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向东访谈录

时间:2022-10-14 04:44:39

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汽车海归,从无到有创建广汽研究院,传祺品牌车型逐步壮大,他功不可没。这一路,他如何走来?

“您最早对汽车的认识是什么样的?”面对《汽车商业评论》记者这样的提问,身为广汽研究院院长的黄向东回答说:“开拖拉机也有一种越野感。”

在1950年代~1960年代,黄向东在中国能看到的,还是多半生产于苏联、东欧的汽车。在上山下乡的年代,他开上了拖拉机,但这已令他感到兴奋。

这位在武汉长大的汽车人是武汉大学77级的大学生,主修工程机械。毕业后他前往西安理工大学的前身陕西工业大学,成为一位教师。

1985年,他赴都灵攻读博士学位,主要领域是车辆系统动力学。由此,他成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汽车人中,最早一批的海外留学者。也正是在那时,隐隐埋下了他在今日与广汽自主品牌的缘分。

1980年代,中国的汽车工业百废待兴,而作为欧洲最大的汽车产地与世界设计之都,都灵有着培育汽车技术人才得天独厚的土壤,作为欧洲汽车巨头之一的菲亚特的总部就设于此。黄向东的博士研究课题也一直是在菲亚特进行。

1989年毕业后,黄向东留在了菲亚特工作。1991年,受“熊猫汽车”项目的诱惑,他决定归国。

“熊猫汽车”项目如今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而在1987年,它曾一度被众人寄予厚望。当时,美国熊猫集团希望在中国大陆发展整车项目,决定在大亚湾办厂。中美双方很快就开始谈判,并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当时的国家汽车产业政策成了一条迈不过的坎。

国家不让整车项目上马,只能搞零配件。后来政府要求熊猫汽车的产品全部外销,经多次协商敲定,中国政府答应熊猫汽车可在国内销售30%的产品,但是不能通过发文的形式公布。美国方面对此难以接受。

期待在“熊猫汽车”项目上一展身手的黄向东,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在华南师范大学一边任教一边观察熊猫汽车的发展。熊猫项目最终破产,黄随后一直在学校里任教,并做科研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广汽有过接触,为广汽本田项目做过技术顾问。

直到2004年,看重其能力的广汽领导为发展自主品牌招揽“英雄”时,动员了已是交通学院副院长的黄向东的上级领导,将黄“从学校里赶到了广汽”。实际上,彼时的他并不想去广汽集团,原因是“不清楚广汽有多大决心以及对自主品牌有何发展规划”。

如今,业内看到了黄向东所领导的广汽研究院的建设,以及自主品牌传祺轿车的发展壮大。回顾往昔,黄向东坦言自己“一直想干实业”。而也正是怀着建设中国汽车产业的心,黄与今日诸多活跃在汽车产业的海归们一样,选择了回国扶持本土汽车。

一路走来,对于“什么是汽车”、“如何建设自主品牌”、“本土研发往何处去”等一系列关乎中国汽车产业命运的话题,黄向东有着其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感触。

马年春节刚尽,广州还下着寒冷冬雨,《汽车商业评论》来到广州番禺的广汽研究院。以下为黄向东接受《汽车商业评论》独家专访节录,勾画出一个鲜为人知的广汽研究院院长。

“晚了也要干”

《汽车商业评论》:为什么想要去都灵研究汽车?

黄向东: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从小我就喜欢画汽车,三维的那种。小学或者初中时,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国外关于汽车方面的资料介绍,内容虽然不多,但是其中介绍意大利汽车设计的相关内容特别吸引我。我觉得要是学汽车设计会很有意思。

在这期间参与了哪些研发工作?

我当时是在大学里面读书,然后在菲亚特做科研,所以具体来讲不会涉及到某个整车的设计,主要是对车做一些前瞻性研究,要经常使用超级计算机――那时候我国还没有超级计算机。

通过在具有超强计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上编程,去研究系统动力学――比如说悬挂系统会对操作的稳定性有什么影响,从而改善一些具体车型。当时南京依维柯车型悬挂系统的优化,就有我研究的重要贡献。

当时国内造汽车还基本上没动静,为什么当时不继续留在国外的汽车公司呢?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和现在80后、90后的想法不同,老想着学到一些本事赶快回来报国,所以虽然那时我已经拿到了意大利的绿卡,但是我仍然在找一些机会,希望回国。

1991年之所以归国,当时对我诱惑最大的是熊猫汽车,没想那么多,我就回来了。当时这个话题“很火”,说什么“熊猫要成为亚洲最大的汽车企业”。这个项目聘请了清华大学的伦景光为汽车总师,我回来找他。他劝我不去,“发展前景有点不妙”。我将信将疑。

于是,我到了华南理工大学――因为(离熊猫项目)近,在华南理工大学我可以一边任教一边观察。我一直想干实业,但结果眼看着熊猫汽车项目黄了。

您如果留在菲亚特多做几年研发的话,是否会对现在有更多的帮助?

不好说。在我的年代,能在外国汽车企业内做研发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即使能够在里面开展工作,也很难在不受防备的情况下任意发展,那个时候是存在一些约束的。

当时您是否觉得自己的能力已经能够研制汽车了?

我相信那个时候我已经算是在这个领域里少有的、算是对汽车了解深入的人了。我在国外所用的工具、所开展的工作,在当时的国内来讲,几乎大部分人听都没听过――包括今天我们还在用的一些工具、技术,在那个年代我就已经在用了。

当时,中国汽车的研发技术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手段、眼界以及成果的水平,都是这样。但是也不能说没有技术,在非乘用车领域比如说商用车、卡车、巴士这些领域,中国的产品不敢说有那么先进,但是很适合中国的本土国情。

乘用车这块是比较落后的,您有没有想过我们无法跟外国在这方面抗衡?

要是闭起门搞,确实没有办法竞争,但是我们打开了口子――外国的车企可以进来合资生产。当时国产的轿车――主要以上海牌、红旗轿车为代表的,也算是自主研发的,这类车到现在都没有了。在合资企业进入之前,国产车与它们相比确实差距太大了。

2004年的时候,为何来了广汽?

实际上,在我相当不情愿的情况下,我到了广汽。2004年,广汽想发展与研发自主品牌了。在此之前,我与广汽的领导关系都很好――实际上我做过广本这个项目的技术责任人之一。但是我是隶属于高校的,广汽的领导有些什么事需要咨询我的,我就会去,但是我并没有离开华南理工大学。

我当时是交通学院的副院长、汽车工程学院的筹建负责人,但后来广汽的领导对我很在意,做了当时高校领导的工作,高校领导就把我往外“赶”了。

为什么不愿意去?您冲着熊猫项目回国,不是因为很想干汽车吗?

我不是说不想去,是不清楚广汽的发展规划。后来广汽领导告诉我,他们正在与罗孚谈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引进一个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发展,是这个原因把我吸引过来。

但最终,罗孚项目被上汽抢走了――实际上也不能说是“抢”,可能是当时的广汽决心不足够大。我去了广汽以后――我的角色是广汽总工程师,广汽开始策划做自主品牌。

实际上广汽真正下决心、下大力度搞自主是在2005年。我2004年10月份才去的广汽,一年以后,广汽开了一个战略研讨会,决定要搞自主品牌。在那次会上,广汽从全国各地找了各种人在内部开大会,关在一个地方开了几天,研究的问题是――搞不搞?怎么搞?

2005年下了决心,所以2006年才成立了广汽研究院。

您当时有没有觉得搞自主品牌有点晚了?

晚了也要干。我当时过来的任务就是搞自主,能给我这个平台,我很高兴。

当时要搞自主品牌的时候,谈了要搞的路径吗?

谈了,我们也请了一些外国公司和一些大的咨询公司,比如科尔尼来论证,报告给领导看,路子怎么走,这个又弄了一年――应该是到了2007年3月,我们才论证完这个事情。

最后决定是高端切入,从中高级轿车开始干起。因为我们在制造领域所获得的经验,也就是合资所得到的经验,就是从这个级别的轿车生产上获得的。

我们不能像其他的自主品牌那样走,从很低端、很便宜的做起。一方面做低端我们可能赢不了吉利、比亚迪,而稍微高端的领域相对是蓝海,可以先切入。当然,要找到合适的平台――这是另外一件事。

但至少我们在制造领域里有人才储备,有经验积累,可以从合资企业里面吸取很多的东西。而开发领域、产品领域,我们都要想办法建立起这样的能力来。

现在大投入后,广汽研究院的开发能力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汽车的底盘平台我们完全可以正向开发,这在国内非常少见,车型平台开发也是在广汽自己完成,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发展许多种车型,现在我们已经构建了大概有三个平台架构。

“这在国内非常少见”

《汽车商业评论》:但是您知道,自主品牌能够形成平台开发能力,这是几乎不能令人相信的。

黄向东:确实,我从底盘平台、车型平台开始都是正向开发的,这在国内非常少见。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发展许多种车型,实际上,已经不是平台的概念,而是架构的概念,现在我们构建了大概有三个架构。

架构大于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再慢慢发展出许多种车型。一个架构管两个平台,B级车平台和C级车平台是一个架构,它们的通用性、共享性都比较大。A0和A是一个架构两个平台;A00和纯电动平台是一个架构。我们通过与奇瑞合作,也构建了A00平台。纯电动平台是我们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专用平台。

就是说,新能源汽车的专用平台也在3个架构之中?

对,新能源车在其中的一个架构里面。新能源车的专用平台在一个架构里,但是新能源汽车有些不用专用平台的,可以在传统的,或者在常规车型上也发展新能源――多数人是这么做的,因为它可以比较快速、廉价地完成,但不是那么合理。

新能源汽车专用平台会使得这个车的整体比较合理,价格当然要看情况,性能肯定很好。价格低如果卖得不多,也有问题。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广汽集团已经在做一些研究了,希望参与到关键部位的突破上。

汽车业的竞争,刚才说了,第一,车型平台要自己能掌握,这是企业必须掌握的其中的核心技术之一,还有第二,当然是动力总成。

中国自主品牌车型平台有不少,但总是成不了架构,是不是因为以前都是逆向开发的结果?

谁都可以抄,抄甚至不用给钱,我们也可以抄,比如说我就可以抄任何一个我认为好的,我不给许可费也是可以的。但是重大的问题是,逆向的一般搭建不了车型平台。

更何况,我们也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企业,也是一个在业内的,在中国汽车行业里面算得上的一家企业,我们不能去做那样的事情。否则人家说――你偷了我们的技术,颜面何在?

也就是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行的,那么广汽掌握车型平台,不是说非得自己完全从无到有研发一个新平台,而是把阿尔法・罗密欧这款车平台技术引进过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正、提升,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我们起步的一个策略,因为整个策划过程早期都是靠我来提的,因为我原来在菲亚特研发中心干过,跟菲亚特关系比较密切。我们就要选择相对合适的,价格也合适的车型平台,未来我们自己升级发展的潜力比较大。动力总成平台怎么来?一样的道理。

实际上,当这些东西成为我们可以支配的技术时候,也就是我们买了许可,成了我可以用的东西时,我会发展,一过来就发展,一过来就必须要把它重新升级。为什么?它们原来那个平台做出来的车型,那时候要求不高。

我看它有用,把它拿过来,借助已经组建的专家团队,加上一些自己的专利技术,进行升级。实际上,车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崭新的更高级的平台上的车了。在做对外宣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多讲阿尔法・罗密欧,实际上已经跟阿尔法・罗密欧没有什么关系了。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在引进阿尔法・罗密欧平台技术基础上,广汽开发出了一个新平台,然后你们在这个平台基础上升级变成一个架构,这个架构下又形成一个新的C平台。您说,A0和A是一个架构两个平台,它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吧?

是的。我们先拿来一个基础,再把平台升级,而且是进一步的升级,已经升级得面目全非,我们把很多专利技术用在里面。比如我们有个GAC的几何吸能控制技术,就用到这个平台上。这个车一出来,不仅能拿到五星级,而且能拿到五星加的水平。这个,我非常有信心。

当然,我们在选择基础平台的时候,就知道它有发展出这种技术的可能性,它具备这样的可能性,我们才选择。

那么,这种可能性的具备你怎么了解到?你们怎么能够发现它的基础是好的?因为选择平台就意味着我们是懂了才能选择,不懂怎么能选择呢?

对,你要识货。尽管别人看它不行,我们觉得可以发展出好东西来。

传祺第一款车为什么引进阿尔法・罗密欧166的平台?有人说是因为菲亚特想跟广汽合资,才有了这个转让?

不是这样的。引进阿尔法・罗密欧166的平台是我们起步的一个策略,因为整个策划过程早期都是靠我来提的。我原来在菲亚特研发中心干过,跟菲亚特关系比较密切。

它那时候平台多,因为菲亚特并购了许多企业,稍微知名点的蓝旗亚、阿尔法・罗密欧,这样再加上它自己的,平台偏多。一个企业不需要那么多平台,我们现在发展架构的概念,超出了平台的概念。这样的话,少量的平台架构就可以覆盖多数车型的需要,我们三类架构就搞定了,不需要有七八个平台,这样太多。

刚开始,我的任务就是满世界乱转,找平台。实际上那时候机会很多,我们了解了很多的平台。我们曾考虑向合资伙伴要平台,但最终未能成行,而这一谈判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

我们要选择相对吻合的、价格也合适,未来升级发展潜力比较大的平台。一样的道理,动力总成平台怎么来,你有没有。你也不能说我自己干,那时候说自己干,他们也会怀疑你。原来广汽没干过自主,这些是不具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先要解决项目能上的问题,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而实际上当这个平台成为我们支配技术的时候,广汽对它进行了重新升级。我们借助全球团队,加上一些自己的专利技术,对平台进行升级。实际上造车出来的时候,这个平台已经是一个崭新的平台,跟阿尔法・罗密欧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们的进步有多快”

《汽车商业评论》:外面很多人认为,中国自主品牌开始一定是以哪个车型为模板,依葫芦画瓢,最多是换换壳子。

黄向东:关键是你要有足够有能力的人,人是第一重要的。这个团队里面我有一批人,很优秀。比如说我有做整车集成的一位总师,意大利的,是我在菲亚特研究中心时的同事,我知道他在这方面能力很强,我把他叫来。

这是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批这样的人,实际上我们具备了相当高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有过以往开发平台的经验,能干这个事情,没有人不行。但是他们还要带队,使得我底下的人逐步成长起来。

广汽研发是这样的结构,我们叫矩阵式的模式,就是以项目为横轴,各个部门为纵轴。纵横交叉,横的就是项目总监,通常需要统筹协调各方面的资源,从各部要资源,要协调工作,任务比较重。这种我们要严格地选好项目总监。

我有十来个部门,这些部门都有不同的职能。比如说动力总成部、电子电器部、底盘部、车身部等等。

架构是在项目之上。架构长并不是项目总监,架构长考虑的是这个架构的产品发展规划。项目总监是对每个重要开发的新产品负责的人。

职能部门就靠我们的首席专业总师,都有一技之长。总师不只对一个项目,而是对多个项目。他有他的团队,他的团队就是他的部门。当然,部门我们还有部门长,是行政领导。行政领导和首席专业总师之间,有时候可以是一个人,有时候不是一个人,部门长更多的偏于管理,偏于协调行政工作,总师是另外一块的。

我们一般中层干部这一类采取聘任制,干三年以后要重新聘任,大家可以来竞聘的,不是终身的东西。首席专业总师按理说是一层一层走上来的,当然,我们现在的首席专业总师肯定不是一层一层走上来的,很多是把外面很不错的弄来的,这是主要的。

奇瑞这么多年,最近几年它才真正想正向开发,艾瑞泽7就是他们自己正向开发的第一款车。

是,我同意。这正好说明,虽然我们看起来起步比别人晚,但是在一些事情上做得比别人早。我说国内现在少有能够正向开发平台且还不错的实例,我们实际上已经做到了。

我不敢说我们的B/C平台架构一开始就完全是我们正向开发的,但经过升级,现在可以说完全是正向开发;对A/A0平台架构来讲,完全是我们正向开发,可以说知识产权彻底是我们的。

看起来,这次传祺GS5能获得轩辕奖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全球评委的眼光还是独特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广汽虽然起步晚,但是路子走得很对。实际上我们也观察到,你们没有出很多乱七八糟的车,相对来讲,比较精干,希望弄一款成一款,是不是这个思路?

是。换句话说,我们要把技术基础打好。所以,虽然我们起步比较晚,2012年才成为部级的企业技术中心。但是在2013年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的时候,全国一共有883家,各行各业,我们是排在第17位。什么概念呢?在883家里面,我们是在前2%的这一部分里面,只要能进入前5%就是优秀,我们已经进入前2%了,这可以看出我们的进步有多快。

怎么会这么快的速度?很多人都没想到。前两年广汽跟奇瑞展开战略合作,从研发方面,现在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第一个实质性的合作是车型,广汽的A00平台就是跟奇瑞合作获得的,换句话说,我们给了奇瑞许可费,它提供给我A00平台。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平台,奇瑞已经把它做得很成功了,有独到之处。在中国A00市场,外国人都不敢涉足,谁进来谁死。广汽第一步在这个平台上先发展出纯电动平台来。

第二步,形成自己的平台以后,我们再去发展纯电动车。在这个平台上也可以发展我们的常规动力汽车。这一步合作的交易都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本身也意味着,我们其实首先都是比较注重打基础的。

往后走的话,我们相信在这个平台上大家还可以磋商,看看有些什么共同的发展,我们可以共同来发展平台。

在发动机上,和奇瑞有没有展开合作?

没有,我们自己也做得非常强。发动机指标参数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排放、油耗这两样的指标卡得很紧,如果发动机达不到一定的水平,以后的车连卖都不能卖。

我们从0.7升到1.5升,从1.6升到2.0升,都已经有了系列发动机平台,敢拿出去跟当前国际先进水平任何发动机去竞争。1升的发动机升功率最高能够达到98千瓦,动力性很不错,经济性也达到了目前绝大多数车达不到的水平。

发动机主要是自己研发。我们发动机的总师很厉害,他是中国本土的吴坚常务副院长,是我们中国内燃机的学部委员史绍熙的弟子,是我们土鳖里面很棒的人才之一。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外援,我们也会请不同的公司,包括AVL等发动机公司跟我们一起来进行概念设计,但是主导是我们。

整个广汽研究院目前的开发,产品规划是你们来规划,还是说乘用车公司那边规划?

广汽集团的自主品牌不只是乘用车公司,所以站在集团的层面,我们参与规划,但肯定要尊重每个企业的意见。每个企业先说自己怎么想,然后我们帮他统筹,你想要的东西我们尽量满足。

我们这边是归口。归口之前,先了解你们是怎么想的,可行吗?不可行吗?不可行的我只做适度调整,最后变成被确认的。当然,我们是参加归口的一方,集团还有些其他参加归口的部门。

我这个地方是两层含义,一个是广汽集团研发体系的枢纽,我们所谓的部级与企业技术研究中心是包括了广汽研究院,包括了所有下属企业的技术部门。我们是集团的技术管理部门,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独立法人企业,是集团的一个分支机构,其他企业是独立法人的企业。

所以,独立法人企业做决策做决定,理论上讲是由董事会批准的。董事会说这样干就这样干了。但是它们的批准,实际上是基于集团的批准。我们的规划是互相调试的过程,通常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做一些调整。

集团有没有产品的规划部?

就是我们。一定意义上我们是统筹的窗口。如果说是合资企业的规划,在我这里只是一个统计而已,合资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做不了主的。是通过它的董事会提出未来的发展规划、未来的发展设想,我们统计下来,所以只是一个归口关系。

现在讲,未来的竞争实际上是产品规划的竞争,您怎么理解?

对,这个要想得很清楚。合资企业的产品规划,我们要跟外方讨论,外方愿意给什么,不愿意给什么,谈清楚了就是它的规划了。它的合资自主就跟我有关系了,我们现在帮助下属合资企业定义它的合资自主车怎么做,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比如说国家有一些要求,要求你有新能源车,合资企业没有,我们就帮你弄,基于它的平台帮着弄一些东西,这是我们给合资企业提供的服务。所以,我们的存在使得我们合资企业的中方都感到很高兴,不像以前跟人家谈起话来一点底气都没有,现在不同了。

“重要环节会请高层介入”

《汽车商业评论》:自主品牌做研发,哪怕是正向开发,据说一是为了赶时间,二是为了省成本,就会简化一些必要的流程。

黄向东:我估计流程,如果讲到细节可能大家不一样,如果简化出来的流程,用一个图形表示出来,可能大同小异,我们也是一样的规定,不同的车型开发流程大概是些什么东西,时间周期都有,从哪一步到哪一步,有多少个阀门要达到,等等,我估计大同小异。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借鉴了全球的先进流程,最后看看以哪个为主,以哪个为辅。当然,我们内心认为,目前世界上开发流程最好的是丰田的开发流程。但毕竟我们从日本到的专家少,美系专家多一些,所以,我们的流程偏于美化一点。

有时候大家很烦的时候说,我们为什么不简化?领导也很烦,问怎么要那么长的开发周期?时间上要求紧,这是普遍的,因为Time to Market流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又要尊重科学规律,这两个事情怎么平衡好,否则匆匆忙忙省下一些流程,开发就失败了。

国际上有一种目标,就是叫零工程样车化来开发汽车。举一个例子,比如菲亚特中文叫做博锐的这款车,就是零样车开发的,没有做工程样车。当然,这样做有很多前提,基于一个现有的平台,基于一个过去车型的升级等等,才可以做到。

那么,我们目前也是想尽量减少工程样车的数目,但是尽量要比别人多得多。工程样车就是没有把图纸交给工厂以前需要做的试验用车,做完车通过各种试验以后再做一些改进。宝马才100辆,我们首款车上市的时候,工程样车就有200辆。

虽然我有很强的仿真手段,但是还不能不通过物理的验证。我认为水平高了以后可能摆脱得了。目前,为了保证研发质量,也不能省钱,我那一台工程样车就是100万元,几百辆车搞掉了,那可就是多少钱摆在那儿!

到现在,我们希望减少工程样车数字,也在减少,但是每一款车开发下来大概也会超过100辆以上的样车。其中大概工程样车再少也要有60辆,工程样车是我这边出来的,然后工厂做出来以后还要拿出来做一些实验。是这样子的,所以事实上都是需要大量的样车。

当然,工厂生产就便宜了,我这里做的就贵了,因为我这里既没有模具,也因为还不准开模,开模指令没下,用软模,软模可以修改,这个费用很高,这个软模做了几十台车、百台车,然后没用,岂不是很不划算吗,这就是开发为什么贵的原因之一。

随着技术的进步,仿真技术可以用仿真、模拟来代替物理试验,而且这个精确度、准确度你能控制的就是5%、3%的误差。我们叫仿真驱动设计,这样可以减少开发成本,但是再怎么减,我们现在还没有摆脱样车,因为心里不放心。

我们希望未来有一天这个数能减得比较少。话又说回来,减得少没用,你模具一开,软模一开,钱已经投了一大半了,你多做几辆,少做几辆省不了多少钱,换句话说,70%钱先投进去以后,后面也就无所谓了,多几个少几个省不了多少钱,这倒是真的。除非就像老外那样,有些搞零样车开发过程,那是水平,现在这样的不多。

广汽集团张房有董事长、曾庆洪总经理在研发上的介入深度如何?最终产品是否上市是否要由最高层来拍板?

上市不上市,这个肯定是由我们来判断的,我们有些重要环节会请高层介入,这是所有大企业都会做的,就是造型的冻结要请高层介入,高层要有评价意见,这是其中一条。

还有就是重大环节。如果按照丰田的流程,他们把整个开发分成两段,叫做AS和FS,Advanced Stage 到 Final Stage,中间的过渡是重要环节,要由高层领导参加。

原因是,前面的开发我们说已经很有把握,可以发开模指令,这时要花大钱了,在花大钱之前要评价。如果评价结果不行,回头再去搞,行的话就可以花大钱,这个环节不是最终的。到最终了,到点了,我们就按照计划下线、上市就完了。

也就是说,在能够决定是不是往前走、不回头,开工不再回头的环节,那要高层领导来决定,这个通常是在产品正式下线、上市之前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大概是在那个时间段有高层的介入,而不是后面。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故事,比如像现代汽车董事长郑梦九,在车临要上市前,一开一摸觉得有问题,就拍板,说不行,重弄。这种事在广汽会不会发生?

我相信长城的魏建军可能敢这么做,他一手一脚自己干,可能可以,有些不一定,特别是我们国家的企业,领导有其他方面的优势,不一定非要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你总不能让他们来做这样的决定,但是这种判断应该有一伙人能做到,由流程来决定。我们的团队要有有能力做评价的人才行。

事实上,按照丰田的流程,丰田在这方面最大权力者都不是领导,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叫CE(Chief Engineer)来做决定,要负全责的。CE是项目的主管,实际上不仅仅是有Engineer背景,还要有management能力。他要对产品的全周期负责,不是说它投产了就没事,全生命周期都要管。

广汽这边,类似CE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CE应该是这个车型的负责人,我们做不到。我们有类似CE的人,应该叫项目总监,但我们没有赋予他那么大的权力,这在中国做不到这一点。

你说中国企业急功近利,把某些环节砍掉了,这样可能出问题。我们实际上也有类似的教训。我们的传祺轿车现在很好了,传祺GA5在J.D. Power评价是72分,特别高,和奔驰有得比。说实在的,早期上市时并不好,为什么?抢时间,必须要成为亚运会官方赞助车辆。

一般来讲,从发动机到整车36个月差不多。我们开发第一款车,24个月,居然还能搞成这样,我们内心觉得很不容易,还没出大的差错。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上新车型,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上新机型、上新车型、上新厂房,什么都是新的,时间太短了。

现在不到觉得能够放到市场上了,就坚决不放到市场上。SOP和上市不是一回事,我们认为应该分开。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汽车商业评论》:您在广汽从零打造自主品牌,作为广汽研发带头人,想要赶上国外的水平,凭什么?能用什么超常规的手段呢?

黄向东: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我们确实有这个想法――希望能够赶上甚至超过国外水平,内心有这样一个动力。但是有没有把握呢?我们是否一定能实现超越呢?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经过一段时间实践以后,我反而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因为,第一,我在外面干过,也知道外国所谓的顶尖水平是什么样的。这么多年,自主品牌是进步的。我们再看进步速度,这几年自主品牌的进步速度比外国品牌要快――有点像“龟兔赛跑”,只要跑得比较快,有可能追上甚至超过的。

以前我记得中国人造车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觉得造车很简单。但随着对整车制造了解的加深,发现实际上非常困难,您怎么看?

造车肯定不容易,我在这个领域实际上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汽车开发的难度非常了解。我也了解一个汽车开发水平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它研发团队的水平,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一个团队的眼界、水平有多高可以决定它的产品有多高。

你觉得广汽乘用车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产品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我不好说,因为我的看法都是主观的,我希望是客观的评价。我现在掌握的一些客观评价的数据还不错。如果综合设计和制造来看,根据这些评价,我们目前至少在自主品牌里是第一,即使跟合资品牌相比也不落下风――包括广汽集团旗下的合资企业。

自主品牌在未来新汽车领域还有机会吗?

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如果准备不充分就不会成功,准备好了也不一定没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有很多因素,比如特斯拉,几年前谁知道它?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原因是因为它切入的路径不一样,走的路不一样。

换句话说,如果完全照着人家一样的路子走,你要想追上人家也是不太可能。像我们自主品牌现在在常规车领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自主品牌的出路在哪里?

对于自主品牌的出路,我不好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构成自主品牌能否成功的因素是很多的,但是我不相信中国人的产品就一定不会形成竞争优势。

我希望广汽的自主品牌车型在老百姓心中是高端车型,这个高端不一定是表示又大又贵的车,但是在每一个同级别的车型里面是属于优秀的。

今天来看,您觉得汽车对您意味着什么?您怎么理解心目中的汽车?

引用外国人常说的话:汽车是改变世界的机器。

汽车不仅仅是代步工具、不仅仅是改变了大家的生活,应该是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影响,它和人类生活是如此地密切又和科技发展密切,但它不是导弹、飞机、火箭那么远离大众的东西。

在我的心目中,汽车今天是这个样子,也许明天就不是这个样子,正因为这样,我们老是有那么一拨人,包括在广汽研究院,去探讨未来的汽车是什么样子的。

有人说,汽车未来是一个移动的大终端,什么事情都在上面发生。

对,是这样。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推出的一个叫做WITSTAR的增程式电动概念车。它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但是又能跑很长的距离。同时智能化程度非常高,我们主要的概念是把它叫做“两化融合”。

我们认为未来汽车发展主要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电动化,一个是智能化或者叫信息化,把这“两化”做到极致会是什么呢?未来的汽车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终端,还可以是一个能源终端,它可以向别的地方索取能源,甚至也向别人提供能源。

除此之外,无人驾驶是大家的一个梦想,这个当然在概念车上已经实现了,大概还要克服一些技术上的难关,甚至是法律、道德方面的一些客体需要去克服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比较藐视传统汽车,甚至提出互联网造车的概念,您怎么理解?您觉得他们能够颠覆汽车吗?

这个不好说谁颠覆谁,因为在我们自己现在的车上,互联网只是我们汽车里边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开始卖的是系统,或者叫这个车载信息网络系统的终端,它是“三网合一”,那么互联网是其中的三分之一而已。

我不相信哪一个单项技术能够颠覆汽车,因为汽车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技术的载体,可以让互联网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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