞已被其改造成仪式化的、具有一定符号意义的乐舞，原始的乐舞之器――弦弓亦被其垄断而成为巫术法器。巫一开始就是以乐巫的面目而为氏族领袖的，由于弦弓是其身份的象征，或许“师”就是当时巫的称名，更有可能的是中心部落之外的参与联盟事务的其它部落巫领袖的称名。正因为如此，黄帝以来的命官制度，才以师名官。甲骨文官作形，从从；“氏”之发音与“师”同，皆能触动如上之感悟。

部落联盟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战争爆发的时候，每一个成员部落都是一个军事单位，其首领乐巫或乐师理所当然地成为军事长官。由于每一位官师意味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军事编制，久而久之师也就成了最高军事单位的称谓，由此而衍生出师戌、师次、师长、师众等军事学含义。甲骨卜辞：“王作三师右中左”（粹五九七）、“在师寮卜”（佚三五九），亦暗示了师之名义演化的如上线索。右中左源于立中，位于中者自然是王、部落联盟的首领。左右者只能是其他众官师之尊者，左右尊者即大师、小师或左师、右师。其为乐巫、乐师无疑。有传说谓黄帝用雷神夔的皮甲做成夔鼓，以其骨为槌，鼓共八十面。一擂即声震五百里，连擂即声震三千八百里。 ［18］擂鼓九通蚩尤及其军丧魂落魄，终葬身于青丘。 ［19］还有传说谓夔乃东海流波山上的神兽，出入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黄帝得之，威震天下。［20］其实夔即鳄鱼，夔鼓即鼍鼓。黄帝得夔实际上是黄帝联盟得到了异姓夔部落的加盟。依郯子所言，“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夔部落有可能是太集团的成员，这反映了黄帝集团与东夷集团的融合。夔部落的首领成了黄帝的官师，也许就是大师。夔大师及其部队在与蚩尤的争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夔部落以夔纪，其首领为夔官，于是夔兽便被神话为雷神，夔鼓便被赋予了雷神的威力。夔大师之后裔夔在舜时典乐，教胄子，成了师保之大师。 ［21］

七

以上可见，最早的师官是氏族的首领即乐巫、乐师，也是部落联盟的军政官员。在部落联盟的后期，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事务日趋繁多，各部落在联盟中的地位亦有所升降浮沉，内外矛盾加剧。为了巩固集团，中心部落必须加强其凝聚力和核心地位，这也促使了颛顼时代的到来。颛顼的“绝地天通”，意味着联盟议事会制度的破坏，因为神权垄断为以姓氏家族为核心的强制性中央政权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师官职能开始分化，许多师官的神职功能被剥夺，而沦落为民事官员，甚至于一般的技术官员。当然颛顼之所为，未必意味着新制度的确立与完善，相反，还会在联盟内部引发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吕氏春秋・行论篇》说：“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竹书》云昔尧德衰，为瞬所囚。”文献传说自然不应视作空穴来风。

《汉书・盖宽饶传》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经过几百年的动荡与无序，到了禹子启，家天下的中央权力开始确立。“夏朝的国家机器，是用中央朝廷官吏的设置取代了联盟议事会，而用‘分封’或‘爵命’的宗族奴隶制方国侯伯，取代了参加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氏族部落首领。这些宗族奴隶制方国对夏中央王朝承担一定义务，从而组成以夏后氏家族为中心的同姓和异姓侯、伯的联盟。”“夏朝中央朝廷官吏主要由负责日常政务的外廷官和负责夏王日常生活事务的内廷官所组成。而地方官僚机构，即为各受封的同姓、异姓侯、伯极其政权。” ［22］（p360-361）杨宽说师保制度与原始的贵族保育制度有关，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种制度发育的条件是家族统治和家天下格局的形成。因而，可以说师保制度以及世官制度在颛顼以后就应该逐渐形成，随着夏的“分封”或“爵命”最终得到确立。

作为氏族首领的乐巫、乐师的师官在神权沦落之后，随着本部落在联盟中的地位之升降浮沉，有的在中央机构获得要职，如舜时之夔、龙，一为典乐，一为纳言， ［21］地位显赫，秩位相当于三公之师保。也有的只是以其道艺和某方面的专长，服务于中央政权，成为世守其职的技术官员。“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 ［23］，如夏朝乐官师延，自设乐以来便世守其职。师保之官在商周一般都是朝廷的最高军政长官，战时为军队的统帅，平时则担任礼乐文教的职责，地位极高。周代中期以前有关师保的铭文只见于王室似乎说明，师保制度长期不行于诸侯方国。由于师保之贤之尊，一般是不可能世袭的。师保经常有内廷大员担任。商代伊尹便为冢宰，《书・伊训》“百官总己以听冢宰”，指的就是伊尹。《书・太甲中》太甲说“既往背师保之训”，其所指也是伊尹。周代的周公旦与伊尹相仿。《艺文类聚》引《帝王世纪》说：“周公为冢宰摄政”；《书序》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师保之官尽管有些特殊，但其所具乐巫、乐师的性质，在文献中是可以找到反映的。舜时之夔已无庸多言，此处再引有关龙、伊尹、周公的文献材料以为证：

帝颛顼……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

殷汤即位……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

《修九招》、《六列》、《六英》，以见其善。

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乃荐俘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随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