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摘要]在我国现在深化改革的时期，对于社会的构建不仅要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也要成为法治生活的主题，我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就必须建立起完备的市民社会体系。文章拟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出发，探讨我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市民社会；儒家文化；大一统；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013-02

一、市民社会概述

“市民社会”是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话语。伴随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正在发育、生长和崛起。市民社会关涉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战略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难题，它所表现的深度和广度，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借鉴。

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过程从实质上讲，就是把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逐步还给社会的过程，因此中国市民社会是自上而下的，带有明显的政府作为的色彩。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育呈现出以政府培育为主、以市场经济拉动和民间力量的自然生长为辅的总体特点。它不是以现存政治秩序与权威的颠覆力量的身份出场，而是作为一种建设性因素登台。中国市民社会的这种特殊进程，决定了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控导作用，这使得市民社会对国家的依赖性较大，其存在与发挥作用往往要借助于政府的权威与权力。

二、市民社会的构建

（一）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

1.大一统中的多元社会

儒家讲求天生万物各正其性命，物性自足宜物各付物，故儒家思想与多元社会不相冲突，但儒家同时又提倡大一统，不因社会的多元而否定社会的一元。在儒家看来，社会应在大一统中存在，多元社会应是大一统下的多元社会。要在中国营建市民社会，最宜取的作法是尊重中国的国情，吸取传统的政治智慧，在中国建成大一统中的多元社会。如此，社会既多元又一元，既独立又一统；既有神圣的普遍根基可以安立生命，又有具体现实的详密制度可以保护社会各自的特殊利益；既有公共权力来统摄社会不使社会因多元而无政府化，又能保障社会利益的独立与多元。

2.忠信仁爱下的契约关系

儒家讲忠，忠是一种尽心尽力为对方谋事的道德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内心的道德良知上，故忠的关系尽其在我，而不待外求，以忠为基础结合成的社会关系将会是一种稳固的社会关系，可以弥补以利为基础结合成的契约关系松散动荡之不足。所以在中国建立契约关系，必须建立以忠为基础的契约关系，如此的契约关系才是稳固的契约关系。儒家讲信，信乃足契约关系得以存在的内在道德支柱，故儒家的信义传统应是中国式契约关系的精神道德基础。儒家讲仁爱，讲人相与之情厚，此种仁爱相与之情可化解契约化社会由理性与法律带来的冷漠无情，使人间多一份亲情爱意。因此，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其契约关系必须是忠信仁爱下的契约关系，此契约关系不仅可欲与可能的契约关系，同时亦是中国式的契约关系。

3.正义谋利下的市场经济

儒家是赞同谋利的。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是针对君子修身与统治者治国来说的，而不是针对民众与社会的需要来说的。从儒家的思想来看，儒家常把治国者（君子）与一般民众区别开来。对治国者儒家要求从严，要求“正其义不谋其利”，要求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但是，对一般民众，儒家要求甚宽。儒家认为人生而有欲，人的物价欲望亦为天之所生，亦有其正当的存在理由。但是，儒家对利亦有清醒认识，看到利对人心社会有腐蚀作用，故《大学》所谓“仁者以身发财”（因为追求财富而丧失自己的本性）。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利对人心社会的腐蚀作用呢？儒家认为解决之道上只有用义来指导利，即只有正其义后谋其利。儒家正义谋利的思想正可治愈市场经济重利轻义的缺失。如果市场经济果能做到正其义而后谋其利，其腐蚀人心社会的消极作用就会逐渐减少，以至消失。因此，要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其市民社会的基础――市场经济――就应该是正义谋利下的市场经济。如此的市场经济才是可欲的市场经济，建立正此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亦才是可欲的市民社会。

（二）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桥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

1.形成弹性的社会结构，化解个人特殊利益与国家普遍利益的矛盾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特殊利益与国家普遍利益同时存在，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矛盾和冲突有时还表现得特别突出，如何缓解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构建和谐社会，使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保障，当个人拥有多种利益并通过参加各种不同的组织来表达和追求时，他们就更有可能与代表普遍利益的政府建立联系，进行合作，进而使个人特殊利益和国家普遍利益之间达成相互宽容、让步和妥协，减少矛盾和冲突，甚至使个人利益上升为国家的普遍利益。

2.弘扬理性和契约精神，构造和谐社会的法理基础

理性精神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同时，市场主体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异质化，为求得自身利益的满足，这些彼此排他的利益主体有时不得不通过契约结成新的利益群体或合法性组织，从而使这些异质性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包含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契约性人际关系纽带，而这种契约性人际关系纽带的形成正是法治的基础，是政府实现从统治理念向治理理念转变的前提，市民社会本身就蕴含着社会自立、法治的逻辑。中国社会要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换，就必须借助市民社会所张扬的理性精神和契约性规则。

3.培育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弘扬社会公德，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市民社会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个人解放，使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幸福，扩张自己的权利；市民社会鼓励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导致利益关系多元化，引发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多级化，从而提供了民主政治生长发育的土壤，使个人由经济上的自由最终走向政治上的自由。所以，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既是市民社会培育的结果，又是市民社会成长的给养。市民社会的人文精神是一种理性精神。在以人为本的理性精神中，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平等自由意识、科学意识、社会契约意识、政治意识、思想意识等理性观念要素是成熟的，这种理性精神推动了和谐社会的理性构建。

市民社会“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谐社会的理想就是对人的社会价值的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和谐社会根据于制度，表现为精神。和谐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培育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精神，并在这一精神条件作用下进一步达到新的和谐高度。因此，市民社会培育的人文精神是和谐社会的灵魂。

三、结语

构建市民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人们主观上面的愿望和建立起来的良好的制度，更重要的在于市民社会需要时间的冲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千年封建文化历史的大国，构建市民社会只能说有了一个开端，甚至只能说有了一个愿望。真正建立市民社会，还需要在时间的流逝中锤炼出市民社会的模型和标本，到了那个时候，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作为法律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所学，为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的构建提供一个制度上的捷径，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从法律发面提供助推力，为中华民族的持久辉煌做出实质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