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法第33条与第26条第4款的立法本意与执行尺度

如何理解和执行专利法第33条有关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的规定，已成一个热点。已有文章从申请人有实质性修改申请文件的权利和先申请制(或先发明制原理)的角度，论证了要求修改不超范围和要求修改后的内容得到说明书的支持二者本质上是相同的，或者从先申请制的角度论证应当允许修改时进行与概括或者提炼权利要求相同的概括或者提炼。笔者试图从更多的角度论证此问题，并明确主张：第33条的立法本意与执行尺度，应与第26条第4款有关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即通常所说的说明书对权利要求书的支持，以下简称“支持”)的立法本意与执行尺度是一致的。

中国专利法第33条的历史及适用现状

1984年专利法规定：“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不得超出原说明书记载的范围。”1992年专利法将原始记载范围扩展到权利要求书。除此之外，20余年来法律似乎没有变化。实则不然。

2006年7月1日之前的《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5.2.3(以下用II.VIII.5.2.3表示)规定：“如果申请的内容通过增加、改变和／或删除其中的一部分，致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看到的信息与原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同，而且又不能从原申请公开的信息中直接地、毫无疑义地导出，那么，这种修改就是不允许的。”在2006年《审查指南》中，上述内容被修改为：“……致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看到的信息与原申请记载的信息不同，而且又不能从原申请记载的信息中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那么，这种修改就是不允许的。”

正如字面上“记载”和“确定”比“公开”和“导出”更加严格一样，实践证明2006年《审查指南》事实上使得对修改超范围的判断标准更为严格了。即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从原说明书及权利要求的记载内容理解出或导出的信息不能作为修改的依据。

实践中，国家知识产权局进一步将“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理解为“虽然在申请文件中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文字记载的内容以及说明书附图可以唯一确定”。而由于语言的多义性和不精确性，要想证明从原文字记载能够唯一地确定新的文字记载，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实践中几乎没有“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存活空间，唯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方可作为修改的依据。对于新引入的对技术特征和技术方案的概括，就更加不可能不超范围了。

又如，即使根据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可以推断出新增内容属于公知常识中多个并列选项中的一个，由于存在多种选项，该新增内容也不属于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内容。

美日欧相关实践简述及与中国之比较

1.欧洲专利局

欧洲《专利公约》第123条规定，对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其主题不得超出原始申请内容”。欧洲专利局《审查指南》规定，如果申请内容的改变导致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看到的信息不能从原申请的信息中直接并毫无疑义地导出，即使考虑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隐含公开的内容也是如此，那就应当认为这种修改超出了原始申请的内容。

但对于何为“隐含公开”的内容，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只是在申诉委员会判例T823／96中认为，“隐含内容”仅指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明确记载的内容可以清楚地、毫无疑义地导出的信息，必须同时考虑公知常识以决定从明确记载的内容中能清楚地、毫无疑义地导出什么内容。

可见，欧洲专利局使用的“记载”和“导出”的字眼与中国实践类似，但没有中国实践严格。具体来说，原则上也不认同概括式修改，但对于其他修改，欧洲专利局并不像我国专利局那样强调导出结果的“唯一性”。

2.日本特许厅

日本1993年专利法第17条之2规定：“(修改)必须在最初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的范围及附图所记载的事项范围内进行。”最初，相应的审查基准(即审查指南)将“最初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的范围及附图所记载的事项范围”界定为原始申请文件明确记载的事项，以及可从原始申请文件直接且唯一导出的事项。

上述规定如我国现在的审查指南一样严格，导致审查实务过于重视字面比较而令判断标准过于僵化、教条，引起申请人广泛不满。在东京高等法院相关行政诉讼的影响下，日本特许厅于2003年10月对审查基准予以修订，适当放松判断标准，删除了“直接且唯一导出”的表述，将“最初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的范围及附图的记载范围”界定为不仅包括原始申请文件明确记载的事项，也包括即使没有明示记载，但根据原始申请文件的记载显而易见的事项。

3.美国专利商标局

美国专利法第132条规定：“修改不应在发明的公开中引入新的内容。”

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审查程序手册(MPEP)第2163.07节规定，对申请所作的能够得到原始说明书支持的修改不是新内容。例如，实施例仅公开了一种特定的粘结性涂敷方法，若根据原说明书的记载，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清楚判断只要各层被粘接，具体如何被粘接并不重要，则该实施例记载的方法已足够支持“粘结性涂敷”这一上位概念，因此，允许将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修改为“粘结性涂敷”。

由上述可见，各国对修改超范围的表述不尽相同，但至少都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原申请内容。对此，美国和欧洲专利局采用“公开”的字眼，而日本和中国采用“记载”的字眼。二是从原申请内容得出的内容。对此，欧洲专利局的说法是“直接地且毫无疑义地导出”，并且考虑“隐含公开的内容”；日本特许厅的说法是“根据原始申请文件的记载显而易见的事项”；中国的说法是“直接地且毫无疑义地确定”，即“唯一地确定”；而美国标准最为宽松，得到原申请文件公开内容的支持即不超范围。

可见，我国专利局在四大专利局中对修改超范围的标准最为严格。欧洲专利局的标准接近中国，但仍比中国宽松。美国最宽松，正是笔者号召学习的榜样。而日本的“显而易见”说的效果实际上接近于美国的“支持说”。

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本意

众所周知，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范围，是先申请制的基本要求。若允许申请人对申请文件的修改超出原始申请文件的范围，就会违背先申请原则，造成对其他申请人以及在原始申请文件范围之外实施技术的第三人不公平的后果。

因此，“修改不能超范围”规定的初衷在于调整、平衡申请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不让第三人受到损害，而非限制申请人获取的利益。考虑修改是否超范围时，重要的是第三人从原始申请文件看到了什么，而非申请人在撰写原始申请文件时想要保护什么。即应当以原始申请文件的客观公开内容为准，而非以申请人主观上想保护什么为准。自然，“原始申请文件的客观公开内容”要由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判断，而不依赖于某个具体的人，包括申请人本人。

但是，在关于修改超范围的争论中，往往都下意识地将申请人意图考虑进来。例如，一种观点认为，对申请人在申请日没有想到要保护的内容(此处的“保护”，不是指非要写到权利要求中不可，而是指申请人在撰写说明书时是否意识到了新引入的概括方式或者替代方式等。因此，不妨说“申请人在申请日没有想到要公开的内容”)，若不能从原始申请文件直接地、毫无疑义地得到(即“唯一确定”)，则不能通过修改纳入保护，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在撰写说明书时意识到了那些虽然很明显但并非能唯一导出的内容。这种观点在申请人进行概括式修改时最为适用。而反方则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从说明书的上下文，事实上能够看出申请人意图保护(公开)什么。

显然，上述观点以申请人的主观意图替代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客观判断，是不恰当的。

从另一角度看，由于过度强调申请人的主观意图，使得对于类似的技术问题，判断是否超范围时的标准与实质审查其他方面(例如新颖性审查)的标准产生了差异，进而偏离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角度。例如，在新颖性审查中，对于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如螺钉固定到螺栓固定方式的改变，会认为置换前后的技术方案实质上相同。但是在修改超范围的判断中，即使属于惯用手段直接置换的情况，通常也认为是超范围的。即在进行修改超范围的判断时，判断主体完全不具备判断新颖性的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所应有的知识，而对惯用手段、公知常识等几乎一无所知。这无疑不合情理。

由以上可知，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本意，是要确立申请文件在申请日(优先权日)在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看来所公开的内容，作为落实“先申请原则”的基准，以调整、平衡申请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而现审查实践显然偏离了这一立法本意。

专利法第26条第4款(支持)的立法本意

1993年《审查指南》II.II.3.2.1节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是指权利要求应当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就是说，每一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应当在说明书中充分公开，即权利要求的范围不得超出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权利要求通常由公开的一个或者多个实施例概括而成。权利要求的概括应当适当，使其保护范围正好适应说明书所公开的内容。对于权利要求概括的是否恰当，审查员应当参照与之相关的现有技术进行判断。一项开创新技术领域的开拓性发明，比起已知技术领域中的改进性发明，允许有较宽的概括范围。一项概括恰当的权利要求应当既不超出专利申请原始公开的范围，也不使申请人应获得的权益受到损害。”

作为中国专利制度中的第一部审查指南，1993年的审查指南很好地反映了第26条第4款的本意。首先，权利要求是根据说明书所公开的内容概括而来的；其次，权利要求的概括不能超出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或者说不超出专利申请原始公开的范围。因此，并不要求权利要求(当然也包括其技术特征)在说明书中有完全一致的记载，否则“概括”之说便成了空谈。同时，此处也已隐含了专利法第33条的前身：既然权利要求的概括不能超出说明书记载的范围，那么，后期对权利要求的修改自然也不能超出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然而，在实践中，存在说明书没有记载而权利要求书有记载的情况。此时，申请人往往将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补充到说明书中以克服权利要求得不到说明书支持的缺陷。但是，这种形式上的改变未必能使权利要求获得真正的支持，因为原说明书未必包含充分的实施例。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审查指南进行了修改：“……权利要求书不仅应当在表述形式上得到说明书的支持，而且应当在实质上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就是说，权利要求书中的每一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应当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中公开的内容直接得到或者概括得出的技术方案，并且权利要求的范围不得超出说明书记载的内容。”

一方面，该审查指南仍然明确了权利要求既可从说明书公开的内容直接得到，也可从中概括得出；却又说“权利要求书不仅应当在表述形式上得到说明书的支持，而且应当在实质上得到说明书的支持”。该次修改的本意原本是指仅仅形式上的支持是不够的，但是文字表述却成了“形式上的支持是必需的”，从而架空了“概括”这个途径。

毋庸置疑，这个说法影响了对第26条第4款审查标准的掌握，同时，也影响了对第33条审查标准的掌握：既然从支持的角度都需要有形式上的支持，那么，修改自然也要做到这一点。

2006年审查指南对上述说法进行了纠正；“但是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在说明书中存在一致性的表述，并不意味着权利要求必然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只有当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得到或概括得出该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时，记载该技术方案的权利要求才被认为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至此已然明确，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并不要求“形式上的支持”即“说明书中存在一致性的表述”(亦即“直接记载”)。

可见，权利要求的功能是基于说明书的公开内容得到或者概括出一个保护范围。专利法第26条第4款的立法本意，是基于说明书的公开内容撰写保护范围适当的权利要求，平衡申请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后期对权利要求的修改同样要满足该要求，也应当仅限于满足该要求，而没有任何法理和实践上的理由需要对权利要求的修改提出更高的标准。

专利法第33条与第26条第4款的联系和区别及结论

由上述讨论可知，两个法条的立法本意是有联系的。在撰写阶段从说明书概括权利要求时，或者在修改权利要求时，都要在说明书公开的范围内进行，以有效平衡申请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

区别有二。一是适用对象：第26条第4款仅适用于权利要求，而第33条还适用于对说明书的修改。二是适用时间：原始申请文件已经包含的权利要求要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即其概括的技术方案不能超出说明书公开的范围；而修改引入的权利要求，则不能超出原始说明书公开的范围。修改之后的权利要求当然也要满足第26条第4款的要求，只不过第33条将其完全覆盖了。

由此可见，第26条第4款和第33条均应允许对说明书适当概括以得到恰当的权利要求，因为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无疑会对说明书公开的内容有一个恰当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一定允许基于说明书的记载及其所掌握的技术知识进行一些联想、推论和概括。因此，第33条的判断主体同样应当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判断修改是否超出原始说明书的范围与判断权利要求是否得到说明书的支持的标准应当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不应只是羞羞答答地主张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判断修改是否超范围时也应具有一定的推理、分析和归纳能力，或者主张后期的修改也允许采用与撰写时相同的概括和提炼方式。而应明确大胆地主张：第33条与第26条第4款的审查标准本质上是同一的。即按第26条第4款的标准得到原始说明书(包括权利要求)支持的修改不超范围，超范围的修改必然得不到原始说明书的支持。

当然，笔者理解，不同的法律条款在实务中适用起来，松紧程度不可能完全没有差异。这种差异是“事后诸葛亮”现象所导致的，并不意味着两个法条的判断标准有何本质区别。具体地，在原申请文件中已经存在某种概括的情况下，读者倾向于尽量理解并接受它；而当同样的概括是在修改时引入时，因为存在对“修改超范围”的提防，在理解这种概括时易呈现出惰性和保守性。若能明确两法条之间的一致性，直接采用第26条第4款的标准来判断超范围的问题，则可尽量避免上述主观因素的干扰。

(作者单位：北京集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