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像学到视觉文化

W.J.T.米切尔在当代文化批评及艺术研究领域占有中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对形象或图像问题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本文将其形象科学的“三部曲”即《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图画理论：语言与视觉再现文集》和《图画想要什么：形象的生命与》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呈现了米切尔形象研究的具体发展过程，并就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形象；图像学；图画转向；视觉文化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3－0220－05

徐丽娜(1975－)，女，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现象学。(浙江杭州　310002)

W.J.T.米切尔，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和艺术史教授，美国权威学术期刊《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主编。作为图像学研究的传承和改造者、作为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领袖以及“图画转向”说的代言人，米切尔在当代艺术史研究及文化批评等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图像学、视觉文化研究、艺术及艺术史等领域中颇受瞩目的重要学者。在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中，他的名字几乎是无法回避的。

一、W.J.T.米切尔及其形象研究的重要性

在担任《批评探索》杂志编辑期间，米切尔在实现欧洲大陆与美国本土的对话方面，在推进美国文化批评理论的发展方面，都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他更重要的贡献显然是在学术探索方面。米切尔的学术兴趣涉及文学批评、图像理论、媒介问题、艺术史、文化批评等领域，但其中的“形象研究”可以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米切尔将自己最为重要的三部专著《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1986)、《图画理论：语言与视觉再现文集》(1994)、《图画想要什么：形象的生命与》(2005)看做是自己在形象研究方面所做的专门而连续的努力，并将其称作“三部曲”，所谓“形象科学(science of image)”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成形的。1986年出版的《图像学》一书很快就被当时的文化理论家看做是“对语词一形象之分的最彻底的分析”，而米切尔也逐渐成为“再现”领域的领袖理论家。之后，米切尔又以其《图画理论》一书及“图画转向”的激进提法将自己置身于视觉文化研究的前沿，他的诸多论点和态度无疑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回应和争议。而米切尔则继续践行自己的文化主张，并尝试将自己的文化主张应用到对具体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引起更多争议的则是“图画想要什么”这一问题的提出。米切尔本人也承认这样的问题显得有些怪异，但他的目标是走出那种对形象或图画的功能、意义进行阐释和分析的刻板思路，转而以一种谦和、关切、亲近的姿态去理解和体验形象的自身存在，以一种拉康式精神分析的方法去“凝视”图画、也被图画所“凝视”。随着《图画想要什么》一书的出版，一种带有现象学精神气质的形象研究被呈现出来。总之，作为学术先锋，米切尔以其对形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影响着文化领域中的相关思考；而作为文化的批评者，米切尔一方面以一种知识分子应有的冷静和谨慎态度与当下的流俗文化批评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将自己的理论研究融入对最新文化状况的思考中。可以说，时至今日，米切尔的形象研究已然成为思考图像或形象问题、思考视觉文化问题的必经之路，无法绕过。

与其重要性相比，国内对米切尔及其形象理论的相关研究则显得比较滞后。如我们所见，虽然米切尔的名字时常出现在国内的相关文献中，图画转向或图像转向的话题时常被讨论，米切尔形象研究的一些结论也时常被引用和复述，但真正以米切尔及其形象理论作为中心问题的专门研究则较为鲜见。再加上译文的稀缺，这种种现状已然成为滋生误解的土壤，断章取义、以讹传讹的情况常常出现。米切尔的形象研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有着怎样的具体内容?这些具体内容在不同的阶段又是如何衔接起来的?米切尔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类似问题的追问，将促使我们重回米切尔的文本，追溯米切尔的形象研究之路。

二、从图像学到视觉文化：米切尔的形象研究之路

作为形象科学的“三部曲”，《图像学》、《图画理论》和《图像想要什么》当然有着某种相关性和连续性，是“形象”将它们衔接了起来。但同时，它们又分属不同的时期，有着各自所要面对的现实、指向的问题、达到的具体目标。

《图像学》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时，热衷于符号学的新形式主义者对传统图像学的反对和抨击业已发生，符号学和语言学范式逐渐实现了对艺术史和图像研究领域的渗透。米切尔对图像问题的关注始于70年代，当时他被布莱克的插画书所吸引，这种混合了语言和形象的合成艺术形式为米切尔之后的形象研究作了最为初级的铺垫。当米切尔构思《图像学》的时候，形象与语言之间关系的问题依然是他挥之不去的背景。对米切尔来说，如果要研究图像或形象，一个绕不过去的任务就是对语词与形象、文本与图画之间关系的清理。因此，米切尔用了大量笔墨来分析前人对语言与形象之间所作出的区分。当然，米切尔并不满意于这些区分，他认为这些差异模式的构成，或者对语言与形象所作出的符号区分，其目的都只是为了建立“一门统一的艺术理论、一种能够纵观艺术符号全局的美学、一门可以解释所有符号的符号学”。换句话说，它们的目标都只是为了建立一种既能辨识不同艺术符号、又能确立一套统一法则的一般性理论。米切尔是不信任这种所谓的一般性理论的。在他看来，真正对语言与形象、文本与图画作出区分的，其实是那些隐藏在相关理论背后的文化或价值观念，因此，与其去考察语言与形象之间的所谓本体差别，不如直接去考察那些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它们在差异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

米切尔随后在对意识形态批判的考察中又将这种思路进一步深化。通常认为意识形态能够掩盖权力关系并制造虚假意识，但在米切尔看来，意识形态实际上可以与一切价值和利益结构相联系，在此意义上，并不存在脱离了“意识形态暗箱”而被呈现出来的“真实形象”。

米切尔曾声称，之所以选择“图像学”这一术语来标识其研究内容，是为了将这一研究与一个“长期传统”衔接起来。这个长期传统指的就是从阿比·瓦尔堡开始，于潘诺夫斯基处达到顶峰的传统图像学研究。而米切尔的研究是从对形象本身的概念研究开始的，他希望通过对形象本身的概念考察来达到对图像意义的阐释目标。这是一种将语言分析方法应用于图像意义阐释的思路，它也可以被看做一种将新的形式分析方法与传统的图像学方式衔接起来的努力。另外，米切尔也曾提及，他想要实现潘诺夫斯基与阿尔都塞之间的“招呼”，也就是说，要实现意义阐释性图像学与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批判之间的沟通。从《图像学》到《图画理论》，米切尔一直在做着这种沟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