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州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

【摘要】耕地这一生态系统对水土保持、生态调节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是人类生存发展重要的物质资源，也是人类参与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耕地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农户作为耕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耕地生态保护中的重要部分。本文从农户的受偿意愿为视角切入，分析并测算农户愿意接受补偿额度多少差异的因素，并结合耕地生态补偿现状，借鉴国外经验，对补偿金额进行合理测算，并得出一个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与对策。

【关键词】耕地生态补偿；受偿意愿；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

耕地不仅是人类参与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也是生态保护中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几乎都是以环境污染加剧和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以及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近年来这种污染所带来的恶果日益严重。据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官网上的数据显示，湖北全省耕地总面积仅有7984.5万亩，人均耕地1.30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2亩。在本就极其紧张的耕地资源中，农户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以增加产量，耕地污染极其严重，这对保住湖北省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耕地生态补偿机制不断推进，但农户在耕地生态补偿问题上在补偿标准与收益还存在着较大的矛盾，补偿机制中出现了诸多发展瓶颈。据此，学者和部门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补偿模式和补偿方式，缺乏对农户受偿意愿的定量分析。例如，赵凯提出了“三级三循环”的补偿模式，给我国切实推进耕地生态补偿提出了理论依据；蔡银莺等认为应设立相关的激励措施来配合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李晓光引入了时间因子和风险因子的影响，采用机会成本法探讨了生态补偿的标准；王兴杰等人认为应该把受益者的收益与受损者承受的成本作为衡量生态补偿对标准；马爱慧等人使用CVM模型对城乡、城镇居民和单纯的农户意愿进行定性分析，得出政府提出的补偿标准为3354.75-8367.00元/（・年），而居民对于农田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为3351.53-7277.25元/（・年）。政府方面，在2013年4月26日，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徐绍史在向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作出的《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明确的肯定了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我国生态补偿工作情况中的成就和不足之处。国务院在国家高度对生态补偿做出了一系列指导，这也极大的刺激了我国生态补偿的研究。但是，在我国专家学者的研究中，对当前我国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都不是很丰富。李文华等虽然将生态要素补偿进行了一定程度额划分，但是依然没有能够明确的将耕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生态要素来进行补偿。

由于中国的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耕地的监控体系等配套设施还不是十分完整。国外对于耕地生态补偿的实践和理论值得我们借鉴：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政府为推进耕地生态补偿计划或者项目的实施，实现耕地生态补偿的目标，一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因此给当地居民造成的损失提供较为合理的经济补偿，采取税收优惠或农业补贴激励措施。如德国通过立法对处于水源保护区的农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的行为给予经济补偿。瑞士政府采取与农户签订合同的方式，根据农户减少化肥农药的数量给予对应数额的补偿。然而，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激励措施出台，一些政策性的法规才刚刚起步，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推广。由于生态补偿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民的经济收益，因此补偿的力度关系到制度的激励效果，一个相对较合理的经济补偿也是政策得以达到预期目的的基本条件。在衡量土地价值方面，西方学者认为，耕地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可以数字化计量的市场价值，同时还提供了生态涵养等非市场价值，因此要真正的核算耕地所具有的的价值，必须要科学、合理地评估耕地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形成完整的资源成本核算体系。为了量化非市场价值，科学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评估方法，如CVM条件评估法和成本评估法。

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不能在利益与生态保护之间进行有效的权衡，农民权益不能得到保障。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农户受偿意愿、权益保障与相关政策提出、机制完善。基于此，本文以湖北省恩施市为实证，以恩施市285户农户的调查样本为基础，从耕地生态补偿中瓶颈问题农户受偿意愿为视角，在调查时采用CVM（条件评估方法）作为询价方式，询问农户在对耕地不同化肥―农药使用限制条件下的耕地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及最低受偿额度。

1 研究区域概况

恩施市地处鄂西南山区，位于湖北省西南端，云贵高原东延武陵山余脉与大巴山之间。东接宜昌市，南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邻重庆万州区，西连重庆黔江地区，东北端连神农架林区。全州以山地为主。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17.3%，林地面积占58.5%，多样化的土地类型适宜多种植物生长。从生态区位上看，恩施自治州为鄂西林海，是长江中上游交接点，同时，它也是重要支流清江的源头，在保持水土、生态防护和控制污染方面对长江中下游具有生态源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实证分析就以恩施州为例证。

2 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文运用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采用面对面调查的方式，由小组成员于2015年7-8月在恩施州进行了针对户主的实地调查。结合实际的调研，我们选取了耕地分布较多的建始、巴东、宣恩县等地，问卷设计尽量采用通俗的语言，遵循从易到难的原则，让受访者能尽快的理解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受访者对当前农药的使用带来环境污染的感知程度；（2）被访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是否在外打工等；（3）被访者是否愿意少使用化肥农药，若愿意，补偿由此带来的损失说愿意接受的最小额度。样本发放总数为231份，最后有效问卷为189份，回收率为81.81%。

3 结果与分析

3.1 受访者的基本特征

受访者的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总数、平均年收入、经营耕地数量等。有效问卷与实际情况大致相符，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2 受访者对耕地生态环境的认知情况

据统计的调查结果显示，回收的189份有效问卷中，我们发现农户的受偿意愿与其对耕地生态环境的认知情况有着显著的联系。认知意愿越高，受偿意愿也越高，说明农户在对生态保护着方面需要清晰的利益补偿来激励。调查结果显示如下：（1）有受偿意愿的农户为127户，占67.19%；没有受偿意愿的农户为62户，占32.81%。数据表明有支持意愿的农户占到了绝大多数。（2）在有受偿意愿的农户中，非常同意耕地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占52.79%，有点同意耕地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占12.14%，有点不同意耕地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占18.27%，既不反对也不同意耕地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占9.33%，非常不同意耕地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占7.47%。数据表明受访者对耕地生态环境的认可度较高的比率高于认知程度较低的比率，这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受访者认知程度的高低与受偿意愿之间有极大的联系。

4 基于受偿意愿视角下恩施州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

4.1 农户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的受访者的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平均年收入、经营耕地数量等。（1）性别，受访者中男性占59.61%，女性占30.39%；（2）年龄，受访者中小于20岁的占2.5%，20～30岁的占15.60%，30～40岁的占31.62%，40～50岁的占35.46%，50岁以上的占14.82%；（3）受教育程度中，未受过任何教育者占11.27%，小学毕业占40.88%，初中毕业占42.66%，高中以上的占5.19%；（4）平均年收入，农户家庭年收入低于4000元的占16.23%，4000～6000元占23.66%，6000～8000元占20.11%，8000～10000元占19.22%，10000元以上占20.78%；（5）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在两亩以下占9.23%，2～4亩占20.66%，4～6亩占40.91%，7～8亩占35.12%，8～10亩占12.15%，10亩以上占6.23%。样本的符合正太分布，说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4.2 农户受偿意愿分析

根据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农户对耕地生态补偿额度可用调查所得的189份有效样本获得，我们可以对样本结果加总求其加权平均值，从而得到农户最低受偿标准。公式如下：

EWAT=∑X1P1

式中：EWAT表示农户平均受偿意愿；X1表示单个样本的WTA值；1表示单个样本的相对频率。

问卷中设计假定耕地生产中化肥―农药的使用限制条件有8类：（1）化肥使用量减少50%（N1）；（2）农药使用量减少50%（N2）；（3）化肥使用量减少100%（N3）；（4）农药使用量减少100%（N4）；（5）化肥农药均减少50%（N5）；（6）化肥减少50%，农药减少100%；（7）化肥减少100%，农药减少50%；（8）化肥农药均减少100%。表4中的数据显示：随着限制条件的加深，农户受偿意愿的标准加深，但没有明显的规律变化。

不同限制条件下农户受偿意愿影响因素主要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平均年收入、耕地面积。在不同的限制条件下，各影响因素也会不同，具体表现在：（1）在性别上，男性的受偿意愿明显高于女性；（2）在年龄上，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户的受偿意愿由于种种原因也随之增加；（3）在受教育程度上，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农户的受偿意愿也随之提高；（4）在平均年收入上，受偿意愿随着平均年收入的提高而提高；（5）在耕地面积上，随着农户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增加，受偿意愿反而随之降低。

5 结论

本文主要基于农户受偿意愿视角，对恩施州农户受偿意愿补偿标准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1）67.19%的农户有受偿意愿，且这部分有受偿意愿的农户中，52.79%农户都认为实施耕地生态补偿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有着积极正面的认知；（2）不同限制条件下农户受偿意愿额度平均值介于289.33～523.78元/亩之间，且不同限制条件下农户受偿意愿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平均年收入、耕地面积因素的影响；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发展对策：

（1）政府应该在农村加大对耕地生态补偿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素质，强化其环保意识；

（2）建立相关的土地检测体系，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的施用量，保护耕地，提高耕地土壤质量；

（3）制定补偿标准时应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土地情况、经济发展状况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形成一套常态化、规范化、法制化、程序化、操作性强、可持续发展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牛海鹏，王文龙，张安录.基于CVM的耕地保护外部性估算与检验[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4，12：1498-1508

[2]余亮亮，蔡银莺.生态功能区域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分析――以湖北省麻城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5，01：134-140

[3]邓远建，肖锐，严立冬.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的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01：120-126

[4]刘加林，周发明，刘辛田，邓远建.生态资本运营机制探讨――基于生态补偿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5，14：210-213

[5]田苗，严立冬，邓远建，袁浩.绿色农业生态补偿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J].南方农业学报，2012，11：1789-1792

[6]马爱慧，蔡银莺，张安录.耕地生态补偿实践与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11，08：2321-2330

[7]马爱慧，蔡银莺，张安录.基于土地优化配置模型的耕地生态补偿框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0：97-102

[8]游和远，吴次芳，杨培建，黄磊.耕地数量补偿的生态效率有效性分析[J].国土资源情报，2012，01：39-45

[9]马爱慧，蔡银莺，张安录.耕地生态补偿相关利益群体博弈分析与解决路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07：114-119

[10]魏巧巧.区域耕地生态价值补偿测算及运行机制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11]刘尊梅，韩学平.基于生态补偿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构建[J].商业研究，2010，10：141-144

[12]张飞，孙爱军，孔伟.生态补偿视角下的耕地保护[J].生态经济（学术版），2009，02：93-95

[13]吴泽斌.耕地保护利益冲突及其管理研究[D].浙江大学，2011

[14]覃洁，秦成，周慧杰，赵保华.基于生态承载力供需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广西耕地生态补偿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6，03：77-81，86

[15]高汉琦，牛海鹏，方国友，梅泽勇.基于CVM多情景下的耕地生态效益农户支付/受偿意愿分析――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1，11：2116-2123

[16]魏玲，望晓东.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与支付意愿调查分析――以武汉市为例[J].农业经济，2014，01：85-87

[17]邓远建，肖锐，严立冬.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的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01：120-126

[18]刘向华.基于农业生态服务价值内涵的耕地资源社会价值探析――以河南省为例[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5，03：319-326

[19]邓远建.绿色转型视角下生态资本运营的激励机制研究[A].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12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第一卷）[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