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奖”的创立

鉴于本评奖从农历鸡年开始举办，并以金鸡啼晓象征百家争鸣，激励电影工作者闻鸡起舞，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电影创作而奋发前进，特定名为中国电影金鸡奖。

1981年2月间，林杉同志、程季华同志把我召到中国影协书记处那间著名的木板房，林杉同志说：“影协决定搞一个专业性评奖‘金鸡奖’，你来起草一个评选办法。”当时，影协书记处第一书记袁文殊同志因病住院，林杉同志主持口常工作。他说：“‘5・23’要发奖，‘金鸡’，‘百花’一起发，时间很紧迫了。摘一个工作小组，你来当组长，把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抓起来。书记处由季华同志分管这项工作，有什么具体问题，你多和季华同志商量。”这次谈话，使我与“金鸡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影协1962年就在总理的倡导下创立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可惜只举办了两届就中断了。“”中，中国影协被砸烂，1978年恢复工作，租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主楼四楼办公，《大众电影》《电影艺术》《世界电影》相继复刊，中国电影出版社也陆续出书。这就是当时导演们所说，片子“政治上行不行要送电影局，艺术上好不好要送‘四楼’”的由来，因为这里聚集着一批电影理论方面的权威。1979年，第三届“百花奖”接续举办，50多万观众投票，第四届投票观众更高达200多万人。1980年秋，在北京西山召开的影协党组扩大会提出，影协有必要再设立一个专业性的评奖，由专家来评选各片种的优秀影片和各个单项的优秀创作人员，从而与群众性的“百花奖”互为补充，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电影创作的成绩，促进我国电影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这个提议得到影协主席夏衍同志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的陈荒煤同志的支持，他们早已有过同样的设想。

自从林杉同志、季华同志和我谈话之后，影协书记处讨论“金鸡奖”的工作会议也通知我列席。记得会上曾经讲了一个小插曲，海外报刊对第三届“百花奖”某些单项的评选结果有些议论。林杉同志说：“第三届‘百花奖’总的来说评得足不错的，有些专业项目评得不是很准确，外面有些反映，有他们的道理。几十万人投票，群众的热情很高，不可能要求大家都懂得那么具体。‘金鸡奖’设立以后，‘百花奖’的评奖项目也要做些调整，留下优秀影片奖和优秀演员奖，那些专业性很强的项目就不要让投票的观众为难了。”

关于“金鸡奖”的评选办法，林杉同志和季华同志都反复强调，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可以认真研究一下国外一些重要电影评奖的做法，如奥斯卡奖，戛纳、西柏林、威尼斯电影节的金棕榈奖、金熊奖、金狮奖，学习他们的有益的经验，但我们的奖叫“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对象是中国电影，日的是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提高，评选办法要有利于把“金鸡奖”办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专业性电影评奖。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我很快写出《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条例》，交给林杉同志。影协书记处讨论通过后又送夏衍同志、荒煤同志和有关领导部门审阅，备案。季华同志还受影协书记处委托，专程到上海征求张骏祥(时任中国影协副主席、上海电影局局长)等同志的意见。

为什么把中国影协创办的这一专业性评奖命名为“金鸡奖”，《评奖条例》第二条专门写道：“鉴于本评奖从农历鸡年开始举办，并以金鸡啼晓象征百家争鸣，激励电影工作者闻鸡起舞，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电影创作而奋发前进，特定名为中国电影金鸡奖。”“金鸡奖”这个名称，以及它所蕴含的这些意义，是影协书已处经过多次讨论、反复斟酌而确定下来的。影协要举办“金鸡奖”的消息传开后，得到电影界和社会上的积极响应，叶挺将军的亲属提供了总理四十年代题写的一件墨宝，其中有“闻鸡起舞”四个字，大家看了十分兴奋和感动，仿佛总理冥冥中在关怀着“金鸡奖”的创办。为了表达对的怀念和敬意，征得叶挺将军亲属的同意，将这件墨宝送请荣宝斋制成精美的条幅，作为赠送给评委们的珍贵纪念品。

说到这里，顺便悦一说“金鸡奖”奖品和获奖证书的有关情况。“金鸡奖”的奖品，影协书记处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一、以“金鸡啼晓”为造型特征的雕塑作品，铸铜镀金，不必完全写实，在形似与神似之间；二、要有时代感，要体现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超平常规的一个多月的短时间里，师生们创作了31件作品。影协书记们到当时仍在帅府园的中央美院，从中选出16件，摆到“四楼”会议室听取影协干部们的意见。最后董祖诒教授的一件作品人选，这就是沿用至今的“金鸡奖”奖品。在中央美院投人创作的同时，影协还派人征求美术界权威人士对于奖品设计的意见，著名美学家、雕塑家王朝闻先生不赞成搞圆雕，他认为金鸡圆雕正面造型会吃力不讨好，建议以侧面造型搞浮雕。后来影协根据他的意见，做了一个白地的小铜牌，金鸡的侧面造型有点浮雕的效果，作为赠送给评委和来宾的礼物，深得大家的喜爱。“金鸡奖”要搞一个“获奖证书”，是季华同志提出来的，得到影协书记们的一致赞同。开始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师设计了一个初稿，因评奖时间临近，转到杭州制作。这个典雅大气的“获奖证书”，内页所盖评委们的印鉴，也是在杭州由西泠印社精心刻制的。

在“金鸡奖”创办的过程中，评委会的构成是影协书记们最费踌躇的一件事。首先碰到的是评委会负责人的人选问题。夏衍同志担任名誉主任众望所归。评委会主任由袁文殊和张骏祥两位同志共同担任，虽然与《评奖条例》所说“设主任委员一人”有悖，但文殊同志当时在医院住着，不能出席评委会议，也还容易解释清楚。可是骏祥同志远在上海，筹备期间请示工作不便。因此，有同志希望林杉同志和季华同志能担任评委会副主任(《评奖条例》规定，评委会“设副主任委员若干人”)，但他们二位坚决不同意。在这个情况下，我便向季华同志建议，请他来当工作小组组长，我当副组长，由他负责和上层的沟通与协调，我管具体工作。这个意见得到手华同志和林杉同志的支持。除此之外，有些问题领导上一句话就解决了，比如，荒煤同志提出：“从我这里算起，在政府部门任现职的官员一律不担任‘金鸡奖’的评委。”文化部于1980年设立了优秀影片奖，即通常所说的“政府奖”，他认为，“政府奖”和专家奖的评委区隔开来，更能评出特色，对创作有利。但有些问题就比较费斟酌，比如，评委会是人数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第一次办“金鸡奖”，许多卓有成就的老同志在“”中备受磨难，总希望多请一些人来当评委。因为是专业性汗奖，各片种、各行当都有许多杰出的人才，哪些请哪些不请，颇费周章。我记得曾经拟过好几次名单，有的名单多达三、四十人。最后确定以25人左右为宜，以艺术家、评论家为主，艺术家中又决定多请导演，兼顾编剧、演员。各片种之间，以故事片为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各请一人。请不请港台(澳门当时还没有电影生产)电影界人士担任评委，又是影协书记处讨论的一个重点。既然是“中国电影金鸡奖”，港台的影片理应纳入汗奖范围，邀请港台人士担任评委也是情理中事，但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在祖国大陆难以看到港台的影片，邀请港台人士担任评委也有实际困难。因此，决定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说。老中青的比例也是影协书记们考虑的一个要点。根据当时我国电影队伍的实际情况，最后确定了一个原则，即：老中青结合，以老中为主，逐步扩大中青年评委的比例。但年轻评委的遴选又碰到难题，第一届只有谢飞同志一人以“青年电影导演”的身份进入评委会。也许是由于这个关系，第一届“金鸡奖”、第四届“百花奖”在杭州颁奖期间，袁文殊同志对我说：“下一届你要当评委”，搞得我诚惶诚恐，连忙找季华同志申明，只要我当着这个工作小组副组长，无论如何不当评委。季华同志表示理解，说：“五年共进退。”

“金鸡奖”评奖的口常工作，从第六届开始由影协的电影艺术研究部转到组联部，新一届书记处由张清同志分管这项工作。她让我根据前五届的经验和做法，就评奖程序和一些具体规定写成《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细则》，经影协主席团讨论通过后作为《评奖条例》的补充。

第一届“金鸡奖”评委会于1981年4月20日至5月2日在杭州如期召开，颁奖大会于“5’23”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隆重举行。关于第一届至第五届“金鸡奖”的评奖情况，《电影艺术》每年都发表一篇“侧记”，真实而详尽地作了记述，这里就不再介绍了。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金鸡奖”评奖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学术、争鸣、民主”的方针，并以“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作为评委个人自律的守则，这6字方针和32个字的守则由于敏同志首先提出，经主委们在评奖实践中共同完善，从而形成了“金鸡奖”的良好学风和鲜明的特色。张骏样同志作为评委会主任率先垂范，他一再重申的原则：“每位评委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团体或单位”，使“金鸡奖”良好学风的贯彻得到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