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

［提要］ 二战以来，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本文从经济增长速度、贫富差距程度、城市化发展、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等四个方面，对比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类国家的发展状况，分析其内在原因，为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3月16日

一、概念的提出

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等收入陷阱”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二战以来，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世界上较为公认的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和地区包括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

二、两类国家发展状况比较

1、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从经济发展速度上看，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普遍保持较高的增长，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波动较大。例如，1963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42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当时仅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2011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到9，138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则达到了20，164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贫富差距程度的比较。从基尼系数上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整体较高。其中，阿根廷和马来西亚两国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九十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了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韩国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九十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参照国水平。

3、城市化发展的比较。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盲目进行城市化，而与之配套的水、电、通信、医疗、教育等各种设施与服务得不到完善，导致“城市贫民窟”大量涌现，此种现象在拉美国家尤为明显。例如，1950年墨西哥的城市化率为42.6%，，2008年达到77.2%，超过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然而，目前墨西哥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口达到1，470万人，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0%。相反，韩国于七十年代进行的“新农村运动”以及八十年代末出台的《最低工资法》，使得韩国城乡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到20世纪初期，韩国已顺利实现了社会结构转型，中产阶级和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都超过了70%。1992年韩国中产阶级在全社会中的比重高达75.2%，城市化率也在1990年达到74.4%。

4、经济发展战略的比较。中等收入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主要分为两种，即进口替代型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初期，为了保护本国脆弱的工业体系，几乎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实施了轻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高估本币，建立贸易壁垒。但随着国内市场基本饱和以及资本与技术的匮乏，诸如“亚洲四小龙”等大部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果断转向出口导向型战略，通过对外贸易与引进外资来弥补市场与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并广泛开展技术创新，形成对国外技术的模仿、吸收与再创造；而大部分拉美国家则继续推行进口替代战略，造成对国外资本与技术的严重依赖。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亚洲四小龙”在某些高新科技行业实行第二次进口替代战略，保护和扶持本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减少外贸依存度，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5、产业结构的比较。从产业结构考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较于高收入国家来说，表现为三大产业比例不协调，往往过于依赖国外的资本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比如，1970年韩国工业、服务业比重与马来西亚产业结构比例相似，稍低于巴西的比重。到2007年，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巴西的工业和服务业则分别占比为37.1%、47.7%、28.1%和60%、42.1%、66%。如果单从产业比例关系看，巴西的产业结构关系和日本最为接近似乎更为合理，然而从其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来看，巴西和日本的发展差距甚远。这是因为，与日本、韩国相比，巴西等拉美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高并不是服务业发展快，而主要在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不发达。

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分析

1、体制不健全与过度城市化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由于政治与经济体制不健全导致了腐败、寻租、投机等行为蔓延，同时市场不健全带来收入分配方式畸形，形成贫富悬殊，而利益集团势力的不断壮大又会对体制改革百般阻挠，使得体制不健全与贫富差距过大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过度城市化而没有配套的基础设施与服务，部分城市居民得不到良好的社会保障，消费与投资动力不足，失业人口大量增加，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这种现象在拉美国家尤为明显。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中等收入国家内需不足，进一步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政权更迭，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2、政策导向失误错失发展良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政府部门在对待本国工业上采取的保护而不是促进政策，导致了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品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缓慢，同时对国内产品的限价保护抑制了需求，造成市场的进一步萎缩；发展重工业背负的大量外债以及进口导向战略对对外贸易的限制，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直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天赋的劳动力优势没有得到发挥，资本的稀缺性却被进一步加强；一味地依赖于国外的资本与技术，使得金融体系脆弱、本国产业受制于人，易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3、产业结构不合理。按三次产业分类法，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三大产业的比重排序一般由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三、二、一变动。这个过程必须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支撑，三大产业间的比重关系才能趋于合理化，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不同发展阶段，起主导作用的产业是不同的。许多拉美国家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过早地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导致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还带来了高失业率。

四、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快速发展，200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735美元，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上述国际比较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可以归纳为：深化体制改革、抓住发展机遇、健全配套设施、调整产业结构。只有做到这四点，我国才有可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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