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躁动

摘要：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都是以一种“语言反叛”的先锋姿态登上文坛。相对于朦胧诗所引发的喧哗效应，“第三代诗歌”的表现就仿佛是躁动不安。本文试图从二者的语言风格入手，比较两个诗潮所引发的不同的读者接受效应。

关键词：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语言风格；读者接受

中图分类号：I22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019-02

《今天》的朦胧诗为80年代的当代诗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并且被逐步确立为新时期的诗歌传统。从有别于当代前三十年诗歌主流的“异端”思潮到成为当代诗歌复兴的标志，一路走来其间除去朦胧诗人自身的努力之外，还有赖于文学界和整个社会的回应。从这一新的诗潮浮出地表开始，对于朦胧诗“懂”与“不懂”，“古怪”与“不古怪”的争论持续不休。然而就在这一声一浪的文学论争中朦胧诗的影响迅速扩大，逐渐确立了它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时期的地位。

“朦胧诗”本就是一个贬义的命名，其“朦胧的飘忽不定的形象, 闪烁的怪诞的思想, 扑朔迷离的诗意,不可捉摸的让人不懂的诗句”①曾一度让一些沉不住气的批评者急着要出来“采取行动”加以“引导”②。1980年4月在南宁召开的以新诗现状和展望为主题的“全国诗歌研讨会上”，朦胧诗人的创作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南宁会议后不久，那些将在朦胧诗人的创作中看到了当代新诗繁荣前景的评论家们开始撰写文章支持这一诗歌潮流，其中“三个崛起”③的文章将朦胧诗的出现视为一种新的崛起的美学原则。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定性，无疑是对朦胧诗的艺术尝试给予的最大肯定。对于朦胧诗这样带有先锋意味的文学思潮，在其转化为常态和主流的过程中，读者的接受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朦胧诗最初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因为它十分的晦涩和怪癖的语言让人似懂非懂，半懂不懂。对于这样的阅读体验，前文已提到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读者反应：惶惶不安的诗评家认为诗歌要出乱子了，而心怀希望的批评家却看到了新诗的未来。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先锋意味的文学思潮一直都是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文学态度出现，使文学与社会发生一种裂变，发生一种强烈的撞击。④在之后的文学史沉淀中，朦胧诗作为一种先锋文学的意义开始逐渐显现，特别是“突破了当代诗歌语言、想象模式的变革，给后继者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经验。”⑤所谓“当代诗歌语言、想象模式的变革”，就是表现于某种程度的“语言反叛”。与上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语言相比，朦胧诗在写作上表现出对个体精神价值的强调，拒绝了所谓的透明度，也就拒绝了与单一的符号系统的合作。⑥对于个人化的语言与写作的重拾使得朦胧诗人在诗艺的选择上反抗传统，大胆创新。

在当代诗歌中较少出现的象征、暗示、通感、隐喻的手法，被朦胧诗人大量地运用在诗歌创作之中从而将情感凝练成为一种语言符号。任何符号所包括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一种约定的关系，约定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约定，一种是社会约定。⑦文学的语言符号也不例外，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也一直都在两种约定之间摆动。在上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文学语言更加突出二者之间的社会约定，而制造出口号式标语化的诗歌话语。朦胧诗人的“语言反叛”更多是体现在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间个人约定的突出。个人情感的表达通过象征、暗示、隐喻的手法使得语言符号的意义在其所指的某种思想内涵和意义的传达中创生出全新的诗意。虽然这些新的诗意在当时看来朦胧而晦涩，但直接给读者带来了久违的“陌生”感。正如顾城的《一代人》，诗歌中色彩的明暗对比以及“黑暗”与“光明”的搏斗，都是置于“我”的行动之下，强调是“我”，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信心与勇气也代表了那一代人对于未来的想象。当这样一种相信未来的情感，不再是以一种直白的标语或口号的形式表现的时候，读者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就历经了一个适应“陌生”的过程。

符号学将文学创作视为是一个编码的过程，而接受美学也认为读者为了阅读必须熟悉一部特定作品所运用的种种代码。但是支配文学作品完成编码的种种代码却与读者用以解释作品的种种代码不同。两种代码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引起文学批评的差异，进而引发激烈的文学论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朦胧诗所激起的喧哗景观，正是这种差异引起的。但是“往往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会迫使读者对于自己习以为常的种种代码和种种期待产生一种崭新的批判意识。它们不仅不加强我们的种种既成认识，反而违反或越出这些标准的认识方式，从而教给我们那些新的理解代码。”⑧因此，朦胧诗引发喧哗之后，逐渐地使我们适应了它语言的表达方式，并成为了公认的“美学原则”。

面对朦胧诗人产生的喧哗效应，新生代们高喊着“打倒舒婷”、“pass 北岛”的口号，利用《深圳青年》和《诗歌报》（安徽合肥）联手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制造出与朦胧诗相断裂的景观。割裂传统，创生新意，这似乎是先锋文学一贯的手法与姿态。然而当朦胧诗人因此而大获全胜之时，新生代们是否也能借此成功突围，开辟新的诗艺领域。

诗歌的语言风格与读者的接受反应共同制造的喧哗效应，是朦胧诗留给当代文学史的一道亮丽风景。对新诗仍然热衷的年轻一代虽沐浴在朦胧诗的“春风”之中，却还试图用双手去描绘属于自己的“春天”。1986年的“现代诗群大展”是他们集体亮相的时刻，但却事与愿违。时过境迁的历史境遇已经无法给他们提供复制“喧哗”的时代背景，一阵喧闹之后，转入了长久的躁动。

90年代开始的文学边缘化，在诗歌领域得到了更早的体现。“第三代诗人”以反抗朦胧诗人的姿态登上文坛，他们的“反叛”之路其实要比朦胧诗人走得更加偏激，它直接举起的是一面“反文化”的大旗。在“第三代诗人”看来“所谓‘文化’在赋予我们理性的同时，也把我们生命原本的模样和无限可能性遮盖了，它让我们把外在世界惯性地看成、感受成文化中描绘的那样，我们的生命在不断‘被’文化、理性化、秩序化、绝对化、中心化中走向终结。所以，他们试图以一种崭新的言说方式来冲击这个古老诗国的诗学审美规范，让诗歌回到人的心灵，进入‘非文化’的领域。”⑨这种“崭新的言说方式”就是诗歌语言的口语化表达。口语化的变革步伐首先从“反意象”开始。诗歌的意象表达在朦胧诗人的手里已经被勾勒和描绘得非常突出，而“第三代诗人”的动作却是抽离掉传统意象中“意”的部分仅留下了“象”的描绘。因此对于世间万象的书写便流入了一种口语化的述说。“反崇高”是诗歌语言口语化的进一步实践。在“第三代诗歌”中已经难见朦胧诗人那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平凡生活中的真实体验逐渐代替了朦胧诗中的精神歌唱。正如于坚的诗歌《尚义街六号》，诗中那代人的凡俗生活在字里行间的铺排中流淌开来。一字一句仅对它所描绘的经验负责而没有过多的衍生，绝不会像顾城笔下的《一代人》那样字句之间还可看到未来的相貌。“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化选择是希望可以将诗歌拉回生活，回到平民，展现真实的人与世界。

回到生活、回到平民的愿望似乎没有在读者的阅读中实现。就读者的接受来说，对于“第三代诗歌”的反应就不如朦胧诗般喧哗。诚然影响读者评价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与朦胧诗人一样，同样是采取了语言革新的“第三代诗人”所选择的语言策略也许就是问题的关键。口语化的“反意象”与“反崇高”的语言策略使得诗歌拥有了真正地拥抱生活的可能。然而，当读者看到自己的生活被原封不动地搬上纸张之时，在诗歌中读者已经找寻不到追问生活的答案。就像批评家伊塞尔认为的那样，阅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使我们产生更深刻的自我意识，促使我们更加批判地观察自己的种种认同。”⑩在“第三代诗歌”的语言系统中，诗歌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延续了朦胧诗人所选择的个人约定的关系，但是在语言符号所指的指向上，第三代诗人却回到了社会约定的道路，所以在他们的诗歌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意象”就是生活中事物最习以为常的意义。他们回避了朦胧诗人在诗歌语言所指上所坚持的个人化的意义延伸，并以回归社会的约定俗成来完成语言口语化的坚持。因此，在这样的阅读活动中，读者那些习以为常的假定并没有受到作品陌生化和对象化的挑战；那些假定也没有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得到修订。

“当诗歌走到一个‘边缘’，它会发现那里正是它本来的位置。”{11} “在大众无动于衷的地方，诗歌仍会得到某些人的厚爱。”{12}告别了朦胧诗所带来的“集体”喧哗，“第三代诗歌”致力于引发一场“个别”的躁动。虽然口语化的写作方式将诗歌从朦胧拉回现实，但是它依旧是站在高处的歌唱。不同于朦胧诗引发的同声高歌，“第三代诗歌”触发的是对于自我生活的内省，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物象中堆砌的是生活的原貌，而引发的却是读者对于生存的沉默思考。虽然这种思考会因“答案”的不明而躁动不安，但脱离了喧哗的声浪却留住了个体的声音。

注释：

①丁慨然.“新的崛起”及其他――与谢冕同志商榷.载《诗探索》,1980年01期.

②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载《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③“三个崛起”是指，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因为三篇文章在标题上都是用“崛起”这个词，便被成为“三个崛起”.

④陈思和.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

⑤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⑥参见刘禾.持灯的使者・编者的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⑧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⑨杨扬.“第三代诗”的反文化特征及其影响.载《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

⑩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11}参见王家新.回答四十个问题.

{12}翟永明.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称之为一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陈思和.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

[3]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杨扬.“第三代诗”的反文化特征及其影响.载《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

[5]魏慧.论第三代诗的语言策略.载《诗探索》 199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