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证研究为主体的我国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之我见

2004年9月，《人民音乐》发表了《音乐心理学及其方法论的再探讨》（作者邵桂兰、王建高）一文，副标题注明这篇文章是写在“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成立两周年之际。虽然距今又已经时隔两年，但两年间收集到的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文章表明，部分研究者使用的研究方法不约而同地与邵、王二人文章中提倡的相一致。在这方面，笔者有一些质疑，所以想借此机会提出。

邵、王一文指出，有些学者认为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实证的方法，并简单地把实证方法解释为数学统计、定量分析、试验结果报告等等。有甚者认为唯有实证的方法才是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正确和有效的方法，片面突出夸大实证研究的作用而贬低理性思辨和理论探索的意义，只重客观实证研究，而轻系统理论的体系建构。他们认为，音乐心理学工作者要善于运用多元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一味依赖科学实证方法，会抑制学科的全面发展。

对于此种现象，邵、王二人提出的尝试为：1.由关注实验室和事实材料的搜集转向实际应用；2.由注重归纳推理和实验研究，转向重语义分析和协商对话；3.由过分倚重实证的研究方法、推行实证的霸权，转向实证方法霸权的终结和对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标举；4.由价值中立和工具理性、人为机器所奴役的立场，转向价值符合人性复归的立场；5.由把研究对象看成是自我控制的、一元的、可分的、规则的，转变为不可控制的、多元的、不可分的、不规则的；6.由注重内在心理机制的机械认知论研究，转变到对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事件后果”的“影响研究”上面来。

以上观点，是笔者总结出的邵、王二人这篇文章对音乐心理学方法论的主要看法以及今后发展方向的建议。笔者十分赞同二人所推崇的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然而，依据音乐心理学学科性质、音乐心理学学术成果的可靠性以及我国音乐心理学学科发展的现状看来，在这个学科发展的初期，我们必须偏重于实证方法研究。

一般来讲，音乐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阐明人的音乐感受和音乐实践经验的学科。①所以，想了解音乐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就必须先清楚大心理学学科性质的定位。笔者想引用这样一个事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在西方的大学里，几乎每一个心理学教师都遇到一些学生说，他们之所以选择心理学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科学。当教师告知他们心理学正是一门科学时，他们都感到非常吃惊意外。教师对他们接下去的沮丧反应（“我不能相信我还要学统计！”）早已见怪不怪了。当教师再问：“你们入大学之后选修过生物学和化学吗？”他们的回答一定是：“哦，当然没有！我一直都在回避理科的课程哪！”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极具讽刺性的现象：学生们居然确信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②由此可见，西方心理学者将自然科学的学科性质毋庸置疑地定位在心理学身上，仅仅一个生活中的小事例，就可以表明西方心理学者们明朗的态度。不仅如此，对于这个学术见解，西方学者们也有相应的理论体系来证明。之所以称心理学为科学，是因为它在操作过程中必须依据科学的三个紧密相连的核心特征：1.系统的实证主义，即实证主义的观察研究方式必须是多元的、有结构的；2.产生大家共有的公开知识，即学术成果必须具有重验性，并且必须得到业界人士一致认同；3.对可解决的问题之探讨，即科学是用来解决可以解决的、具有明确性的问题。心理学的这一理论指导，对我们音乐心理学学科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邵、王二人的文章中说到，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无法研究那些高级复杂、幽隐微妙、难以言传（类似于佛教禅宗中所讲的“不立文字”、“出口便错”，只能靠“以心传心”、“直指人心”来妙舞和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音乐心理现象。根据笔者提到的心理学研究中核心特征之第三点，我们可以得知，对于那些神秘的音乐心理现象，音乐心理学是没有必要去解释的，它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那些可研究的、普遍的音乐心理规律。这并不等于难度大的音乐心理学问题我们就不去钻研，而是那些变幻莫测、富有玄机的问题根本就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畴。纵观宇宙的大家庭里，试问外星人、金字塔等现象都是可以找到缘由的吗？它们都是科学家们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吗？答案可想而知，科学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漫长而坎坷的道路，难题的堡垒需要一步一步攻破，有些疑惑即使永远搞不清楚，也并不让人觉得痛苦，而会为人类拥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谜团而感到折服。

笔者同样承认，音乐心理学学科涵盖了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因为构成学科的另外一个门类――音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存在于社会科学中的艺术门类。可是，虽然音乐更多是创作、欣赏等一系列环节的精神活动，但并不是说当我们把音乐心理上升到理论研究的层次时要继续进行抽象的思辨，这样，我们和音乐美学又有多大区别呢？另外，难道在音乐学学科领域中，就没有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的学科门类吗？这里，笔者想以民族音乐学这一音乐学的姊妹学科为例来说明问题。我国的民族音乐品种浩如烟海，民族音乐学者在采集各地区民间音乐时主要先进行田野调查，在当地及时地记谱、录音、摄像，然后把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加工、分类，以便于日后进行归纳、总结。试想，如果没有田野工作的前期铺垫，研究者便只能坐在屋里空想、空论关于民间音乐之种种。其实，所谓的田野工作，就好比音乐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二者名称不同，但工作目的是一致的。当然，不是说诸如音乐心理学、民族音乐学之类的音乐学学科就不需要理论的思辨、概括，而这些工作必须建立在客观材料的基础之上，而客观材料的获得又必须依靠实证方法。所以，同属于音乐学范畴内的兄弟学科都已经采用科学的实证性之方法研究课题，那音乐心理学这一多种学科交叉、多种知识结构融合的学科还有理由不重视科学实证方法的运用吗？

我们把音乐心理学放到心理学的角度观察，得到的结论是它必须和现代心理学一样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因为，它的研究必须遵循心理学研究的三个科学基本特征；如果把音乐心理学再放到音乐的角度观察，得到的结论也是必须先用实证方法收集信息，再进行理论的思辨与概括。所以，于情于理，音乐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必须是实证主义方法。

再回到前面说过的话题，笔者谈到了必须使用实证方法的另外一个原因――音乐心理学学术成果的可靠性。近些年，人们对心理学的关注越来越升温，社会上流传了很多关于心理学的种种言论，心理学迷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书店、网络、电视搜集到各种成功学心理、交际学心理等多方面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信息资料。然而，这些资料难道真的能一一解释复杂的心理规律、正确指导人们的行为吗？事实并非如此。据笔者了解，身边很多人依照市面流传的心理学指导去做，却并非在实际运用中得到灵验，这样的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心理学结论是不可靠的。这些不可靠的事实，往往是部分群体的经验总结，完全够不上说是科学成果，这样的东西又岂能指导全人类的行为与精神活动！这样的事例同样发生在了我们音乐心理学领域。关于儿童学习乐器，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流传，这个流传不仅散播在普通老百姓间，甚至很多音乐界知名人士也同样对这一说法给予了默默的肯定――儿童学习乐器可以开发智力。就此，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教授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统计结果表明，未必所有学习乐器的儿童在文化课学习方面也非常优秀；即使那些文化课成绩非常优秀的琴童，也并非是因为学习乐器而开发了智力，往往是那些琴童天生就具有相当好的同时驾驭音乐和文化课学习的能力。可见，儿童学习乐器可以开发智力的这一流传说法是不可信服的，其原因最根本的在于它没有经过全面、精确的调查统计，而单凭人的主观经验来判断。

由此看来，要想使得音乐学学术成果具有可靠性，就必须依靠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否则，我们学术成果和市面上流传的心理学信息就无任何区别，而心理学也将走进扭曲的发展渠道，甚至会被误认成为只是一种叫得好听的算命、卜卦罢了。当一组组从严谨的实验中得到的数据清晰地摆在眼前，当由这些数据得到的直面相关分析、影响分析、因果分析等一系列结论摆在眼前，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所以，为了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体现解释本质并预测未来的学术价值，能够比普通大众所理解的音乐心理学问题更具专业水准，我们仍然需要牢牢掌握实证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们必须以实证方法为重要研究手段的理由之三，是我国音乐心理学尚属于音乐心理学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必须踏踏实实以实证研究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避免主观猜测、臆断而得出片面、失效的结论。

邵、王二人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特别是音乐心理学在我国尚处于刚刚崛起的年轻新兴状态和童年摇篮阶段，远未成熟，这时就早早地用某一种研究方法去束缚她，稍微细想一下，就会觉得有点残忍。它远未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态势，距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还很遥远……依照整个文章内容分析，这段话实际上是说在中国音乐心理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不能单一地用实证方法来束缚它的研究方式。的确，我们这时绝不能用一种研究方法。而事实上，在这个初级阶段，占上风的研究方法决不是实证方法，取而代之的是抽象思辨的类似于美学的研究方法，而所谓具有真正意义的实证研究，仅仅是凤毛麟角。这种现象在邵、王二人文章起笔之时早已存在，而在时隔两年后的今天仍然比比皆是。拿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来说，在近50篇的音乐心理学文章中，只有5篇文章用了实证研究方法研究音乐心理学问题，再去掉几篇综述性文章、几篇译文，实际上，大概只有15%的文章是关于实证研究的，而其余85%，依旧采用了经验总结的方式来研究音乐心理学。所以，这样失衡的比例证明，在我国音乐心理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束缚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其实是思辨式、经验式的研究方法，而我们更应鼓励和支持的是实证的研究方法。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黄虹、蔡黎曼教授曾共同撰写一篇名为《西方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对我国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启示》③的文章，该文章对具有国际权威性的音乐心理学杂志《Psychology of music》（英）进行了有关的总结，在他们所收集到的从2003―2005年间发表的全部49篇文章当中，采用定量研究④占30篇，定性研究⑤占19篇。而在这19篇定性研究文献中，除去7篇介绍各地区音乐教育研究概况的文章，那么，量化研究就更占主导地位。这个结果表明，近年来，国际音乐心理学界越来越重视量化（实证）研究，而定量研究更已被大心理学界当作既定学术规范的准则。面对先进的科学观念，难道我们中国音乐心理学界应当持否定态度？还是应当固步自封，继续走理论思辨、经验总结的老路子？答案可想而知，重视发展实证心理学研究已然成为我国音乐心理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尽管，邵、王二人的文章指出了西方一些心理学家做出的批评：“盲目依从和接受经验实证的原则，自觉不自觉地以为凡不能以经验或实验证实的实践或理论都是伪科学的……由于大多数心理学家埋头或醉心于客观的观察、实验、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结果使得心理学探索过于琐碎而又条块分割。”可是，我们应当看清这样的批评存在的先决条件，西方学者的这些言论一定基于过多使用实证研究的西方心理学研究现状，但对于我国音乐心理学界尚为薄弱的实证研究基础来说，这种批评言论是不适用于我们现状的。我国音乐心理学的现状是大多数学者依旧埋头或醉心于主观的判断、经验总结，结果使得我们的学术成果那么不具说服力，并且这些所谓成果的产生来得那么简单，好像一位对心理学知识略熟一二、对音乐知识略懂一二的人都可以轻易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们知道，作为成型的理论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环节才能产生，而且在实践中必须多次检验，才能成为具有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所以，这种不够专业、不够精准的学术研究及研究成果造成了我国音乐心理学发展的非健康局面。因此，面对我们的初级阶段，就不能因为西方学者对实证方法的批判就影响到我们对实证方法的使用。而就在去年的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上，各方学者一致认为，今后应加大实证研究的步伐，紧随世界音乐心理学发展的潮流，虽然技术方法上我们不可能像人家那么专业、先进，但观念上我们必须更新。这一认识反映了当今我国音乐心理学界有识之士对实证方法的一致态度和中国音乐心理学界未来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从学科性质的角度，理论成果的角度，还是中国音乐心理学现状的角度，我们都应当遵从于选择实证方法为今天主要的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上的“两化”――多元化和综合化等重大原则问题，应当做到酌情处理。笔者始终认为，一切方法都应当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那么，才有资格谈多元、谈综合，而客观事实的获取，只能依靠实证等一系列具体手段，而不是在满脑子的思辨中得出结论。当然，在研究过程中要避免邵、王二人提出的为实证而实证、为收集事实而收集事实等不符合研究目的的一切做法，同时如何专业、规范地运用实证方法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一个有效的实证方法需要严密地操纵及安排，甚至往往中间的细枝末节出现错误，那么整个实验很可能全盘皆输。这个问题具体到在设计问卷时提出的问题是否考虑到多项因素，是否在实验前设定了一个良好的数据组织，是否在统计时使用操作性定义等等。当我们已经确立了使用实证方法进行学术研究之时，就容不得一点马虎，科学的结论是非分明，不像抽象思考的结论似是而非，要想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将来成为具有参照价值的理论指导，就必须严格控制实证方法实施过程中的每一环节。

笔者作为一名初步接触音乐心理学的学生，某些见解还很不够成熟，望同行及老师们给予批评指导。

①张前《音乐心理学》，《音乐研究》1981（4）。

②［加拿大］Keith E． Stanovich著，范照、邹智敏等译《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第七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2月。

③黄虹、蔡黎曼《第2届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11月。

④定量研究指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关于该事物的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它有一套完整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及数字统计的方法。

⑤定性研究指采用书面的、言语的和观察的方法取得相关的心理特征及行为表现的描述性资料，并对其作定性的分析。

程茵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