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干线快车,这就是真正的印度

这趟缓慢的列车因它的行驶线路而得名――从德里一直往南，直到马德拉斯，全程1400英里，把印度一分为二。从搬运工扛上车的行李数目，你也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它会叫这个名字。整个月台上都堆着大件大件的行李。我这辈子还从没见过这么大堆的随身物件，也没见过这么多身负重载的人：他们就像是事先得到通知、有时间打包整理的疏散人群，懒洋洋地躲避着一个不知是否会到来的大灾难。一般印度人上火车带的行李已经不算少了，可主干线快车的乘客们就像是要把家安在车上似的――气氛如是，行李的规模也如是。没过几分钟，包厢都被占领了，行李包已经腾空：食篮、餐盒、水瓶、铺盖卷、行李箱，都统统归了位；火车还没开动，风格就已经全变了――我们还停在德里站呢，可男人们已经脱掉了宽松长裤和斜纹上衣，换上了印度南部的传统服装：无袖的贴身汗衫，还有被他们称作“笼基”的纱笼。衣服上还留着摺痕，感觉上就像是趁着等汽笛鸣响的当儿，他们已经立即褪下了为德里而准备的伪装，开往马德拉斯的快车令他们回归了真实的自我。火车上都是泰米尔人，他们如此彻底地占据了这个地方，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像是个陌生人。这感觉很怪异，因为我比谁到得都早。

泰米尔人肤色黑，很瘦；留着浓密的直发，牙齿都白得耀眼――那是因为他们不断地用一种去了皮的绿色嫩枝擦牙。看着泰米尔人拿着一根八英寸长的小树枝在牙齿上蹭来蹭去，你不禁要怀疑，他是不是要从肚子里拽出一根枝条来。主干线快车的魅力之一，就是其路线会穿越中央邦（Madhya Pradesh）的森林，最好的牙刷树枝就生长在里头；邦里的站台上就有人在卖，像雪茄一样扎成一束一束的。泰米尔人也很害羞，换衣服之前，他们先用床单罩在身上，然后换掉上衣，踢掉鞋子，换下长裤，与此同时口中还念念有词，听起来就像人冲凉时候在哼歌。他们好像总是在说话，唯有刷牙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泰米尔人的乐趣就是在吃大餐（湿嗒嗒的蔬菜，点缀着辣椒和青红椒，配上潮乎乎的炸面饼和两堆黏米饭）的时候讨论宏大的问题（人生、真理、美、价值观）。泰米尔人在主干线快车上过得很愉快：说的是本族的话，吃的是本族的饭，行李物品匆促地堆在一旁，这一切给火车添上了一种泰米尔寻常人家的气氛。

车子开动时，我的包厢里有三个泰米尔人。他们换完衣服、掏出行李、铺好床、吃完饭之后（其中一个委婉地说我不该用勺子：“用手吃饭和用勺子吃饭，滋味是不一样的，勺子有种金属味道”），他们花了好长时间相互自我介绍。从他们的交谈中能听到些这样的英文词儿：重新任命、事假、年度审计。我一加入谈话，他们就开始换用英语了――我觉得此举相当世故得体，但也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德里是个野蛮地方。

列车员探头进包厢来看了看。他神色疲惫，戴着徽章，拿着一堆用具：一个青铜的打孔器、尖利的铅笔、写字板上夹着潮乎乎的旅客名单，他身上还别着列车员的铜标牌，头戴一顶卡其色的有檐帽。他拍拍我的肩膀。“带上行李。”

早些时候，我跟他提出我买的是双人包间的票；他说都订满了。我要求退款，他说我得去买票的地方填申请表。我为这低下的效率而训了他一顿，他服软了，现在他给我在隔壁车厢里找到了一个双人包间。

包间里有层沙土。里头没有水槽，翻盖的小桌铰链坏了。另一列火车经过时，窗边的咔嗒声变成了刺耳的尖叫。有时候，一辆老旧的机车头在夜里加速驶过，锅炉沸腾着，汽笛鸣叫着，活塞传出嘶嘶声，宛如快要爆炸的漏气阀门。大约清晨6点的时候，在博帕尔（Bhopal）附近，有人敲我的门――不是送茶水的，而是上铺的乘客。他迈步进来，“打扰了。”

中央邦的森林，也就是生长“牙刷树枝”的地方，看起来就像美国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森林，只是没有淡蓝色的远山。这里浓荫密布，未经人工开垦，随处可见树木蓊郁的山崖，还有绿影覆盖下的小溪。但是到了第二天，外头的尘土多了起来，新罕布什尔的景色被印度的炎热空气取代了。尘土聚集在窗边，飘进车厢，落在我的地图、烟斗、眼镜、笔记本和新买的平装书上。我脸上也落了一层土，镜子上蒙了尘，塑料座椅上弄得沙沙的，地板踩上去会吱吱响。因为天气太热，窗户必须要开一条缝，但微风拂面是有代价的：印度中部平原呛人的尘土一股股地飘进来。

下午到了那格浦尔（Nagpur）的时候，我的旅伴（他是个工程师，胸口有个极其显眼的伤疤）说：“这个地方有一种名叫‘冈德’的原住民，他们的习俗相当奇怪。女人可以有四五个丈夫，反之亦然。”

我在月台上买了四个橙子，抄了一则宣传占星术的广告，上写着“仅花12.5卢比，把你的女儿们嫁出去”；冲一个正在欺负乞丐的小个子男人吼了一嗓子，然后开始看导游手册上关于那格浦尔的介绍（它位于那格河上，因此而得名）：当地居民中，有一支名叫冈德的土著人。这些山地部落的居民长着黑皮肤、扁平的鼻子、薄嘴唇。主要装束是在腰间缠一块布，因村庄而异。几乎所有人都崇拜霍乱神和天花神，亦有大蛇崇拜的迹象。幸而汽笛拉响了，火车再度上路。工程师在看那格浦尔的当地报纸，我吃掉橙子，午睡了一会儿。醒来后我看到了奇异的景象――自打离开英格兰，我第一次见到了雨云。黄昏，在印度南部的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边界上，厚沉的青灰色乌云悬在天边。列车直奔乌云而去，这个地方不久前肯定刚下过雨：小站上泼溅了泥水，平交道口处积起了棕黄色的水洼，季风把土壤变成了深红。但是，一直到了钱德拉布尔（Chandrapur），我们才算进入了雨云的势力范围。这个覆盖着煤灰的小站实在太小了，地图上都没标出来。大雨倾盆而下，信号员跳到轨道旁，挥舞着湿透了的小旗。月台上的人撑着大黑伞，朝这边看过来，伞面上闪着水光。几个小贩冲进瓢泼大雨中，把香蕉卖给火车上的乘客。

一个女人从站台的棚子下爬进雨里。她好像是受了伤：只见她手脚并用，朝着火车―朝着我缓慢地挪过来。她肯定是得过脑膜炎，脊柱都扭曲了；膝盖上缠着破布，手掌下垫着木板。她艰难地穿过铁轨，痛苦而缓慢；靠近车门边时她仰脸往上看。那笑容很可爱，残破的躯体上是一张灿若明霞的少女的脸。她撑起身体，冲我举起一只手，等待着；她的脸颊在大雨中微微冒着热气，衣服全部湿透了。正当我在口袋里到处搜摸钱的时候，火车开动了，我徒劳地朝汪着水的铁轨上扔出了一把卢比。

在下一站，我被另一个乞丐缠住了。这是个大约10岁的男孩，穿着干净的衬衫和短裤。他眼巴巴地看着我，迅速说道：“求求你，先生，给我钱。我爸爸妈妈在站台上两天了。他们无依无靠。他们没吃的。我爸爸没工作，我妈妈衣服破了。我们必须赶快回德里去，如果你给我一两个卢比，我们就能回去了。”

“火车要开了，你得下去了。”

他说：“求求你，先生，给我钱。我爸爸妈妈……”

他继续机械地背诵着词句。我催他快下去，显然除了这套说辞之外他不懂英语。我转脸走开了。

天色已黑，雨渐渐停了，我坐在一边看工程师的报纸。全都是关于开会的报道，会议的数量惊人，我几乎能听见油印表格的簌簌声，折叠椅的吱嘎声，还有那永恒不变的印度式开场白：“有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有个那格浦尔的会议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来讨论“祆教的未来是否濒临险境？”在同一版上，有两百个印度人参加了一场“和平热爱国代表大会”，另一群人参加的会议讨论的是“印度教：我们是否处于十字路口？”报纸最后印着“雷氏西服”的广告。广告词是：“穿着雷氏西服的你，有话要说……”穿着雷氏西服的男人正在对着会议听众做演讲。他的眼光瞥向一旁，做出挥手的姿态，他有话要说。他的台词是：“沟通就是理解。沟通就是期待。沟通就是参与。”

乞丐瘦骨嶙峋的手出现在我的包厢门口，带着青紫伤痕的手臂，破烂的衣袖。那穷苦的人开口叫道：“阁下！”

刚过了钱德拉布尔的边界，火车在锡尔布尔（Sirpur）突然停下了。二十分钟后依然没有开动。锡尔布尔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月台上无遮无挡，车站只有两个房间，牛群待在走廊上。售票窗口旁长出了草棵。空气里飘着雨水、柴火和牛粪的气味。小站比茅屋大不了多少，惯常的铁道标语牌让它显得正式了一点儿，其中一个牌子上写了一句让人最有盼头的话：“晚点的火车很可能会把时间补回来。”主干线快车上的乘客们开始下车溜达。他们三三两两地漫步着，庆幸能下来活动活动腿脚。

“引擎坏了，”有个人告诉我，“他们正派人送新的过来。要晚点两小时。”

另一个说：“要是有个部长在这趟车上，他们10分钟就把引擎送过来了。”

我决定去看看哪儿有啤酒卖，可刚一出车站，我就陷入了全然的黑暗。我犹豫起来。雨后的植物散发出湿润而清新的气息，几乎带着甜香。路上躺着几头白色的牛，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它们。我把牛只当做路标，继续往前走，50码外出现了一盏小小的桔黄灯光。我径直走过去，发现那是个简陋的小屋，低矮狭小，泥巴墙，屋顶上盖着帆布。门口挂着一盏煤油灯，另一盏挂在屋里，映照出六七个茶客的惊讶面孔，有两个火车上的乘客认出了我。

他们告诉我，买啤酒要坐车到两公里外的酒吧里，现在没车。我们站在小屋里，用缺了口的玻璃杯子喝着奶茶。那边点着一炷香，没人说话。火车上的乘客看看村民，村民把视线转开。帆布顶棚低垂下来，桌子旧得泛着光，由于点着香，空气中充满窒闷的香气。火车乘客们有些不自在，怀着巨大的兴趣研究起日历来。日历上湿婆（Shiva）和象头神（Ganpati）的画像褪了色，油灯在死一般的沉寂中闪了几闪，我们的影子在墙壁上跳跃起来。

那位帮我翻译的印度人压低了声音：“这就是真正的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