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的流言传播力量

摘要： 作为一种新媒介，短信在2008“蛆橘”事件的传播中展现了强大的力量。本文作者从传播学角度考虑它的角色及功用，期望能对正确引导和利用短信传播有所帮助。

关键词： 短信 流言 传播

引言

一条关于“广元蛆虫柑橘”的短信引发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柑橘危机，同时也将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不信任心理再一次曝置于放大镜下。一时间，柑橘生蛆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各地果农和柑橘销售商面对积压柑橘忧心忡忡，反观整个事件，始作俑者正是一股不可小觑的传播力量――手机短信。

短信在这次柑橘事件中异军突起绝非偶然，这种新兴的传播手段兼具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媒介特质，凭借其点面兼具的广域传播方式、迅速便捷的无障碍流通渠道、先入为主的流言辅助功能充当了事件的幕后推手。这条悄然散播开来的消息，我们称之为“流言”比“谣言”更合适（流言，指在人们之间相互传播的有关某种社会现实问题的不确切消息；谣言，指没有事实存在而捏造的消息）。它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特定的土壤中，短信传播力量的生根蔓延格外迅猛，从传播学角度考虑它的角色及功能，正确引导并加以利用，正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实用性课题。

一、案例介绍

2008年十月间，一条短信悄无声息地在人们的手机中散播开来，内容为：告诉家人和朋友暂别吃橘子，今年四川广元的橘子在剥皮后的白须上发现病虫。四川埋了一大批还撒了石灰……请转发给你最好的朋友和家人！

之后，全国柑橘销售市场滞销，果农面对大批积压腐烂的柑橘无计可施。事件源头广元旺苍县销毁了1252吨柑橘，其中有虫柑橘仅12吨；柑橘大省湖北在今年增产10%的大好形势下市场遇冷，柑橘七成滞销；此外，北京、广西、湖南等地，柑橘销售同样受阻，市场购买力持续走低。同时，以传统媒体为平台，形成了政府、专家、记者三方联袂的救市局面：官员频频亮相柑橘展销会现场带头品尝，以期促进消费；专家源源输送柑橘大实蝇防害知识，试图以权威分析挽救消费者心理；记者追踪公开多方资讯补救因信息滞后所导致的公民知情权沦丧……

二、传播过程分析

传播者：信源不明。这条信息的最初源头无法考证，但基于短信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任何一个信息接收者都具备转为传者的可能性，更使得事件爆发后对“谣言”的追查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针对这次事件的传播目的

其实很单纯：主观上的“为你好”。

受传者：极为广泛。手机使用者都有成为受传者的可能，他们处于长长的传播链上的一点，并且其角色极易转化为传者。

传播渠道：手机短信。作为信息的搬运者，有现代科技的助力，其传播速度和覆盖面远胜于其他媒介。

讯息：流言。在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全面的境况下，这只是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其内容的真实性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传播效果：令人惊奇。一条未经雕琢的消息，其影响在短时间内投射现实社会，造成不可控的效果。

三、短信的传播特点分析

信息时代的传播渠道丰富而便捷，短信作为伴随手机普及而出现的一种新兴传播媒体（按照广泛意义上的“媒体”概念即“传播信息的介质”来定义），有如下几个特点：

1.传播覆盖面广。据国际电信联盟称，2008年全球手机用户数量将首次超过没有手机的人口，也就是手机普及率将突破50%。又据统计，我国从1987年开通移动电话业务到1997年用户达到1000万户，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而从1000万户增长到2001年的1亿户，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此后，2002年11月，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2亿；2004年5月，达到3亿；2006年2月，达到4亿。截至2007年12月，全国手机用户数达5.47286亿户，手机普及率为41.6%，手机短信发送量达到5921亿条。

相比而言，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但是普及率只有19.1%，且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1.1%）。

事件中，柑橘发生大实蝇疫情的消息正是借由手机持有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覆盖面，造成了“一传十，十传百”的轰动效应。

2.内容编辑快捷简便。传统媒体由于要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在内容上必须以牺牲时间为代价；即便是被称作第四媒体以速度著称的互联网，尽管人人都可以在其平台上充当信息的者和接收者，且信息的权威性未作强制要求，但电脑操作必然受到传受人群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快捷简便。而手机短信由于其操作方式简单易学，传播方式多为点对点人际传播，常常用十几、二十个字甚至几个字就可以完成一次信息传播，且具有“群发”和“转发”等特殊功能，在内容编辑上具有随意简明的特点。

事件中，五十个左右的文字囊括了一条讯息，文字没有经过仔细斟酌和着意渲染，同任何一条平常短信一样，且无须加工，被不断转发，可谓方便至极。

3.传受条件的不受限。随身携带是手机的最大特点，无论你身处何时何地（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时空限制，比如对方关机或不在服务区，但总体来说机动性非常强），无论你的收入是高是低（手机持有率将近50%，足以说明其价格已非常亲民），无论你的文化水平如何（门槛低至只需要你识字），几乎无法影响你通过手机短信在任何地方向任何人传播任何信息。

可以想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人们不断接收和转发短信，仅仅摁几下拇指，流言信息便快速增殖，这样的不受限，提供了其他媒体难以逾越的传播广度和流通速度。

4.说服效果好。手机短信传播区别于其他传播媒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一般传受形式为点对点人际传播，且多为非正式传播，传受者目的在于交换获取信息并据此不断调节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的新变化。另外传受双方的熟识关系，会天然地增加信源的可信度，特别在日常信息和情感交流类内容传播上，这种信息被接受的可能性更高。“人际交往不仅比大众传媒获得了更多的受众覆盖面，而且具有一定的心理优势。这种心理优势使得人际传播在传播别有效。”［１］

柑橘疫情消息的短信传播，兼具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优势：在大众传媒还没有介入的时候，向为数众多、各种不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递信息；同时它借助个人与个人间的信息传递展开，以手机短信为传播介质，具有天然的传播正效果，不易被怀疑。

5.反馈性强，扩散速度快。手机的随身携带性使得这种互动接近于面对面传播，传受双方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调整、补充自己的传播内容，从而实现传播的高质高效。［２］在短信传播中，受传双方处于不断的位置变换中，而某些可共享类日常生活信息，基于短信本身作为感情沟通和获取资讯渠道的特性，又可以迅速以两点互传的方式扩散，加上糅合了现代科技的独特群发功能，导致其传播速度以几何级数倍增。

6.传播内容的不可控。鉴于以上特点，手机成为一种民间广为选择的信息传播手段，也同时导致其传播内容的不可控。如此看来，手机短信甚至比互联网还要强调个人化，其传播模式既不同于平面媒体线性、单向度的“点―面”传播，也不同于网络无方向感的“面―面”传播，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传统人际传播“点―点”模式。手机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通信平台，每一个用户都是一个独立的传播者，传统意义的把关人荡然无存，对社会伦理、公共道德的引导和不良信息的过滤自然也无从谈起。［３］

柑橘大实蝇疫情的传闻虽不见得是人为刻意造成的，但这种传播方式的私密性、个人化，缺乏把关的过程模式，最终导致流言传播的不可控，即使对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缺乏考证，也并不防碍它的大面积传播，加之人们探求小道消息的逆反心理，甚至有某种程度上的助推效果。

四、“广元柑橘大实蝇”事件中短信的角色分析

1.流言的传播渠道。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正规的传播渠道（如大众传媒等）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４］

应该说，短信传言并非无中生有，四川广元旺苍县确实有68000多株柑橘发生大实蝇疫情（据事后四川省农业厅召开新闻会称），事件本身并不是导致流言产生的催化剂。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蛆橘”短信满天飞之前，媒体上并未见任何相关报道，短信仅仅截取了事实的某一个方面，将部分事实当做整体事实加以传播，这种证据的暧昧性惹人揣测。

“哨卡是24小时轮替的，没有检查到一车外运的柑橘。”……从发现大实蝇开始，旺苍县便在东、西两端与其他县区交界的木材检查站设立了哨卡，严禁该区域柑橘类果实和苗木外运；并防止疫情随着河流和车辆远距离传播。……但事后证明，哨卡对阻止“蛆橘”传言的扩散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自10月下旬起，那条惊人的短信开始传播，一位北京记者甚至在一天之内收到了10个相同的信息。［５］

不透明的信息环境给了流言以生长的温床，半遮半掩的信息最终同短信传播这种方式一拍即合，顺理成章地飞遍全国。

2.恐慌心理的助推手。事件中短信所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仅仅是一条信源不明、要素不全，却又在正常的社会传播渠道得不到验证的消息，然而事关人们的切身利益，恰好迎合了大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非理性心理。加上相关信息未能得到充分获取，证据十分暧昧。一旦从特殊渠道截获某些“蛛丝马迹”，即使是传言也足以促使人们将它当成一种信息资源，并据此作出私人决策，以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

从社会心理学看来，在缺乏可靠信息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流言传播；在不安和忧虑的情况下，会诱发流言的产生和传播；在社会处于危机状态下，如战争、地震、灾害时，人们容易产生恐慌与紧张感，流言容易传播；人们认识上或思想方法上的偏差，会导致流言的产生与传播。

面对危情，人们会构想出种种自救的办法，如果此时缺乏正规渠道的疏导信息，手段往往是激进和无理性的。在蛆橘事件中表现为，无论事后政府如何诱导，专家如何补救，媒体如何劝服，依旧无法扭转人们拒绝购买的局面。流言通过手机短信所达到的传播效果竟有如此大的威力，通过大众传媒所的诸多权威信息在一条信源不明的短信前竟显得如此脆弱无力。

3.舆论形成的工具。短信传播是一种私下的行为，同一般意义上认为大众传播在形成舆论方面具有强大作用的观点有所区别，这种传播方式更多地通过人际传播达到大众传播的效果，形成“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明”的意见，即舆论，通过人们的从众心理制约他们的行为，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

柑橘发生大实蝇疫情的消息，经由短信在社会成员中普遍传递，而这种传受关系的亲密性赋予了传播内容某种强制力，使得受传者产生要同周围人保持一致的从众心理。受传者通过短信感知社会上的“意见气候”，并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同大众保持一致，这也是导致政府和专家的劝服行为失效的重要原因――短信已经先一步营造了“舆论”。

反观整次事件，之所以短信传播力量凸显，其特定条件有如下几个方面：

1）传播内容的特殊性。性质非常亲民，现实程度几乎关系到所有社会成员，不限于特定群体。

2）传播时机的特殊性。时值“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于媒体，大众对于食品安全高度关注、特别敏感又信心不足。一条似真非真的传闻像一记重锤敲打在人们本就脆弱的神经上，使得传闻的效果数倍于常。

3）传播途径的特殊性。如上所述，短信的种种传播特点，如覆盖面广、传受条件不受限、说服效果好，内容不受控等，为流言传播创造了条件。这种渠道的特殊性，是其他传统媒体所不能比的。

结语

目前柑橘销售逐渐回暖，这场短信引发的风波似乎慢慢平息，而蛆橘事件留下的隐痛却仍在继续。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化传播手段，短信在流言传播中一显身手，力量强大，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单从某一事件的传播效果，我们无法断言一种传播媒介的性质。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短信的媒介特征必然为它带来某些传统媒介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但这种传播上的正效果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必然起到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它固然可以通过营造舆论环境达到社会控制效果，但往往这种控制由于缺少把关人而趋向于不易控。

目前，相关法律政策正在探索和制定中，用以规避短信传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追究短信造谣者责任、加强对垃圾短信的治理等。从法律角度看，这无疑可以起到一种震慑作用，但从现实可操作性看，还存在种种障碍：短信传播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使得追查和治理变得困难重重；其人际传播特点极可能造成许多出于好心的短信转发者变成无辜的涉嫌违法者……对于如此次蛆橘类事件，罪魁祸首还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够公开。与其事后迅速反应，控制传闻信息的流量和追查源头，不如在流言发生之前做好全面完整的信息公开，做好“谣言预防机制”，这样才能彻底终止短信传播在特殊情境下“步入歧途”，才能更好地在利用这种新兴传播媒介时做到扬长避短。

参考文献：

［1］Duell，Sioan，Pearce.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郝晓云.短信在人际传播中的优势与缺陷［J］.今传媒，2007，（5）

［3］李洋.警惕手机短信的负面效应［J］.青年记者，2004，（8）.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严冬雪，李赫然，张蔚然.“蛆橘”传言流变调查［J］.中国新闻周刊，200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