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关注心灵精微

近来读几本与宋明理学有关的著作，见其中所引宋明学者论发现人心精微处，真有振聋发聩之感。理学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它的彻底性，特别是在道德修养上，理学要关注于细节，虽常常为后人诟病为苛刻，却实在是理学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之一。人对自己的把握往往估之过高，一般都会对人性的软弱淡然处之，而一旦有过失就要找借口为自己开脱，所谓怨天尤人。理学正于此处用功。

理学家对修养细节的关注最明显表现在要直视那人内心最深密处。儒家虽号称“人性善”，实际上的儒家学者多对人心取怀疑态度。如，对于人的心思的难以捉摸，程子曾道：“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车，流转动摇，无须臾停，所感万端。”朱子也说：“此心纷扰，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这须是见得，须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不然，只见得他如生龙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所以，理学家们要人时时提醒自己。张载说：“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连睡觉时都要保有一颗警醒的心，这样的修养态度令人汗颜。平常人往往要在小节上得过且过，理学家们却是要求决不放过自己，程颐说：“大凡把捉不定，皆是不仁。”理学家中的心学大师王阳明说得更截然，他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王阳明作为理学中的心学一派，自省功夫特切。为求致良知，王阳明特重“独知”。他说：“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界头。于此一立定，便是端本证源，便是立诚。”

对于意念心思的关注，宋明以前已有，理学家们对此做了更深入的发展。王阳明的“独知”即从释《大学》中的“慎独”而来，《大学》中说：“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慎独”之说也见之于《中庸》，其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中庸》又引《诗》说“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能够慎独，就要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宋明理学从慎独发展出直面个人的些微私欲，后人因此批评理学不遂人欲，不讲人情。其实人欲、人情与生俱来，不学而会，不虑而能，倒是理学家们所提倡的“天理”，我们所谓的道德观、荣辱观，非要靠引导、修养不成。后人评理学兴起是为抗拒佛学，这自有一定道理，只是陆王心学几与佛学融会为一，又做何解？理学兴起一重要原因，那就是理学家们感于世风世俗，要奋起转移之。我们看宋、明人的笔记与小说，见当时的风土人情，未尝不反思扼腕。就如贾府这样的诗书鼎铭之家，被人称为干净的只有门口那对石狮子，剩下的连狗儿猫儿都不干净。市井弄潮儿西门庆更露骨，他倒是全为遂其欲，遂其情，不知这能遂欲遂情的西门庆与贾府门前那对石狮子哪个更有价值？所以朱子才会说：“盖（人）此心此理虽本完具，却为气质之禀，不能无偏，若不讲明体察极精极密，往往随其所偏，堕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以现代人眼光看，以理、气讨论人心的道德倾向不免凌空蹈虚，但是对于人心易流于放逸的关切却可以实实在在地体会地到。

理学家要人正视内心闪念，虽有过于高尚其事之嫌，却正体现他们立身之刚毅，进取之勇猛。须知理学家也是继承前辈讲求做人的进路。立志成大事、享大名，结果未必能由得自己，立志做人却全在自己。孔子已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朱子道：“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须反覆思量，究见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从孔孟到宋明的儒家孜孜教导的就是要人发明那“几希”，要人知荣知耻。宋、明代人为此还创制了许多方法，如功过格，投豆法，等等。朱子曾举投豆之法。在《朱子语类》中朱子说：“赵叔平，乐易厚善人也。平生做工夫，欲验心善恶之多少，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间置一虚器。才一善念动，则取白豆投其中；恶念动，则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则倒虚器中之豆，观其黑白，以验善恶之多少。”《论语》中讲“日三省吾身”，在今天已进入小康的时代，仓廪已实，人，反思自己的作为，有礼有仪，知荣知耻该是时候了。新时代已有新的荣辱观，如何把这种荣辱观内化，成为我们内心当中时时提醒我们的一种意念，理学家们的说法应该还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