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居了,妻子要不要扶养下岗丈夫?

案例:

10年前,严坤和何岚曾经是一对幸福夫妻。那时候,何岚在政府,严坤在企业,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锅碗瓢盆不时奏出快乐的交响曲。

这个和谐家庭的生活轨迹发生变化,是从2000年夏天的两件事开始的:何岚升官了,从普通公务员提拔为副局长;严坤下岗了,丢了工作,也没有了经济收入。妻子当了官,严坤心里不是滋味,与妻子一下子拉开了那么大的距离,他觉得抬不起头来。严坤也出去找过工作,可是他文凭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高不成低不就的。接连碰了几次壁,严坤心灰意冷了。好在何岚从不埋怨丈夫,加之女儿还小,严坤也就安心地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成了一个模范“宅男”。

何岚在副局长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工作繁忙,待在家里的时间便越来越少,引起了严坤的猜疑。严坤没有什么爱好,最大的兴趣就是晚饭后夫妻俩散散步,自从妻子早出晚归后,这散步的事自然就无疾而终。愈是无所事事,愈是胡思乱想,想想妻子在外面风风光光,他总担心妻子变心。一天,看到一篇测试女人忠诚度的文章后,严坤如获至宝。

何岚稀里糊涂地成了丈夫的试验品。测试共有三大指标十五个小项,从妻子回家的时间、与丈夫谈话的态度,到夫妻的频率等逐项打分。最后的结果让严坤恼怒,妻子的得分惨不忍睹。按照那篇文章的说法,出轨的概率十有八九。这种测试终究摆不上桌面,严坤按捺住心头的怀疑,密切关注着妻子的一举一动。何岚无法忍受丈夫的盘查拷问,没过多久,便生气地搬回了娘家。严坤对妻子也不管不问,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很久。何岚沉不住气了,提出离婚,不料,严坤却是死活不肯同意。协议离婚不成,何岚放弃了这个念头,她大大小小也是一个领导干部,闹上法庭太没面子。

波澜再起的时候,已经到了2009年5月。未能重新就业的严坤把原本就不多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开始为生活费发愁。实在没办法了,严坤找到分居的何岚,要妻子每月出扶养费1200元。然而,几年的分居生活,已经完全淡化了何岚对丈夫的感情,她拒绝了丈夫。遭拒后,严坤把妻子告上了法庭。

法院受理了这起婚内扶养纠纷。严坤在法庭上说:“我和她还是夫妻,她有工资,我没有收入,她得养着我。”何岚觉得丈夫是一个大男人,难道还要妻子养?女儿的抚养费,她可以独自承担,但丈夫的扶养费一分也不愿出。

分居了,妻子要不要扶养下岗丈夫?法院审理后认为,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严坤下岗待业,何岚收入稳定,何岚应当扶养丈夫。但严坤没有经济收入,并非因为丧失劳动能力,因此,扶养时间不宜过长。扶养期满后,如果仍需要妻子扶养,可另行。据此,判决何岚自判决生效之日起2年内(如果此期间双方离婚则至离婚之日),每月给付严坤扶养费600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说法: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不过,法律有时候比世俗温情,虽然无法强求夫妻琴瑟和鸣、白头偕老,但可以把夫妻捆绑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就是《婚姻法》规定的夫妻扶养义务。基于这个义务,当夫妻一方生活困难、举步维艰时,有要求具备扶养能力的另一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

本案中,严坤就处在一个需要妻子扶养的境地。只是,他的不幸不是因为残疾,而是因为下岗。丈夫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何岚以此作为免除扶养义务的挡箭牌。但问题是,就夫妻扶养义务来说,法律只认两个方面:一方是否有扶养需要,对方是否有扶养能力。何岚有扶养能力,是没有疑问的,她自己也不否认;严坤有扶养需要,这其实也没有什么疑问。当前就业压力很大,许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何况是年龄偏大又没有一技之长的严坤?对于何岚来说,扶养丈夫,让丈夫当“啃妻”族,这是法律义务。同时,法院也注意到了本案的特殊情况,那就是严坤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他完全可以凭着劳动收入自力更生。也正因为如此,何岚对丈夫的扶养不应当是终身的。因此,法院的判决只是让严坤在一段时间内“啃妻”,既给了他重新上岗的缓冲期,又给了他一定的找工作的压力。

当然,夫妻间的扶养义务,重点解决的是夫妻的生计问题,至于感情问题就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感情是很微妙的东西,法律无从知晓;分居是夫妻的权利,法律无力干涉。不知在扶养义务的履行中,在扶养费的给付中,这对夫妻还能否找回昔日的温馨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