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抑郁 第3期

2005年12月初，民企德州晶华集团董事长苗建中因患抑郁症在家中自缢身亡。据了解，该集团是亚洲最大的空心玻璃砖产销基地，七年间从一个作坊式旧厂发展为总资产36亿元的现代化民营企业集团。苗建中是其创始人。

与苗建中相比，今年42岁的易先生相对幸运。他是上海一家小企业的老总，一段时间以来，他觉得压力越来越大，自己没有能力应付公司事务，也无法保住大伙儿的饭碗。易先生睡眠不好，早上四五点就醒来，烦躁不堪，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目前中国抑郁症发病率平均为3％－5％，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5％－8％，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抑郁症的发病率还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赵国秋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

“我从来没有开心过”

“印象中，我从来没有开心过，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陈小姐说。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三楼治疗室里，个子高挑、面容娇好的她，显得十分安静。

“我和父母半年加起来说的话，也没有今天多。”陈小姐说。在陈小姐的记忆中，长期患有胃病的母亲一直没有工作，脾气十分不好，和奶奶的关系很紧张。当司机的父亲总是沉默，把家当作旅馆。在这个家庭中，吵架是家常便饭。

“家人对我所说的话不感兴趣，我也觉得没意思，久而久之就无话可说了。”七岁那年，母亲和奶奶为了洗脚水的冷热而大打出手，她感到不能表达的愤怒。让她更不能忍受的是，大人们一会儿把她当作出气筒，一会儿又把她当作拉拢的对象。奶奶说：“好孙女，你妈妈那样对我会遭报应的，我最疼爱你，不要理她。”妈妈说，“你是我生的，不准你对你奶奶好。”

陈小姐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孤僻，不和小朋友玩。“我还是很听家人的话，但是另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没有主见’。”她说，“我总是做了一件事情就后悔，反复地想，不停地责备自己。”

2005年7月，陈小姐从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先后面试过多家公司，10月份才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一份做文案的工作。

在同事的眼里，她只是比较内向，但她知道自己经常不能集中精力工作。在别人看来很正常的事情，对她而言却不同寻常。比如一个同事来了，该不该打招呼，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足以让陈小姐感到痛苦，“打招呼挺没意思的，但这是礼貌。”在她脑子里，总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后来她找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经过测试，她患有中度抑郁症。12月初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接受了一个月的心理治疗，医生说差不多快恢复了。

“我的网名叫梦醒江南，因为始终迷迷糊糊的，我想早点醒过来。”陈小姐说。

成功的人应该正视别人的优点

记者采访过的几个患者有个共同点，就是对成功的极度渴望及对自己的过高要求，一旦面临挫折就难以接受。

朱岩是个帅气的小伙儿，一米八左右的个头，2005年12月3日，记者在治疗室里见到他时，他侃侃而谈，十分自信，“这个礼拜我就回美国继续完成毕业设计。”他说。

但是几个月前，“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不想说话，双眉紧锁，一脸倦容，当时是非常危险的重度抑郁症。”主治医生刘义兰说。

1979年出生的朱岩，从小成绩优秀，一直生活在赞扬声中。1998年顺利考入同济大学。大学同学都是从独木桥上挤过来的，他的优秀在大学里一下子不那么明显了，他甚至感到自卑。2000年朱岩自费去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他说，希望这次用成功来获得大家的认可。

在德国，朱岩和同学交往很少，一直拼命学习，曾多次获得奖学金。2004年，即将毕业的朱岩，获得一家大型公司的资助，到美国进行长达10个月的毕业设计。他非常看重这次毕业设计，希望能有重大创新。但他最终不得不承认难以达到自己的预期。同样受资助的室友也来自中国，一位比他大五岁的博士，但比他工作得出色。

从2005年4月开始，朱岩有一个月时间一直睡不着，还不时伴有耳鸣。他觉得自己处在谷底，找不到出路，“非常害怕，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他强迫自己离开美国返回德国，但是仍然不见好转。他开始在德国约见心理医生，但是两个礼拜的预约时间让他觉得太漫长了。

2005年6月初，他回国并在私人诊所接受治疗，但情况依然越来越严重，甚至多次想到自杀。8月他来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始接受药物和心理治疗。朱岩说，他现在对书店里卖的“如何教你成功”、“怎样让大家喜欢你”等等书很反感。“我觉得成功的人应该能够正视别人的优点，发现别人的长处，善于合作。像我这样从小被宠坏了的孩子，心理成熟比较晚，承受能力也很差。这些人的心理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35岁的张女士是一家大型科研单位的工程师，从不服输的张女士，一直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没有其他兴趣爱好。因为业务出色，被单位公费选派到欧洲学习半年。

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张女士，在出国前就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准备满载而归的她，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语言关，她虽然拥有一定语言基础，但还是发现自己经常听不懂别人的话，更糟糕的是始终难以进入工作状态。张女士对自己十分失望，慢慢地她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一起来的同事后来发现她不修边幅，一个人长时间呆在房间里，才知道问题严重。单位让她回国修养。回国后的张女士被安排在家中休息。“我被遣送回国了，没脸见人了”，这种念头一直萦绕在她脑中，她几次想到自杀。最后，她竟然在马路上掐死了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女孩儿。

而发生这一切，前后不过三个月。“这下我变成了罪人，可以枪毙我了。”刘医生看到她的时候，她一直自言自语，显得十分兴奋。刘医生说，这种情况是间接自杀，她本身没有勇气自杀。

617亿的损失

一项估算是，全国人口12．5亿，按照抑郁症2．1％的患病率，约为2625万。抑郁症最严重的后果是自杀和伤害他人。

刘义兰医生说，抑郁症的发生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有关，如遗传因素，性别因素，儿童期的经历，人格因素，躯体因素，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依赖，药物因素等。青春期，更年期及老年期，这是三个相对集中的发病年龄段。

在全世界疾病的总负担里，据统计占第一位的是精神疾病，而在所有精神疾病里，抑郁症占第一位。2005年10月份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泛亚太心理卫生大会上，一份《中国抑郁症的花费研究》公布说，“抑郁症给社会和个人带来617．41亿的损失。”这个结果包含了治疗成本、照料者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损坏财产的价值、患者患病成本以及死亡代价等。

何燕玲教授是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之

一，她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她告诉《望东方周刊》，自杀是中国第五大死因，每10万人中有23．23人自杀死亡，其中因为抑郁自杀约占到40％。

抑郁情绪是人性的常态

加雷斯・奥卡拉罕，一位患重度抑郁症的爱尔兰电台主持人成功走出抑郁，他在《别了，抑郁》一书中写道，“在未来的15年，抑郁症在全球的发病率将高于癌症和艾滋病，成为严重危害我们健康的头号杀手。”

一项在深圳企业及机关年轻白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有近80％的白领心理存在中度障碍，表现包括强迫、忧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等。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忧郁、偏执、强迫。

在社会学家看来，抑郁跟人们所处的社会总是紧密相关。“抑郁症是全世界范围的病，社会快速进步的时候，由于各种因素的不协调，人们的挫折感就会产生。”复旦大学顾晓鸣教授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处在巨变中的人们产生不适应感也很自然。

在顾晓鸣教授看来，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理解抑郁症和社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对抑郁症的提出和重视，说明整个社会更关注个体的精神健康，另一方面，抑郁症并非单纯地和社会对个人造成的压力挂钩，有时和个人拥有的自由多少有关，当社会对个人约束比较少，个人自由增加的时候，抑郁症出现的几率反而比较高。顾晓鸣教授认为，正是自由，给每个人提供了自己选择的可能性，在个体解放的同时，也会让一部分人迷茫，特别是当个人没有模式可以遵循的时候。

顾晓鸣和于海教授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都强调，社会一方面应重视抑郁症，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盲目夸大。抑郁情绪是伴随着人类始终存在的，这是人性的常态。心思越敏感的人，对事物的感知就越细腻，受到的刺激可能就越大，但对人来说感情丰富并不是坏事。应将一般性的抑郁情绪和严重的抑郁症加以区分。

精神类疾病入侵

吴芳兰　张　琰

两年多来，何燕玲医生一直在为自己推迟一次约会而耿耿于怀。何燕玲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

当时一位多年未见的初中同学找到了她，希望她周五到家中去看一看自己的母亲，母亲患有重度抑郁症，但是父亲一直不允许母亲去医院救治。

何燕玲因为临时有事，就推到了下一个周二。到了周二，同学在电话里告诉她，母亲在周一凌晨5点跳楼自杀了。

“我非常后悔，因为一件小事情推迟这次约会，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何燕玲说。

许多抑郁症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根源在于社会普遍忽视精神类疾病”。

对精神类疾病的歧视

2005年12月初，记者打车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一听是精神卫生中心，司机立马流露出异样的眼神。

接受采访的几位医生表示，由于怕被误认为是疯子，大多数人对于精神类疾病心存疑虑，不愿正视自己心理上存在的问题。

2003年北京地区抑郁障碍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在北京市正式户籍的常住人口中，出现抑郁症状后从未就医的为62．9％，到综合医院就医者为31．39％，到精神科就医者最少，为5．8％，其中71．8％的人对抑郁症相关知识缺乏了解。

前文提到的那位任某企业老总的易先生，去医院就诊的过程也非常偶然――易太太带着12岁的儿子来看医生，因为儿子不爱学习，在家里发脾气砸东西，甚至拿菜刀砍人。在何燕玲医生分析病情的时候，易太太突然说自己的丈夫好像情况更严重，何燕玲于是建议她丈夫也来看医生。

后来的事实表明，易先生当时的症状确实已经很严重了。易先生在诉说自己的情况时，突然痛哭起来。一旁的易太太却大声骂道：“你这个无能鬼，就知道哭!”

“我当时心十分痛，这是典型的抑郁症患者，但是家人根本不知道，甚至也不理解。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何燕玲说，大多数抑郁病人不能专心工作，他们关上门，却不做事情。

对精神类疾病的歧视是个普遍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几乎三分之二的精神疾病患者从不去看医生。究其原因，主要是怕影响声誉，遭受歧视、冷漠等，这些观念阻碍了他们的治疗。

治疗的薄弱

在产房，一名产妇拿起护士剪纱布的剪刀，开始割自己的手腕，护士一把夺去了剪刀，然后去找纱布准备给病人包扎伤口。在这个空隙，产妇跳楼自杀了。这是典型的产后抑郁症，但是护士并不清楚，也没有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最后酿成惨剧。

“这样的悲剧本可以避免，但是很多人对抑郁症认识不够，甚至包括医生。”何燕玲说。

由于抑郁症的病症常常被躯体的病痛和精神上的焦虑所掩盖；9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项针对综合医院就诊者的心理障碍调查中发现，患抑郁症和恶劣心境者达12．5％，但识别率平均为55．6％，上海的识别率为21％，远远低于国外水平。

中华医学会对2400名就诊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焦虑普遍存在于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心血管科和消化科病人中，其发生率高达20％－25％。

“心理科的医生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训。”刘义兰医生说。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拥有心理咨询师85名，而能够为抑郁症患者提供心理治疗的只有20名医生。“他们从医学院毕业后，要接受五年的临床工作，然后要经过三年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培训，并经过考核，即要经过八年，才能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

“中国的心理医生仅有一万多人。在美国，心理医生与总人口的比例约为千分之一，我们的比例则是万分之一。”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赵国秋表示出他的担忧。

专家认为，抑郁症的治疗并不复杂。赵国秋说，就当前的国情来说，对心理医生的培养要分层进行。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培养心理卫生的专家，这个周期比较长，另一方面，也要培养更多的从事心理卫生的一般工作人员，他们要做的是一个普及性的工作，这个培养周期相对来说就要短一些，也能满足更多的社会需求。

赵国秋也提到在心理卫生治疗领域存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心理咨询门诊，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资质，还有一些自称为“心理大师”的人，纯粹就是骗子。赵国秋认为，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对心理医生的需求量很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心理问题的基本认识不足。

构建和谐心理

抑郁症正在成为世界问题。纽约城市健康委员一位官员曾说：“抑郁是纽约头号疾病。”

面对这种现状，不少国家缺少必要的政策、计划和措施。世界卫生组织对185个国家所做的调查表明，41％的国家既没有精神健康政策，也没有在初级医疗中建立能对那些严重病症进行医治的治疗中心。另外，25％的国家缺少相应的立法，28％的国家没有这方面的独立预算。

“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精神卫生服务延伸，仅靠现有的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是远远不够的，要加大对综合医院精神卫生工作的力度，并应延伸到社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马弘告诉《望东方周刊》。她同时表示，中国现在比较重视精神卫生工作，卫生部也正在加大落实2004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目前我们国家从事精神卫生事业的机构，很多都是学术团体，而不是政府行为。政府性质的心理卫生干预中心在中国还很少。”赵国秋说，他同时也是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他介绍说，杭州市政府已经把精神卫生问题纳入到精神文明建设中来，建立了以“市区、街道、乡镇”三级联合的精神卫生防御体系。

“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做的就是每个人心理的和谐，因为心理决定着行动。”赵国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