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出镜记者的叙事立场分析

摘 要： 在电视深度报道的典范节目《新闻调查》中，出镜记者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同时也通过节目表达着他们的叙事立场。本文通过对出镜记者追求真相、代言与沟通、个性的凸显等立场的分析，探讨出镜记者如何在节目中找寻平衡点这一问题。

关键词： 《新闻调查》 出镜记者 叙事立场

将叙事学的理论应用到电视深度报道的实用性研究当中，是对当今新闻学本体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电视新闻叙事采用的是一种声音、画面、文字并用的复合语言，它借助电视声画手段，对新闻事件的各个要素及新闻背景进行深入透视，对事件的原因及影响进行分析，对事件的发展前景作出预测。在电视深度报道的典范节目《新闻调查》中承担以上这些功能的重要元素之一即出镜记者。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本文着眼于叙事话语的语境，考察出镜记者的叙事立场，走出叙事文本的内部分析，同更为广阔的外部背景和条件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新叙事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依据。新叙事学强调叙事话语的外在语境，将叙事话语的意识形态构建视为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一、竭力追求真相

电视新闻深度的本质特征即它的深度，这源于新闻传统的舆论和精神先导的内在追求，这使得媒体必然不会满足于仅仅对事实进行平面的报道和浅层的分析。所以，以分析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面目出现的深度报道就承担起了穷究事理、深挖本质的认识功能和精神引导功能。比如《新闻调查》，它不仅报道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而且审视它存在的现实环境和可操作空间（如《财权的变革》）；不仅把反腐败报道指向一个个“巨贪”，而且深入到理想信念精神支柱的坍塌和机制中存在的漏洞及弊端（如《厦门特大走私案》）。这其中出镜记者对事物的深度探寻，表现出的理性精神，以及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是电视深度报道最可珍贵的精神品质，同时也是它作为叙事文本对叙事意义重视的体现。

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罗兰・巴特认为：“身份不在身内，那是因为身份仅存在于叙事之中。我说这话的意思有二：一是我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选择能表现我们特性的事件，并按叙事的形式原则将它们组织起来，以仿佛在跟人说话的方式将我们自己外化，从而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二是我们要学会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②也就是说，记者自我身份的制造离不开他的叙述。而且结合罗兰・巴特的观点，其实记者在节目中的叙述不外乎同故事叙述和异故事叙述两种。同故事叙述使记者成为当事者，异故事叙述使记者成为见证者，不论哪种叙述都多少会受到某个或某些阶层的立场影响。记者在叙述中的不同身份似乎也可以看作连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尽管记者的身份制造离不开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如果记者能正确认识和理解规范和制约其身份的因素，他便能将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融合在一起，重构其角色。

《新闻调查》的出镜记者在采访和调查中追根究底，深挖本质，这是记者被节目和观众赋予的角色期待，也是记者应该付诸实践的身份认同。比如在《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这期节目中，出镜记者王利芬并没有轻信官方提供的数据和说法，而是反复进行实地调查探寻事实背后的真相。这种求真的意志也体现在《新闻调查》中其他的出镜记者身上。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记者的这种意志便表现为运用艺术可信的“叙”，来传播典型的“事”，以传达合乎现实的真和历史的善之“意”，最终实现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叙事的终极目的――探寻真相，引导观众。

二、“代言”与沟通

同其他叙事不同，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叙述者实则是一个“集合体”。由于大众传播时代视觉文化的高投入与分工协作等特点，其策划、采编、撰稿、制作等过程是一种群体化的过程，因此，出镜记者在代表个人的同时，也是集体的代表。而深度报道的叙事因为要处于现实的语境之中，那么即使是个体化的叙述者也无法改变具体语境中叙事对意义建构的重视。

出镜记者作为话语的叙述主体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他的背后是一系列赖以支撑的架构。《新闻调查》在每期选题确定后，要经过前期调查、采访、拍摄、剪辑这样几个过程，这些过程是由多类人员共同完成的，那么到最后节目播出的成片中，出镜记者的叙述多多少少会是一种集体立场观念的体现。《新闻调查》是中央级媒体的一个栏目，它所播出的节目多少会带有媒体意志的烙印，至少不能违背媒体的意志。那么，从社会文化语境来说，记者的叙述作为一种话语，不可能不带有这一语境赋予的特定内涵。在正面的深度报道中，媒体的立场可能更倾向或同情于报道中的正面人物的立场，反过来，在批评性的深度报道中，媒体的立场一般总是对立于报道中负面人物的立场，而这些立场就由出镜记者来展现。

当然，出镜记者在担当集体立场、观念的“代言人”的同时，也作为媒体与受众的桥梁，连接着不同的叙事立场。当记者力图展示自己关于叙述历史、评说事实的个人声音，当他从站在观众对面的施教者向站在民众之中的信息服务者转变，对事实的叙述角度从官方立场向民间立场下移，用民间目光观察事物，用民间的逻辑思考问题时，记者的立场就不再是媒体立场的代言。我们在观看《新闻调查》的节目时，经常有一种感觉：记者的问题问出了受众的心声，觉得受众的话语权得到了维护。这就是《新闻调查》强调的“平衡”意识，这种平衡很大程度上就是几方的立场观点都能得以体现。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向大众传媒本质回归，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平民化。它比任何时候都注重考虑大众的接受心理，尊重大众的审美趣味。90年代后半期，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为代表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给深度报道注入了更多的平民色彩、平等意识、人文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需求成为这一时期报道的出发点和归宿。记者在叙述过程中，从注重结论到注重事实，对新闻事实的叙述冲动让位于对事实的解释、品评和质疑，将电视新闻对结论的表达推进到对过程的陈述，适应了现代观众的心理需求，体现了受众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电视叙事方也由传者本位变为受众本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精彩地概括出这一特点。抗击“非典”的报道，对老百姓看病难的关注，对矿难的关注，等等，无不围绕“人”的基本生存和需求展开。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实施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受众地位的提升。

但是，深度性的调查节目，仅仅关注新闻事实是不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日益明显，社会关系、社会利益协调方面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矛盾。中央为此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构想。媒体人作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协调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诉求，化解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社会分层、公众心态与社会稳定》调查报告指出：54%的被调查者认为“部分社会阶层之间有利益冲突”；29%的人认为“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有利益冲突”。③这也说明深度报道更需要关注与阶层利益冲突有关的领域，如公共政策、社会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

三、个性凸显及其界限

任何社会角色的基本内涵在于它的文化意义。记者角色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将自我个性注入媒介文化，扩充媒体文化的包容性。《新闻调查》理性、平衡、深入的报道风格与出镜记者的个性风格也有着一定的关联。“在我们追求的叙述性的语言中，哪怕是评论性的段落，也要格外注重新闻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注重矛盾的冲突和悬念，注重人物的内心冲突，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真诚地关注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就是新闻的人格化。正是这些真诚、平和的态度中，融入了讲述者的新闻激情，融入了他们独特的气质和与众不同的个性，这样的表达方式使观众深受感染”。④

《新闻调查》出镜记者的个性色彩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节目早期的出镜记者王志的采访特点是怀疑一切，他不会轻易认同新闻人物的思想，所以观众往往会不自觉地跟随他去质疑所看到的新闻事实；长江是一位有着丰富采访经验的记者，她的绝招是牢牢地把握提问的主动权，巧妙地设置提问陷阱，让受访者说出记者想要的答案；杨春的采访和叙述则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他常常像侦探一样带领观众分析新闻事实，挖掘新闻事实背后的真相；柴静则亦柔亦刚，能够深入地探索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在她身上体现着记者最本真的新闻激情。《新闻调查》还有很多出色的记者，如王利芬、董倩等，这些记者因为鲜明的个性为观众所知，从一定意义上讲，观众往往是首先记住了出镜记者，然后才记住了栏目。当然这也是栏目采用出镜记者的成功之处。

但是，出镜记者的个性张扬要受到媒介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引导，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出镜记者是传播活动过程中的主体即传播者，信息经由他流向受众。在传播活动中，记者自身不断角色化，越来越游离于首先是作为独特的个性的人的特点，也拼命地追求社会角色化的形象及气质。出镜记者在个人媒介化的过程中，个性的张扬是放在第二位的，尽管他有“二度创作”的余地，可以决定在节目中的叙事是采用同故事叙述还是异故事叙述，但也必须在整体上达到媒介的要求，在媒介许可的一定范围内驰骋才行。个人的媒介化日益突出，而媒介的个人化日益淡化，任何个人的东西都同时带上了媒介所特有的符号特征。强调记者的个性，是因为它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从而使节目风格多变，也使媒介文化带有个性色彩。但记者自我个性的张扬并不从本身上否定媒介的意志，它只是在一定的张力之下弹性地发挥自身的特性。

而且，在记者传递文化信息的过程中，我们得穿过她的眼睛去正视她背后的把关人，《新闻调查》播出的节目只是所有成片的一部分，还有很多节目因为种种原因被打入冷宫，即使播出的节目也往往是几经修改，记者和编导往往感到遗憾和无奈。这就是把关人的意志在其中操纵。这时记者的公共人格、栏目人格和个体人格处于分裂状态，把关人要求记者适应社会公共价值标准所认同的人格，体现栏目的整体形象和风格。而个体真实的人格就要做出一定的牺牲或调适。记者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选择有时就在这种多元复杂的媒介人格中被销蚀。正如詹姆斯・费伦所言：“就部分而言，聆听叙事就等于聆听与特定谈话方式相关的价值。”⑤

综合来看，一方面记者依赖媒介，另一方面批评性报道的增多让记者的角色更多地站在民间立场去体现他们的价值观，使记者觉得公众的宠爱是他们价值的唯一体现和归宿。他有时是一个传者，有时又转化为“传声筒”，控制与操纵受众。尽管记者个人希望张扬个性，展示魅力，传播带有个人化色彩浓厚的文化，但是个性的体现首先要获得媒介的理解。当然个性的展现有时需要冒一定的风险，这就得看把关人的素质和价值取向，如果把关人始终以单一性的头脑去对待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那么记者的叙事立场就永远只能受限于媒体和把关人的意志之中。

注释：

①［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工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课题组.社会分层、公众心态与社会稳定.北京：社会政策网，2002，7.

④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9-50.

⑤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8.

参考文献：

［1］［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工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课题组.社会分层、公众心态与社会稳定.北京：社会政策网，2002，7月.

［4］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