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新浪潮

“海归”新浪潮

“海归”：也是主人

本刊记者 陈初越 袁卫东

凝聚人气的“中国年”

2001年，所谓的“中国年”，世界的“气运”似乎正钟于中国。

最好的指标是人才的流向。我们看到，中国海外留学生的归国潮流已达到改革开放20年来的顶峰，并且有继续冲高之势。于是，我们在传媒界屡屡听到一个新词：“海归”，它统指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技术人员以及学者专家。

2001年底，广州一年一度的“留交会”，颇令主办者惊喜地演成了一个“海归”的高潮。组织机构原先预计参加人数是700人左右，结果报名人数多达2600多人，是前三届总和的两倍。留学生提交的项目也超过了两千件，几乎囊括了高新科技的所有领域。

美国硅谷2001年5月在当地华人精英中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硅谷华人精英中有43%的人愿意在目前或将来回国工作，其中45%的人首选上海。调查的可靠性很快在太平洋这岸得到证实：2001年11月，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海归派”企业，已从上年的40家猛增为170家，其中不少为硅谷归国者创办。

与此相应，各地的留学生创业园数目连年翻倍递增。仅部级的留学生创业园数目就从2001年初的9家增至年底的21家。

做个中长时段的数据分析，我们会发现，留学生归国人数其实并非一条突然高抛的曲线，归国热从1993年―即小平南巡次年，就开始逐渐升温。1995年之后，归国留学生的数目更以每年超过13%的趋势递增。据教育部官员称，从1978年到2000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近38万余人，已学成回国的有14万多人。2001年仅上半年，归国留学生就达到1万人。

分析这一波中国留学生归国潮的背景，从短期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了纳斯达克股市危机造成的硅谷大裁员以及美国的经济减缓，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的人心动荡。

但它还有更绵延的本质一面：改革开放20年中国国力的全面提升；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率；2001年中国成功入世。这都使留学生们对中国的发展及自身在祖国中将发挥的作用，充满良好预期。

―入世将使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大量不合世贸精神的法规将被清理，无形中降低了进入市场的门槛。在可见的未来，融资渠道将进一步多样化，创业板的适时推出，风险投资在内的外资大量涌入，都将使创业更方便。何况中国一向被认为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一块未饱和市场，充满着创造财富的巨大机会和潜力。

―另一方面，中国在庞大的“机会空间”里，人才紧缺的问题格外突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大中型国企需要摆脱人海战术，走提高科技含量的创新之路；入世后，需要大量熟悉国际市场运作、掌握国际市场脉搏的专家们广泛参与；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正不断被发掘出来，最突出的是外向型经济和高新科技产业的突飞猛进。这一切都需要富有抱负和才能的留学生的参与。

我们可以把留学生归国的潮流视为2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回报，看成中国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一次人才的“风云际会”。我们还企盼，海归新潮能携来中国未来政经改革的新动力―如近100年的中国历史里不断呈现的那样。

留住创业者，改革勿滞缓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波留学生归国潮，可能形成一次更成熟的、更高素质的人才回流。

在硅谷，创司、国际猎头公司都敏锐地捕捉到这样的现象：一批在当地从事了10年以上技术开发与高层管理的精英也开始起程回国，而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据硅谷人士分析，硅谷华人有过三次回国浪潮，第一次是1999年前，以田溯宁为代表的极少数精英；第二次是只有一两年硅谷工作经验的留学生，携回去“.COM”浪潮和“肤浅的融资神话”；但这次却是真正的精英回归。这些人“十年磨一剑”，可谓“身怀绝技”，他们不仅带回了硅谷科技开发的精华，还带来了中国最缺少的高科技工程系统管理经验，以及硅谷的市场网络。有资深风险投资人形象比喻：“他们是大萝卜，拔一个大萝卜不仅带回硅谷的泥土，还带来一批中小萝卜。上海第一次可以和硅谷结成信息与市场的持久纽带。”

另一位猎头专家也指出，据他的观察，目前从总体数量上看，还是从中国到美国来工作的高科技人才的数量多，但归国的人员却则素质更高。他们有既懂技术也懂管理的高级人才，有部门主管或中上层管理人员，以及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

我们不禁想到，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就是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的集体杰作。那么，同样的好戏，会不会也在中国大陆上演？

关键是勿使这一波高素质的留学生归国热潮空洞化、泡沫化，变成“潮打空城寂寞回”，则国家还得把握良机，在观念更新和制度建设方面，有大手笔、大作为，为充满激情的创业者搭建好发展平台。

2001年8月17日，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国政府在鼓励留学人员为国服务方面出台的第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文件。

《意见》将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主要形式明确为以下几种：在国内兼职、与国内合作研究、受国内委托在海外研究、到国内创业、为国内培养人才、为国内的经济、科技、文化项目提供中介服务。有学者对该《意见》的评价是：从单纯鼓励回国到“不求所在，但求所用”，这是中国发挥海外留学人才作用的重大突破。

在新闻会上，人事部官员将高素质的海外留学生称作“国家的宝贵财富”，并进一步指出：“几十万留学人员客居异国他乡，只是狭义地将其理解为‘人才流失’是不对的，应当把他们视为我国的‘海外人才银行’。”

这无疑是国家对留学生作用、地位的观念的一大进步。

其实，对于国内人士来说，另一个有必要转变的观念就是，不应当将留学生归国现象，以情感化和道德化的认知框架，简单描述成“游子思归”、“报效祖国”，仅仅给以传统人伦情怀的褒奖，却无视其归国行为的实质，更接近于人才在国际间的一种理性流动。

不必讳言，如果祖国不能给归国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空间和收获回报，他们中的多数人仍会掉头西去。

对此，硅谷一家人力资源公司高级主管的看法值得注意。他称，虽然中国为海外人才回国创业提供了许多优惠措施，但地方官僚机构的思想方式和办事效率仍跟国际惯例有较大差距，会导致回国创业的华裔人士难以适应。他甚至预言：如果美国经济在一两年之内好转，华人高科技人才会大批返回硅谷。

所以，要真正留下“海归”创业者，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的政经改革不能滞缓，因为只有具备自我改造信念和勇气的国家，才是值得创业者长久信赖的乐土。另一方面，要对创业者的权益、报酬制定出明确、具有高度操作性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其合理任用和各项待遇。在这方面，《意见》有很良好的表现，如规定个人科研成果在国内的所得收入，在缴纳所得税后，可以兑换成外汇汇出境外；对已加入外国国籍并在华任职的留学人员，发给“绿卡”；“海归”创业者在购买住房、子女入学入托及就业等方面享受当地居民待遇等等。

田溯宁能不能当部长？

在重视“先来后到”的社会生活氛围里，本土派是“主”，而留学生、海归派是“客”，而客随主便，是中国沿袭已久的不成文“惯例”。这便导致了归国留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很难以主导性的姿态，融入当地的建设。他们经常扮演的角色，是谦逊的辅技术官僚，或是一个谨慎的、事事看当地人脸色的“外来创业者”。这种格局，直至今天还没有打破。

一位国家领导人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说，中国的“两弹一星”都是留学生主持研发出来的。许多革命老前辈也都留过学。今后在提拔高级干部时，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回国创业的留学生。像田溯宁这样的人能不能当部长？

是的，留学生、海归派能否不被另眼相待？不被放到一个生疏的贵宾席上？他们归国后，是否除了研究和经商，就没有其它出路？

我们欣慰获悉，国家对此已有深谋远虑。正出台和即将出台的新政策包括：放宽留学生工作领域，可担当政府厅局级干部；还将考虑向他们开放100多个部级实验室，允许他们对其中部分项目进行竞投；允许留学生进行兼职等。诚然，让留学生经商、从政、科研、就业路路通畅，享受无差别的国民待遇，这才是真正的吸引留学人员归国之道。

曾有学者分析到：从宏观上讲，留学生能否充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施展拳脚，取决于中国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中国现代化步伐越快，对留学生接纳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梁启超曾多次批评晚清留学生没有在社会变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殊不知其根本原因正是当时现代化程度太低，留学生一归国，所学的便都成“屠龙之技”，不得其所、难遇知音。

现代化正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应当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必然会为留学生开辟更宽阔的用武之地，留学生完全可以“反客为主”，成为改革的巨大动力。

放眼这100多年，留学生确实带回了很多好东西，成就的清单几乎是列不完的―如严复之于进化论传播，詹天佑之于铁路建设、丁文江、李四光之于地质学，华罗庚、苏步青之于近代数学，严济慈、周培源之于近代物理学，童第周之于生物学，冯友兰、金岳霖之于西方哲学，蒋梦麟、晏阳初之于现代教育理念，胡适、周氏兄弟之于新文化运动，巴金、冰心、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朱湘、徐志摩之于现代文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以一批日本留学生居功厥伟。

而近年来，留学生归国最耀眼的成就还是集中于科技和新经济领域。代表人物包括创办亚信的田溯宁和丁健、创办UT斯达康的吴鹰以及搜狐创办人张朝阳。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传播新观念、改革旧制度方面，留学生们似乎还缺乏施展拳脚的现实舞台。在今后的日子里，中国留学生所能影响和深入的领域，能否从经济层面向更广阔的领域扩展，值得我们郑重期待。

应当相信，随着开放社会和公民社会的理念逐渐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留学生的作用一步步发挥，“海归”这个词也一定会褪掉人们心目中的特殊化色彩，人们不必再欢呼他们的“归来”，因为，回到家乡，他也是主人；因为，在一个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里，所有人是在一条起跑线上，能者获胜―这样一个不必刻意欢迎“海归”的时代，也许恰恰是“海归”最欢迎的时代。

海归的回困惑

本刊记者 陈初越

新华社记者 蒋作平 余 斌

发自成都

这是天府之国的四川，这是蜀国故郡的成都。

当然，它依然是个很适合下火锅、谈掌故的老城。但“创新”也正成为政府官员们的口头禅，并推动着他们打造一座新兴的“第四城”的野心。在京沪粤之外，这又是一个“海归留学人员”投奔与集聚的重镇。

2002年开春。成都留学人员创业园。记者在这里倾听着创业者们无拘无束的漫谈。

从他们的谈话里，记者最深的体会就是：“政策优惠”的吸引力对于“海归”创业者来说，已经趋淡。创业者们的困惑和期待，早已跳出创业园的狭小天地，正聚焦于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以及整个国内市场环境的改善。

行政效率还是低？

成都高新区地处成都南面，从市中心坐出租车，不到10分钟即可抵达。“留学人员创业园”位于区内“高朋大道”，是笔直大道边的一座轩阔双体大楼。它是部级留学人员创业园，成立才两年多，就已吸引了112名留学生，创办了7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今年9月，它被科技部评为“国家高新区先进孵化服务机构”。

记者采访园内创业者，几乎每个人都对创业园内的“小环境”赞不绝口，称道园内的优惠政策、管理素质“没的说”，但是，一提起园外各级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与透明度，创业者们仍有不少苦水要倒，连园区管理者也对此感同身受。

成都盛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开屏：

我公司于2000年4月12日注册成立，研制“多功能免疫检测仪”，质量达国际先进水平，可检测13种病，是一种快速、准确、灵敏的检测手段。海关、医院、戒毒所、防疫站、血站、社会医疗等都可使用，将来还可进入家庭。

老总周思亮在美国取得博士后学位，又是哈佛MBA博士，在美国呆了11年，今年46岁，综合素质很高，但到成都时，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怎么找人办事，就是俗话说的“烧香找不到庙”。有时为了盖一个章，要等3个月。如果没有创业中心一些人“带路”，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建议有关方面要搞个“企业服务指南”，为国外回来办企业的人指示方向。

成都高新区留学生创业园主任郑莉：

在国内创业确实不容易。如盛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找药检部门搞快速检测，但一直办不下“申请许可证”。他们曾在北京跑了一个多月，还一直找不到哪里可以领取申请表。后来，我们区管委会主任帮他开了现场会，由一位副省长出面帮助协调，才由2001年6月，由省里办下，但国家的至今还没办下。

事情虽然办妥大半，但带给创业者们的感受是：在中国办事，循正规途径，可能就会拖三阻四，要靠走门子、走关系才方便易行。我想，这是个很不好的第一印象。

高新区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候智龙：

企业注册前的审批，太多、太复杂了！哪些需要审，哪些不需要，仍然没有理顺。而民营企业是要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的，延误商机怎么办？高新区的审批项目是全市最少的，但保留的行政审批还有120多项。

去年，华西医大要上一个项目，盖了100多个公章，还是没有办下来，经媒介披露后，十分轰动。市政府下决心去查，发现并不存在太多推诿扯皮，绝大多数公章是必须要盖的，所以要提高办事效率，不仅要改变官僚作风，更重要的是改革陈腐的管理程序。

记者按：如果说入世之后，国家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企业的竞争，那么，在国内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表现为政府服务能力的竞争。政府要“加速”，要改善软环境，才能吸引人才与资金，让企业安心扎根。正如深圳市市长所说：政府改革工作不仅关系到廉政、作风问题，还关系到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和生存、发展。

政府逐利有失公平

企业对政府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服务的要求―政府应当提供公平、公开、公正的服务。但是，令一些企业感到忧虑的是，竞争环境并不公平，而且，荒谬的是，其中一大竞争对手恰恰就来自于政府本身。这场仗怎么打？企业能不能陪得起？

四川金科成地理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金石：

我和妻子李征在欧洲攻读地理信息学专业。2000年10月，我们回国创办了金科成地理信息有限公司，搬进了成都留学生创业园。这里不光信息灵通，还经常有国家、省、市各级领导人来看望鼓励我们，让我们备感党和政府的温暖。

但有一个问题使我很困惑：现在很多部、省一级的政府单位，搞了不少信息中心。它既有行业管理的权力，可以行使政府职能，审查项目；又有事业单位的职能，可以搞科研开发；还具有公司的企业职能，可以开发和销售产品。

他们既制定规则，又当裁判，还当运动员，这种不规范的竞争，叫我们留学生怎么做？

成都依柯公司总经理金锡萱博士：

2000年7月，我从美国回到成都，创办了这个公司。我的感受是，创业园虽好，但一走出创业园就被打倒了。

我在创业园开发无毒、无公害农药和农产品保鲜膜（剂），但令我备感无奈的是，在中国市场上却竞争不过有毒、有公害的农药。

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庞大的农业管理系统。他们既是政策制定人，又是政策执行人；既是农药制造者，又是农药销售者。在美国，禁用有毒农药，谁敢使用，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中国也有禁令，但禁而不止，因为各地农技站有利益在里面。有关部门不按规则办事，我们很难竞争。

中国农民收入低，不仅是因为农产品质量低，也因为安全性差，所以不管价格多低，人家也不买。比如茶叶，虽然我们的品质好，但欧盟已把农药的残留标准降低了100倍，四川的茶叶显然就更难出口，中国农业不重视这个问题，会吃更大的亏。我在美国研究、推广安全农药18年，产品在美国很有竞争力，但在中国却打不进市场。例如四川某县，他们用有毒农药，对柑橙进行浸泡、保鲜。我看了很痛心，给农业局做了很多工作，请他们去执行禁令，但没有效果。

记者按：从金博士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到：农业问题，问题不仅仅在于农业。环保问题，问题也不仅仅在于环保。转变观念容易（比如禁用有毒农药），但改变利益格局就难（不让各农技站出售有毒农药）。某些政府部门一旦直接卷入利益体系之中，不但维护不了公益，甚或可能成为种种公害之源。

勾兑文化适应太难

目前各级政府都很重视讲“软环境”的建设。它一方面是制度环境的有形建设，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风气的无形建设。

中国有悠久的所谓“勾兑文化”，即是软环境中的恶质成分。它表现为世故、圆滑，故布迷阵、巧设关卡，不露声色地揩油、贪得无厌地索取。归国创业的人，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领悟其中三昧，这也是让许多海外学子望故国而却步的原因。

成都加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杨钊硕士：

2000年11月，我们5个美国和加拿大的留学生集体回国，注册创办了这家以研制、开发手机芯片为主的公司。我们的导师是加拿大这方面的研究权威。回国前，我们都曾被很多公司高薪聘请，但最后还是做出回国创业这一人生的重大选择。

创业园对我们很照顾，我们觉得很受关照。但“海归派”回来，除了缺资金外，另一个难题是对市场环境不熟悉，特别是中国市场的运作体系里面，“人为”的成分太多，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可以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确实不一样。这里面有些因素是国家闭关自守多年造成的；还有另一种特色，则属于东方文化的含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出国久了，刚回来时确实对此不太适应。

具体讲，同样一件事，他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就算他办了，别人也可能不办；周围的人去找同一个人办事，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办法处理，结果就不一样。一切都取决于你会不会套近乎，会不会“沟通”、“公关”，说得俗一点，这是一种勾兑文化，或叫腐败文化。这个问题不是现在产生的，现在能解决的，这与国际惯例差得太远了。现在中国已加入WTO，我们希望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更快，将来能够照章办事，而不是“看人下菜”。

记者按：目前，各地创业园都出现一区多园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要求入园的企业越来越多，也因为许多已成长壮大起来的企业情愿一直呆在“孵化器”里。对于一些经营者来说，将诸多事务委托创业园来打理，不直接和政府、社会机构打交道，意味着耳目和身心的清净。

也许，我们不应当仅仅嘲笑它们过强的“依赖性”，因为“勾兑文化”的盛行，确实是我们社会的一大痼疾，它会逐渐把浸淫其中的人，塑造成“厚黑教主”的徒众。

对全国各地创业园近年来倍数级的增加与扩张，我们应当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这也许从另一方面说明创业园外的人文、制度环境，仍不太宜于中小企业的成长，所以创业者才会群趋于这个人造的“避风港”和“桃花源”。

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

当原本一马平川的通衢大道，拉起无数的绊马索，刨出遍地的野猪坑；当穿州过省比漂洋过海更艰辛困难、充满变数，海外的留学生们还会选择归来创业吗？很多归国留学人员陈述了“地方保护主义”带给他们的巨大困扰。

鲲鹏公司总经理常健博士：

我是2000年2月和成都联系，3月就从日本回国创业了。在这里，政府给了很多支持。有问题找园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解决。真有种被“孵化”的温暖感觉。

但走出这个小环境，问题也就出来了。我对自家产的药品很有信心，可以说其质量、价格都是很有市场竞争力的。正因如此，我的对手经常采取不正当手段来竞争。他们买通地方或部门官员，封锁我的产品。我在青海有一个商，有实力，也有背景，在当地做得不错，但当他想把产品打入甘肃时，就遭到封锁。对方是上市公司，他们的销售人员扬言，我的产品不光甘肃，陕西、广西都不要想进去。

据说，在甘肃，只要拿10万、8万就可把一个品牌给赶出来。在成都，也有类似事情发生。对手通过不正当方式，使药店、售货员、店员重视对他们产品的销售，把我们的产品摞在不显眼的位置。沿海环境较好，我的产品在福建、广东就没碰到这种事。我经常感慨，如果成都市、四川省、西部省市的创业环境都能像我们高新区一样，就肯定能吸引大量留学生回来。

记者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市场割据确实使创业者心悸、心寒。显然，如果法治力量不够强大，势单力薄的创业者就只能托庇于“勾兑文化”、“拜山头”之类的“东方特色”了。

诈伪过多，如履薄冰

金锡萱先生，这位现年59岁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前美国农业部微生物防治病虫害中心部门主任，一年多前回家乡成都，投资200万元，办起了以生物保鲜剂为主要开发项目的公司。现在，他正感受着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挫折。

他的伤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投入和回收的不成比例，二是国内农药市场具有他归国前无法想像的不诚与无信―

成都依柯公司总经理金锡萱博士：

我的保鲜剂产品好，来的订单也多，但我不敢发货。原因在哪里？一是我没功夫去讨债，二是我没功夫打官司。

我刚刚收到湖南省岳阳市的订货单，要2号保鲜剂1500公斤，1号500公升，小袋10万袋，总共仅8.8万元的货。人家要先卖了再给钱，但我不敢发，怕款收不回来。迄今我已发出价值10万元的货了，但只收回3万元钱，这就是前车之鉴。

这事太伤脑筋了，在美国不会遇到。那些买家没有信誉，没有商业道德，他们把我们的人骗去，不是商谈业务，而是先请你吃喝一顿，再问要不要小姐，然后就欠你的钱。我们2002年的订单有200万，但我们不敢吃这个馍馍，我们经不起别人坑。

现在，我们的产品已进入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但在中国大陆就是举步维艰。

记者按：也许不是中国人特别缺乏诚信，而是刚进入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人，特别缺乏市场经济中的规范，以及对这种规范的有效监管。

当诈伪泛滥，企业就不得不增加鉴别、拣择的成本，若这种成本过高，则放着现成的买卖也无法交易、无法动弹。美国归来的金博士的企业又是这样的一个现成例子―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分析，金博士经营业绩不佳是他事事循美式作风，尚未“本土化”，昧于“潜规则”，没有组建一支灵活、擅长“勾兑”的营销团队的缘故。

创业门槛还是太高

不久前，国家某机构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制约中小企业创业的诸种不利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缺乏资金的问题。目前，国内在风险投资、银行贷款等方面对注册企业的资金要求仍然太高，中小企业几乎都对此不存希望。

另外，如何减轻高科技企业进口科研装置的关税，使之同正规科研部门享受相同的待遇，仍是诸多创业者需要得到合理承诺的事情。

成都加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杨钊硕士：

为了办公司，前期大家自筹了100万。所有银行都不肯贷款，因为我们没有财产可抵押，我们有的只是软件技术。

在这个艰苦创业阶段，资金是制约我们前进的最大问题。我们现已通过高新区，申请科技创新基金。本园有三四十家申请，但估计只有一两家能申请到。因此，希望是很渺茫的。

当然，高新区尽了最大努力来支持我们。支持了我们有偿贷款70万，但这还远远不足。我们跟企业、风险投资都接触过，寻求资本支持。但他们都追求立竿见影式的回报，短期看不到明显效益，就都不愿意投。

但话说回来，很多投资者只懂经济，不懂高科技，他们来，往往会改变你的方向。上市公司与高科合作，说白了，是炒你的概念，在股市上捞一把，不会真正关心你的研究和开发。

高科技开发初期，需要大量投入。加拿大、美国的高科技，最初都是国家来扶持的，即托儿所是国家来办的，一旦成熟，国家就可管理了。我认为，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做得不足。

四川金科成地理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金石：

为了跟踪世界最先进的高科技产品应用技术，我们公司今年年初就与美国公司合作开发人工智能芯片应用产品，用于智能交通、民航管理。但仅购买一只价格为2817美元的智能芯片，就要交纳约10%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超过7000元人民币。为了科研，我们需要进口很多这种芯片，高昂的附加费，给开发带来了很大困难。

我曾问海关为什么要征收这么高的税，海关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申报后可以免税，而我们是企业，而且是民企，所以没有资格免税。我们是搞高科技的，却不算科研单位，真是荒唐。这种政策是不是太保守了？

记者按：风险投资在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两个全球最大的高新科技园区的壮大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大陆，风险投资刚刚起步，也缺少有效的监管机制。相关资料显示，国内已转化的高科技成果中，转化资金靠自筹的占56%，国家科技计划拨款占27%，风险投资仅占2%多一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的“高新企业孵化器”。

而要建立一个鼓励风险投资的金融体制，政府就得通过制度创新，建成以市场建设为核心、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风险投资机制，同时，在信贷、税收政策方面给中小企业创业者更多扶持。

结语：不能取代的信心

海归派创业者在创业园外遭遇的困惑，其实也是本土创业者早已在承受的现实。

我们是应当劝海归派“调整心态，跟上现实”，还是应当改变不公平的游戏规则，为所有创业者缔造一个更合理的、合乎全球化潮流的创业环境？也许，不能太简单地做出二选一的判断，因为，我们已置身于一个更开放的系统之中，政府、企业、个人的角色都在成长、变化，并且互相塑造。

关键是抱持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在此心态下，所有的抱怨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我们可以找到它能够推动变革的建设性一面。我们发现：抱怨并没有损坏创业者的信心―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听说哪位创业者在“打退堂鼓”。几乎所有创业者在抱怨之后，都表示有信心将企业做下去。他们的信心来自于一个基本判断：一切会变化，而且会向着好的方向变化。

我们发现，成都创业园正体现着从管理向服务转化的“标本政府”形象。这也是很多海归创业者的信心之源。据说，创业者对园区的最高评价就是：“平时感觉不到创业园的存在，遇到麻烦就会想起你们。”很多创业者是把目前园区的气氛，想像成未来整个国度的创业环境。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各级、各地政府是否都能实现从“官员”向“服务员”的转变？我们的国家，能否成为一个巨大的创业园？如果创业园的作用仅仅是将外部的环境衬得更糟，那可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本意。

也许，当创业园与非创业园的界限消失的那天，也就是“海归”与“本土”的界限消失的那一天，今天的困惑在那时会烟消云散。面向广大的国土，我们会说，这是一片开放的乐园，它属于一切热爱创新的人们。

吴鹰：“蜕变”十年再回首

本刊记者　袁卫东

“海归”们夹杂在两个世界之中。国人看中的是他们在西方世界这个成熟市场体系的经历，看中他们所携带的那种因子，但当他们回到母国，面对还未完全确立规范的市场环境，新的“文化震荡”又在所难免。

是回归、妥协，还是在冲突中，走向新规则？海归的气质与本土的现实，如何交融？

进入我们视野的吴鹰，由于UT斯达康在中国的成功，与网通的总裁田溯宁被并列作为“海归派”代表人物。从1985年揣着30美元到美国求学直到回到中国创业成功，在长达16年的个人历史中，他有在美国做搬运工的辛劳，也有进入贝尔实验室的骄傲，有回到中国做“小灵通”，被指斥为“洋垃圾”的痛苦，有遭遇电信政策挤压的难堪，也有公司股票在纳斯达克市值冲上70亿美元的尖峰时刻，也有UT斯达康在《福布斯》位列全球最佳小企业的声誉……

吴鹰的历史带给我们的图景是摆脱海归尴尬、融入中国的个案。

让“海归”始终背负“海归”的背景是一个错误；始终以“海归”特殊心态，面对日益变化的中国，也是一个错误。文化震荡结束后，融合正是主流，与正在成长的中国市场因素结合，同时也不要放弃坚守最初的气质，“海归”的蜕变正与中国的蜕变一起成为现实。

在2001年岁末，UT斯达康中国总裁吴鹰接受本刊独家采访，坦露了一个海归者在中国长达10年的“蜕变”轨迹。

冲突―

创造“海外民族企业”一词

《南风窗》：回来创业后，有没有与环境发生冲突的事件？

吴鹰：刚回来那会，我就感觉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产品，按市场规律来做，我觉得我的产品一定有竞争力，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一定能做好，结果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这样那样的困难。比如电信行业三四年前还有一个产品订货会，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是绝对不会被邀请的，都是国内一些企业。一个订货会下来，大笔的业务就有了。从理论上我们算是外企嘛，甚至有一些国内的企业说我们不是民族企业，是“帮洋鬼子打工”。

另外还碰到过一些事，相当尴尬，比如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谈一个合同，当时我们是作为企业顾问的方式来谈这个事，可中间，主持会议的人不知从哪接到一个电话，开会的时候就说我们不是顾问，跟我们没关系，是不是很尴尬？在那么多人面前就像大嘴巴子打在你脸上。

《南风窗》：有这种舆论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受？

吴鹰：当时心理很不平衡！以创建公司的合伙人的个性，不出国很可能也会把企业做起来，这样没人会说半句话。你这个就是民族工业。那出去一圈，受了一大堆苦，但把人才、技术、资金、管理带回来了，却当外国人看了？所以在当时我们的宣传资料叫“海外民族企业的骄傲”，这个词是我们自己创的。

《南风窗》：当时为什么这样？

吴鹰：原来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拿一个好产品回中国做，后来发现必须走这条路，像几年前，想变成民族工业化身那样。

后来，在北京机场花50万做了一个大广告，叫“海外学子报国有门”。我们也是想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解放以前，不老是说海外学子报国无门吗？我们想写一个海外学子报国有门，现在不一样了，应该做这个事。后来有些人看不懂，还以为我们是一个公益广告公司。

《南风窗》：当时最能表现你们情绪的事情是什么？

吴鹰：我记得1995年在杭州的一个元旦晚会，那时公司有二三十个留学生回来。留学生表演一个临时节目，我们用卡拉ok唱《我的祖国》。当唱“一条大河波浪宽”时，几乎每个人都掉泪了，因为想到美国的留学生活，想到回到祖国创业的不易。公司员工都很震撼。

调整―

“要有长期的承受”

《南风窗》：相当多的海归者因为与国内环境的冲突，而经受心灵和理想的磨难，你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如何调整对待？

吴鹰：这是一揽子的东西。你要想得到很大的发展的话，你就得忍受这些不正常、发展中不规范的东西，它有两面性。当然，我们是从一个好的方面看，这事就过去了，但从很大的冲突来讲，我相信很多人会有反向的文化震撼，从国内到美国会有一个，再从美国回来，又是一个反向的文化震撼。他说要做成生意，得去请客送礼，这些事好不好，肯定是不好，但是要适应，他也要做。如果他接受不了，可能受到什么挫折就回去了，回去做了半年可能又觉得中国好，又回来了，这样不行，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承受。我们承受了10年。

《南风窗》：是不是迎合“潜规则”就可以解决问题？

吴鹰：这其实还是有解决办法的，所谓同流不合污。原则的东西你可以不放弃。当然，我们也要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工作。实际上，大气候还在，国家领导人在海外对一些国企的抨击蛮严厉的，比如：国有企业没有人真正懂财务，只是记账而已，他知道有这些弊病啊，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原则不必说放弃，而且可以看到，中国10年前肯定关系是最重要的，现在就不是了，资本、技术、关系、市场都很重要。

《南风窗》：UT斯达康以“小灵通”而闻名，但小灵通恰恰是垄断性的中国电信业中备受困扰的产品，信息产业部前后矛盾重重的指令已经显示了这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样面对的？

吴鹰：留学生回来最怕的就是怕政府政策变化，2000年，小灵通的事情出来后，我们的股价当天就大跌，当时我们从华尔街一个不知名的公司变成被谈论最多的公司，实际上没有评论公司好不好，但是对政府干预企业，不按市场规律办事，有一大堆说法。我们心态比较平静，反倒去做一些解释工作。

因为了解背景，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中必然的一个事情，即使是最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人，也会自觉不自觉，更重要是不自觉的时候说一些，这企业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他没有意识到是在干涉企业做事。

其实小灵通属于无线接入网的范畴，这是非常正规的一个过程。你知道从实验到启动有多长时间吗？5年的时间！从1995年开始做实验，开始选型，然后做测试，以后还有专家初审，以后专家中审，都是信息产业部请来中国电信业的专家包括一些官员来做这个事，他们全部都签了字，这是中国电信系统很正规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谁讲一句话就不让做了。

说企业没有按规则办事，技术是否成熟，来调查一下，最后结果也是非常公正的一个评论：小灵通是有线电话网的一个补充和延伸，是我们的营业范围，正式发了一个文件。

《南风窗》：你曾经在中美两个环境中都有创业经历，对目前国内的创业环境做何评价？

吴鹰：国内创业的环境不像美国那么完善，美国成立公司，法律制度保护等都比较完善。成立公司是你自己的事，没有必要卡你。它比较成熟，但某些东西的市场已经饱和了。中国环境不完善，但孕育的机会很大。在美国，你花一分力，得到一分利的回报。但在中国，花一分力，可能一分利也得不到，但反过来，也可能得到10分利的回报。

这10年中国没有一个大的后退，市场经济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就说政府干预，中国现在不是10年、20年前的中国，如果是20年前，某个部的领导人，对某个业务，想把你封杀掉很容易，他一句话讲完你就死了，但现在市场力量很大。

融合―

认清自己是谁

《南风窗》：未来，海归派是不是要融入中国的体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独自被划分出来，具有特有的含义？

吴鹰：我不太赞成海归派的提法。

报效祖国很重要，但更多的是中国的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自己回来更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原来的弱势变成优势了。自己是谁更清楚了。留学生掌握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知道国际游戏规则，跟国内比的话有这些方面优势，跟外国公司比，他也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不一定了解中国的文化。

特殊的身份有时候创造一些好处，实际上又造成了一些负面作用。回来做事情，优越感和自卑感的调节一念之间就会变化。优越感可以很容易理解，我读过洋人的书，知道的事情人家不知道，但是具体做事的时候，碰到很多挫折，可能又自卑了，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人家能解决的自己却解决不了。

其实没人强迫你回来，谁逼着你回来了？回来创业是自己选的这条路，没什么可抱怨的，对吧？如果心理上能克服这些障碍，再往前走的话，很快就会做些事情出来。

《南风窗》：融入中国市场后，你怎样看待UT斯达康的成功？

吴鹰：我们现在真的不能说成功，只是比别人发展的速度快点，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一个国际性的公司，基本上10亿美元才能算中型公司。我们今年的规模在60亿人民币总量上。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有力的因素，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一个企业想形成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一定要有一个家乡市场，这个家乡市场谁也比不了中国这么大。家乡市场一大的话，成本下降得很快，你在国际上打，别人很难跟你打的，你又有价格优势又有竞争优势，又是个美国上市的公司，人家对你有一个信任。

在中国的市场上，在接入网方面我们打败了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北方电信等国际大公司。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