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3 04:01:11
经典都是用文字写成的。别小看这样一句听来像废话的话。先有语言，然后才有记录语言的文字，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模式。不过，中国历史显示了，这套模式不必然是通则，而有其例外。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够直接阅读两千多年前成书的《诗经》，正源自这份例外。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基本是分开的，中的文字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
中文的独特系统
中国文字的源头可以在大汶口文化的陶片上看到，然后到了殷商的甲骨文，出现初步成熟的系统。
拿一片打磨整治好的牛肩胛骨或海龟腹甲，在背面先钻出不穿透的洞，然后用火在洞底下炙烤，过了一阵子，厚度差异产生不同程度的热胀冷缩效果，甲骨的表面就会“卜”的一声爆出裂痕来，这种做法因而就被取名为“卜”。卜的目的，是要从不规则的裂痕中解读出“谕示”讯息来，卜被古人视作超越世界里的祖先给予人世子孙提示、指引的沟通渠道。不是每个人都读得懂裂痕所代表的“祖先意见”，要由具备特殊身份与特殊能力的“卜人”来解读。
如果说这种文字和语言有关系的话，那也是和神秘的超越语言，而不是和日常一般语言有所联结。符号明白地写在甲骨上，然而殷商时期，这些符号有没有读音、可不可以被念出来，我们并不知道。也就是说，这些甲骨文字很可能是单纯以视觉符号的形式存在，很可能类似今天“三太子扶乩”时在沙盘上所显现的，或师公作法拿毛笔画出来的“符仔”。
不能因为这些符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我们就理所当然地用后世的看法，把它们视为带有声音的意义。不是说它们一定没有，而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们有，在功能上，它们大可以没有相应的声音。
并不是所有的符号都是声符，都有可以念出来的声音，甲骨文首先就是一套符号，一套古人用来记录“神秘意见”的符号。商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了甲骨文，而且显然没有打算让很多人了解、运用这套符号。懂得这套符号，是份本事，更是一种特权身份。
从对于早周文化（周人在今天陕西地区兴起时留下来的遗迹）的考古探索中，我们清楚发现了周人曾经试图要模仿甚至偷学商人的“卜”的技能。尤其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没有文字的甲骨，以及部分写得粗糙、歪歪扭扭的甲骨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民族对抗的关系中，周人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与地位，从商人那里承袭、挪用甚至偷取了制造青铜器、以甲骨占卜，还有用符号记录所谓“祖先意志”的方法。
不过，周人有周人自己的风格与文化，和商人极其不同。所以这些在商人社会中充满鬼神意义的东西，进入周人社会后，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原先青铜器上有着神秘象征意义的复杂纹饰，到了周人手中就愈变愈简化，愈变愈线条化。
同样地，甲骨文被周人运用后，也改变了其基本性格。周人更加看重的是文字的长久性，即文字可以抵抗时间，将讯息固定下来，长久地留存。在周人的手中，文字由记录、保存超越世界讯息的功能，转变为记录、保存人间的现世讯息。
很可能就是在周人进行挪用、转化的过程中，才确定了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周人采用了商人发明的符号，这套符号从来就不是要为语言服务的，却被周人用来记录、保留语言。和全世界绝大部分文字系统不一样，中国的文字不是表音的，文字符号上没有容易学的声音规律，因而如何建立文字和声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课题。
这是别的文明没有遇过，或者是没有解决过的大课题。就算有些古代文明也采用过非表音的文字符号，遭遇到语、文分离的困难，他们几乎都很快就放弃了原有的表意文字系统，改用更方便、更合理的表音文字。
是的，从宏观的人类文明角度看，中国的非表音文字系统很不方便，甚至很不合理。就是因为那么不方便、那么不合理，所以中国文字成了独一无二的特例。
这么不方便、这么不合理的文字，竟然能够成功地建立和语言的关系，竟然能够传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也是一项历史的奇观。世界上其他文明陆陆续续都走上了表音文字的大道。表音文字最大的好处就在让文字和语言密切相连，甚至可以说让文字作为语言的衍生物，语言怎么说，文字就按照语言的声音怎么记。
中文从来没有走这条容易的路。中国文字先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语言平行发展，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才转而让这套原本不是依照声符原理设计的文字，用来记录语言。
于是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相互关系，就和其他文明表音系统中的关系，大不相同。
表音系统中，语言是主，文字在后面跟随、追摹语言。语言变化了，文字就跟着变化。因而文字被视为语言的不完美替代品，文字是复制的，语言才是真本、真品。但是在中国的系统中，却是文字地位高于语言，语言是暂时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要靠文字才能取得定性，才能抵抗时间，不再变化，也不会倾颓磨灭。
三千年前，中国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们从嘴巴里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来表示“吃饭了没”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三千年前的中国语言，已经彻底消失了，无从还原。那样的声音，没有用任何形式传留下来，也没有留在文字里。
但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留下来了。而且他们表达意思的方式保存在文字中，一留留了几千年，一直到20世纪白话文兴起前，没有太大的变化。
若司马迁于九泉之下，对两千年后的梁启超说话，两人绝对无法沟通，连猜都无从猜起。但是，让他们两个人用文字写下自己想讲的，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除了极少数特别名词外，两人完全可以快速、直接、充分地沟通。
周朝人如何唱歌
我们不知道两千多年前的人怎么说话，然而因为有《诗经》，所以我们知道周朝的人怎么唱歌。
《诗经》收录的内容，具备高度的歌唱性。《诗经》是中国文字和声音相结合的最早例子，不过不是和说话结合，而是和歌唱结合。歌唱的语言，比日常生活说话的语言来得简单，更要来得有规律、有规则，其中有许多重复，而且有明确的声音模式。
《诗经》让我们知道周朝人如何唱歌。不过要小心，一来不能从《诗经》去推断周人如何说话，二来也不能从《诗经》去推断那个时代的人都这样唱歌。
我们无法排除一种可能，说不定周人也曾产生过长篇的史诗。用有韵的语言编写重要故事，到处传唱，像古希腊荷马史诗那样。不过，即使周文化中a生过长篇史诗，也不会留传下来。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这套文字，不方便追摹、记录长篇的声音，既不是表音的，符号又复杂难写。缺乏适当的记录工具，史诗那样的声音艺术，在中国是无从像在古希腊环境中那样保留下来的。
这套不能记录史诗的文字，却还有办法应付四字一句、句子又不断重复的短歌。读《诗经》，让我了解中国文字系统如何尝试着去接近语言，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套文字系统能否在中国建立其主流、至高、唯一地位，还很难说。在与“歌”的接触中，当时的人们摸索出办法来，让文字至少能够部分地记录声音，并且建立起图像符号和声音之间的一些规律、原则。
我们很容易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找到文字与声音间的这些基本关系，迫于功能上的需要，当时或稍后的中国人，很可能会去发明、尝试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表音性的文字，那么中国文明势必就彻底改观了。
《诗经》之后，证明了这套本非为语言而设计的文字，虽然不方便、不好用，却毕竟还是可以用的。将就将就、妥协妥协，文字和语言就用这种方式联结了。
熟读《诗经》的太子
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苑》，里面收录了许多过去的故事，在其中《奉使》篇，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
魏文侯的长子击，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击，在他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击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到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面。击有一个幕客，叫赵仓唐，他对击说：“作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作父亲的，三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维持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个使者去见父亲呢？”
中山君击说：“我早想这样做，但能派谁去呢？”赵仓唐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击：“那你知不知道父亲喜欢什么？”击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晨凫。”赵仓唐于是带着北狗和晨凫前去见魏文侯。
到了魏国王廷，赵仓唐谨慎地请门房传话，说大儿子击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又将晨凫送进厨房里，北狗则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
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仓唐。魏文侯问：“击好吗？”赵仓唐“唯唯”，意思是嗯嗯了两声。魏文侯又问：“击没有什么问题吧？”赵仓唐仍然“唯唯”。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对我问的问题，你怎么如此敷衍呢？”赵仓唐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以是于礼我不能回答。”
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口气，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仓唐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击被封到中山时，年纪还很小。赵仓唐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穿起来应该很合身”，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击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
“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魏文侯问。赵仓唐回答：“他读《诗》。”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仓唐显然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晨风》和《黍离》。”听了这答案，魏文侯就念起《晨风》：“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晨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经验虽美，却抚慰不了因为见不到你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
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仓唐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
魏文侯接着又念出《黍离》诗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这样，不了解我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啊，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
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仓唐：“中山君在怨我吗？”赵仓唐用完全同样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
魏文侯于是将一套自己的衣服装好了，交给赵仓唐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仓唐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裳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都去见我父亲了。我的君侯召见我。”
赵仓唐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要你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要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中山君入国都，魏文侯大喜，摆出宴席来，
接着就将击立为太子。
贵族的基本教材
《说苑・奉使》中的这段故事，让我们明白了“《诗》之教”在东周产生的具体效果。拥有贵族身份的人，都必须读《诗》，对于《诗经》中的句子倒背如流，于是这些诗句就成了他们之间沟通的一套coded language（密码语言），让贵族间能够借以表达不方便或不适合直接说出的意思。尤其是在封建制度中，有着很严密的上下次序，为了维持层级尊卑，必定付出的代价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能有什么说什么，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由《诗经》句子构成的这套符码语言，因而格外重要、格外有用。
进一步，到了春秋之后愈来愈复杂的列国关系中，这套符码语言自然地被延伸运用在外交上。当时封建礼法不像西周时那么井然稳固，开始逐渐崩坏，不过仍然对一般贵族行为有着高度约束力，不可能像战国之后那样裸地显示“力”与“利”的追逐对抗，如此而张出一片外交空间来。
较弱的国家，还能够靠着巧妙运用封建礼法来阻挡强国的侵夺；另一面，有野心的大国，也必须利用封建纽带关系来发展联盟，拓展自己的势力。
涉身外交折冲的人，都受过传统贵族教育，于是就可以运用《诗经》中的种种典故，在保持Y仪的情况下，暗中角力或暗中拉拢。在这上面，《尚书》或《易经》有时也会被援引利用，但其范围及频率，都远远不及《诗经》。
如果没有对于《诗经》内容的共同熟悉，那么绝大部分的外交辞令就无用武之地了。如果魏文侯不是熟记《晨风》《黍离》，当下有感，那么赵仓唐的奉使策略就注定失败了。如果中山君击不是熟记《东方未明》这首诗里的句子，那他就通不过魏文侯的考验，会以为爸爸就只是送他一套衣服而已。
可是，熟读《诗经》文本的人知道前文中山君击所说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一句原本出自《诗经・齐风》，而这首诗原本是齐国卿士借由早起慌乱来指责国政安排不当的，和《说苑・奉使》里的故事，没有一点关系。这就是“断章取义”，将诗的一章或一句，换到完全不同的上下文脉络中来运用。这是春秋时极为常见的做法。“断章取义”的做法，让这些诗句的运用范围更广，可以用来制造巧妙歧义的空间也就更大。
不过普遍的“断章取义”对于后人想要了解《诗经》，却往往构成了很大的障碍。文献中留了很多引《诗》的记录，这些后来都成了“传注传统”里的重要材料，于是许多“断章取义”产生的意义，就被拿来当作是诗原句的解释，尤其是诗句在政治外交上的挪用，使得每一首诗好像都有政治或道德意涵，刺激出了像《诗大序》中的“微言大义”主张，让读者都戴上“大义”的眼镜，很难如实回归诗的本意。
我们今天离开了这个传统，可以不必抱持这种先入为主的态度来读《诗经》。这些诗的内容，原本没那么了不起，或说，这些诗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里面藏了什么“刺君王”的隐含意义，相传由哪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写成的，或拐弯抹角在记录评论什么了不起的历史事件。不，许多诗就是由民间传唱而来，歌咏的是日常小事件、小情感，里面带着强烈的庶民精神。
透过《诗经》我们得以窥见周人新建的文化，如何降至下层形成日常生活的根本价值。周人取商人而代之，不是单纯、狭义的改朝换代，而是古代中国文明大转型的契机。从一个崇拜鬼神、经常借助饮酒获得狂乱“超越经验”的文明，转型成一个清醒、冷静、随时保有忧患意识，并且专注关心此世人间的文明。我们也就同时能够窥知、推想，当《诗经》成为贵族教育的核心部分时，民间价值也就回头持续影响、规范周代统治者的基本世界观，如此反复循环，成了封建秩序的关键支柱，联结、锁定上下之间的价值系统，不至于产生阶层落差，也才使得周代的封建秩序能够维持那么久。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旧时我们的课本上说：《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考试时出了题目：“《诗经》是中国第一部（ ）。”我在空格里填了“诗歌集”，结果就没有拿到这题的分数。多年之后，我还是对这个答案不服气，当然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为了道理。
“诗歌总集”说法的背景是认定《诗经》收录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诗歌。如果有人怀疑为什么一整代的诗歌只得三百零五首，大概就会得到“孔子删诗”的回答，意思是本来《诗经》篇幅比现存的多上许多倍，是圣人孔子以“述而不作”的方式，精选了其中最好最重要的，留下来为今天所见定本。
“孔子删诗”之说，很难成立。而且就算孔子删过，就算用最夸张的数字版本说孔子将《诗》从三千首删成三百首，也都无法证明原版的《诗经》就是“总集”。
真正的事实是：我们无从确知为什么是这三百零五篇留了下来，不知道是依照什么标准选择的，也不知道留下来的和消失了的之间有什么差距，留下来和消失的过程，各是如何。
我们只能从的历史因素猜测、推论：我们看到的《诗经》，当然不是“总集”，中间经过了编选淘汰的过程，编选淘汰后能够留下来、长期成为贵族教育教材的，要么反映了部分周代基本社会、人伦价值，要不然就是贵族有意识地从庶民生活表现中选择了和他们特别相关的部分。
抱持这样的立场，我们来检验究竟《诗经》中都留下了哪些题材的诗作。跟传统的解释刚好相反，大多数的诗，都和国君无关，和大臣无关，和国政无关，和劝谏无关。尤其是“国风”中收录的诗，以及“小雅”的部分，都是如此。《诗经》的主体，是表现庶民关怀的，他们关心什么？关心婚姻、关心家庭、关心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活动仪式及相关情感。以这个角度来读《诗经》，反而可以比传统读法更容易让我们跨越时代距离，对于周代的人与社会，有更强更深的体认。
我们发现，即使在庶民层次，都种下了封建秩序的根基，家庭、婚姻、人伦，如此重要，吸引了那么多注意。家庭为主，整个世界是从家庭扩张出去的一套大秩序，显然是西周上上下下牢不可破的共同信念。这就和甲骨文中呈现出的商人观念很不一样，同时也和近东古代苏美尔人，或古希腊城邦生活中所反映出的基本价值，大异其趣。
（摘编自《经典里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