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蜡烛,照亮每一个孩子

【前言】红蜡烛,照亮每一个孩子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2001年，在老山街道负责社区教育工作的彭世治在调研中发现，社区殊家庭的子女最迫切需要的是教育方面的帮助。在她的倡导下，老山社区成立了红蜡烛特殊家庭子女跟踪教育小组，工作重点定在辅导本社区内离异、再婚、吸毒、身残、服刑、刑满释放家庭的子女。辅导老师有彭...

住在石景山老山街道的72岁的于淑华每天下午5点准时出门。今天她要去的是小涛家。去之前，于淑华特意去水果店买了一大把香蕉，这是送给小涛的奖品。

小涛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父母离异后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奶奶对小涛的生活关心有加，但对他的学习和在学校的表现却不了解。自从接管了这个孩子，于淑华常常前往学校找他的老师交流，知道这个孩子纪律性差，上课爱说话，不敢上台表演和当众发言。因此于淑华为他订了三个目标：改正上课说话的毛病，语言成绩要上去，演节目不打退堂鼓。

小涛已经放学到家了，于淑华一进门就夸他，“我知道你参加学校的节目表演了，真棒!一个目标已经实现了，继续努力啊！”小涛害羞地笑了，去给于奶奶倒水。

于淑华在这个社区带了七八个孩子，每天都要去一到两家。周末，她把需要补课的孩子都叫到家里，让他们一起学习。快到中午的时候，视力不好的于淑华慢慢走进厨房，开始为孩子们准备午饭。

孩子们最缺的是关爱

2001年，在老山街道负责社区教育工作的彭世治在调研中发现，社区殊家庭的子女最迫切需要的是教育方面的帮助。在她的倡导下，老山社区成立了红蜡烛特殊家庭子女跟踪教育小组，工作重点定在辅导本社区内离异、再婚、吸毒、身残、服刑、刑满释放家庭的子女。辅导老师有彭世治、谢云、于淑华、刘永麟、邵誉培五人。退休前她们都曾是教师，现在全部是义务参加红蜡烛小组的工作。

红蜡烛帮扶组帮助的对象大多是学校“头疼”，家长“无奈”的孩子。刚开始时，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家长的不理解和学生的不信任，“你们为什么免费帮我们孩子？”“是不是装装样子，干几天就走人了？”“老师，你们别给我妈妈告状。”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经过多次家访交流，与父母和孩子谈心，逐渐取得了家长的信任，有20多个孩子加入进来。

这些退休老人走进孩子的家庭，进行一对一的帮助：补习功课，与学校沟通，与家长交流，对于孩子的每一点进步及时鼓励。由于这些家庭的特殊性，她们发现这些孩子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来自家庭的关爱。

小树是于淑华花费心思最多的一个孩子。小树出生六个月父母就离异了，母亲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看过他，父亲再婚。小树和继母的关系很不融洽，父亲脾气暴躁，对小树动辄打骂，住在楼下的奶奶也不愿意收留他，经常赶他回去。孩子经常处于惊恐不安的状态中，升入二年级后，小树成绩不断下降。

接管了小树后，于淑华发现小树在家庭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温暖，没有安全感，导致在学校不能安心上课。于淑华一边给小树补习功课，一边着手为他们调解家庭纠纷。她常常把小树叫到自己家吃饭，告诉他做父母的辛苦。过节的时候，于淑华带小树买了粽子、红枣给继母送去，并教小树平时多帮继母干活，出门时要给家里留字条，让家人知道自己去哪儿了。

一次，一个孩子偷拿了超市的几根小香肠，给小树分吃了一根。小树觉得自己吃了别人偷的东西也相当于犯了错，不敢回家。晚上12点多，于淑华接到小树奶奶的电话，立刻组织大家去找孩子。在漆黑的小区里，于淑华不小心绊倒摔伤了腿，从此落下了膝盖疼的毛病。

渐渐地，小树开始和于淑华说说他的心里话。有一次在于淑华家吃饭时，小树端着碗突然流下了眼泪，他说：“您要是我的亲奶奶多好啊！”小树为于淑华画的画，她都精心保存着，第一次见面时小树画的一幅小蚂蚁，始终贴在她家大门上。

苗苗是个腼腆的女孩，父母离异后，父亲离开北京，再也没有回来看过她。这件事在苗苗心里留下了心结，她有很多话想和爸爸说，她不能理解爸爸为什么不来看她。这种对父亲的又爱又恨让苗苗的性格越来越内向。于淑华让苗苗把自己的心里话写下来，在她的每篇话后面，于淑华的老伴都写上回复，耐心地开导和鼓励她。这种沟通一直持续到于淑华的老伴去世。现在，苗苗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她主动要求帮于淑华为孩子们辅导英语。

老马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这让老马一家激动不已。老马是一名残疾人，爱人是从农村来的，没有正式工作，家中经济状况窘迫。他一直忘不了红蜡烛帮扶组找上门来的那天，“有个姓谢的老师找到我，说要给我的孩子补习功课，我心里直犯嘀咕，是不是收费呀？我没有那个能力付钱。”老马所说的谢老师是谢云，年过80的她两次患癌，动了七次手术，依然拖着虚弱的身体每天奔波于各个孩子家中。她帮扶的另一个孩子丽丽说：“谢老师经常在夕阳西下之时，一个人静静地走在小区的街道上，然后爬五层楼到我家，问问我们的学习情况，给我们讲讲题。妹妹悟性慢，她就耐心地反复讲解。这些事情，总在感动着我们，让我们学会了对待每一个人都要怀着一颗关爱之心。”

谢云退休前是大学教师，2001年加入帮扶组后，发现需要辅导的孩子都是初中生和小学生，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有些“大材小用”，曾产生了退出的念头。但是来到学生家里，看到的景象令她大为惊讶，她留了下来，一直坚持到现在。“去到那些学生家里，我才发现困难程度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一个学生的祖父母、大爷与他们三口同住一个房子里，他和父母住在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屋子里，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大立柜占去了屋子大部分面积，他妈妈摆下一张折叠桌。一个人要出去，所有人都得站起来让道。我心里觉得很难受。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我去另一名学生家里家访，门开后我没看见人。有人打招呼，我才发现一个中年人坐在地上，用肘撑着地挪动。他一边让座一边去给我倒水。后来他充满歉意地对我说：‘我文化低，帮不了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他那无助的眼神令我永远难忘，是他们的苦难唤醒了我的良知，使我下定了长期干下去的决心。”

邵誉培说，帮扶组帮助的孩子大都比较不幸，他们的家庭残缺，得到的关爱少，在学校受到的批评多，在生活上由于穿戴比同学差，零花钱比同龄人少，容易产生自卑和逆反心理，与主流社会疏离，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道路的边缘。有一名初二男生，父亲重病卧床多年，家里全靠母亲当临时工维持生活。这个孩子学习和纪律性都差，经常打架，并有偷盗行为。一次，因为偷自行车被拘留，学校责令他停课写检查，帮扶组的老师与学校取得联系，让他重返学校，并多次与他交谈，让他体会母亲养家的艰辛。不久，孩子的父亲去世，老师们到家看望他们，并鼓励孩子担当起家庭的责任。孩子改掉了偷窃的恶习，初中毕业后帮助姑姑做生意自食其力。邵老师说，很多实例证明，孩子们在帮扶组老师的帮助下，开始对家庭有了感恩之心，纪律性均有很大提高，能更好地融入到学校和社会中，一些具有潜在危险的青少年也杜绝了不良行为。九年来，老山街道没有发生过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这与帮扶组老师的努力密不可分。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每周一是帮扶组的老师们集体开会的日子，加上后来陆续加入的老师，十几位老人十年来风雨无阻，每周的这一天详细介绍各自帮扶的学生情况，制订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安排最近要组织的活动。开会的地点在老山街道办事处的会议室，据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老人十年来的坚持，看着她们拖着颤巍巍的身体不停地忙碌，心里着实心疼，有时想让她们少管几个孩子，可老人们都特别认真，特别敬业，她们不拿一分钱，觉得帮助这些孩子就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备课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也是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一件事，因为现在的教科书越来越难，一些知识她们也需要重新学习。于是老人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培训，从网上下载学习资料，了解时下重大事件，了解现在的孩子喜欢什么，给自己充电。很多孩子家庭贫困，老人们不仅为他们买来书本和文具，有的还自己掏钱帮助他们。

每年的年底是大家最忙碌的时候，为了让孩子们高高兴兴过个年，表彰他们一年来的进步，老人们组织联欢会，让每个孩子都有登台表演的机会，并自掏腰包为孩子们买来奖品。

十年中，红蜡烛帮扶组的老人们辅导过的68名学生中，有五名考入大学，四名考入大专，一些孩子步入职高，有的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现在还有21名学生在接受辅导。跟踪教育小组集体荣获北京市巾帼志愿者优秀服务队、石景山区优秀社区教育民间组织先进单位标兵称号，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她们“品牌文明团队”荣誉称号。每每说起孩子们的现状，老人们都觉得很欣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