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化产业考察

为了配合安徽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叶文成先生的文字，“文化安徽”在进行文化安庆征稿的过程中，顺便对有关地区的文化产业进行了一些个人的考察，虽然比较粗略，但都是第一手的资料，特整理如下，希望能对有关方面的工作有所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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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需不需要产业化？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以省委宣传部王玉斌同志的观点来说，“文化安徽”的调查如果不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纯粹整理些逸闻趣事，就对地方没有什么有益的帮助，甚至对于文化保护本身来说，也没有好处。这个观点如同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中提出的生产性保护，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实践。

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存在，而是要落实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讲过：“学而时习之。”这“习”字应该理解为实践，这句话其实要求的是一个人应该知行合一。于是，“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个实践的一个过程。所以，文化和产业不应该成为矛盾的存在，它们应该结合起来，为老百姓的生活提供幸福因子，为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安徽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近代以来，一直有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举动，但是很快地又被其他地方和区域学习和超越，仿佛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块试验田，成果出来之后，迅速被推广和学习，而其本身又处于一种被实验的状态。在文化与产业结合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安徽在完成中央政府任务的过程中，可以说最先完成了文化产业的机构调整，也取得了具体成果，省委宣传部叶副部长文字中提供的数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即使是文化产业相比较，安徽文化产业的数字也不是全国最好的，甚至不能算是个强省。所以，提出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是安徽文化产业的一个口号。

不过，我们的调查不是基于数字，而是基于现实，安徽是不是文化强省对我们来说，或者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并不是一件迫切的事。文化和产业融合的最终结果，也不应该落实在具体的数字上，而是切实地提高了广大民众的生活品味，增强了他们的文化消费能力，使他们在农耕之余，下班之后，有一个感情的寄托所在，精神的归属场地，这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健康，是最有利的。

现在国家已经不提倡偏重于GDP数字的增长方式，但在文化产业的报告和数字中，我们又看到了类似的影子，吃一堑，长一智，不能总是在一个坑里跌倒，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不是有关方面太愚蠢，就是他们别有它想，就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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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开安庆地区的考察之前，我们先去了三河古镇。高速路上的标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景点，于是我们就下了高速，去古镇看看。一过桥就看到一个免费的停车场，心里就犯嘀咕，现在还有免费的午餐吗？

刚停了车，就有个当地人，骑三轮旅游车，向我们拼命推荐古镇半天游，说门票80元，汽车不好走等等，只有跟他走才能又便宜又实惠。在我们表示自己看看的时候，他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让我们把车停到别的地方去。鉴于初来乍到，我们很听话，把车停到了路边，让一位同事在车里等着，我跑进去稍微看了看。

古镇很小，在城镇的边上，旁边是两条河，都比较脏。古镇是不收费的，狭长的一条古街道，青石板的路，破旧的门面，都是商业化了，很难说还是居民区，至于里面的杨振宁故居之类，我就没有进去，怕车子被警察拖走，再说，感觉上古镇不古，而且，各个具体景点一定要收费的，何必花这个冤枉钱。回来的时候，看到隔着河，有在建的商业住宅区，按照古徽州的样式，古镇的风貌尽收眼底。但是对游客来说，这对于古镇的文化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进到古镇中心，体会古镇完整的风貌，基于很肤浅的感觉，得出古镇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如意，一来门票太贵，二来环境一般，三来开发不科学。向我们这样不远千里而来的游客，都不能留住，可见它的魅力还不如高速路上偶尔看到的乡村呢！这样一来它的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只能是越做越小，最后只是个面子工程罢了。

我们还到了汤池镇的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可以说是慕名而去，因为这是个传统文化与产业结合的点，我个人以为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是可以结合的，但苦于一直没有具体的例证，所以听说庐江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是引进巨资的文化项目，就很想去近距离感受下。

汤池镇民风淳朴，环境也很好，街道干净，甚至穿镇而过的河中，竟然还有妇女在洗衣服，这在中国已很少见了。中心已经关闭了，但还发放有关资料，多是行为规范和《弟子规》、及佛教经典。对面的小书店很有意思，老板不仅告诉我们有很多是免费赠予的，更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说：“您走好。”这说明中心对这里的民风和文化的影响还是很有效果的。

不过，无论我如何解释，看门的中心工作人员就是不让去拍个照，到里面参观下，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说中心关了，不能参观。其实，中心的关闭是否属于常态呢？我觉得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是好事，但一味复古或者有别的想法就会事与愿违，而造成政府不支持传统文化教育的假象就更是误会了。

大概30多公里之外，还有一个庐江传统文化教育学校，我们顺便也去看了看，学校以技能教育为主，国画、剪纸、手工等等，教材也是《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的基本资料，接待的宋老师已经在学校待了两年，态度和善，而且路上碰到的学生，都站立鞠躬问好，使我也得频频致意。学校的资金一方面来自校长本人的资助，另一方面也有学生家长的赞助，但对外宣称是免学费提供吃住。总的来说，这个学校给人的感觉还是不错的，而且周边村落的民风较汤池感觉更淳朴，这点宋老师也特别肯定。那么传统学校能在这些地方出现，也不应该是偶然的了。

总结来说，我想以公益投资的方式进行传统文化的教学是不适合积极推广的，因为免费之后，就面对一个价值取向是否能自由选择的问题，“道之所存，师之所在，”不能“师之所存，道之所在，”颠倒了这个关系，就容易宗教化，而使传统文化的发展步入死胡同。公益投资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普及教育的方式。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孔子办学的方式，收学费是一种礼仪，于学生来说是尊师，于先生来说是重道，两者不可偏废，不可偏颇，这样学生和老师之间才能有一种正常的师徒关系，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来说才更有益。在当前商业文明占主流的态势之下，文化与产业的结合才能彰显其社会效应，才更能引导大众最终获得文化的发展带来的益处，当然，这个益处绝对不能仅仅限于物质的积累，更要注重生活的幸福。

甚至，我们可以说，只注重物质积累的文化产业，不仅搞不好经济，最终也会把文化腐蚀掉，使之成为一个招牌，仅此而已。这个观点陆续在后几天的考察中得到了验证。

3

安庆是黄梅戏的故乡，在当地非常受欢迎，有众多的戏曲爱好者，成立了数百个民间剧团。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做黄梅戏课题的时候，提出期待黄梅戏的梅开三度，会受到很大的否定，被采访的专家对黄梅戏的前途普遍不看好。这显然有比较具体的原因。

我们直接到了潜山县的黄梅阁，这是一个民间的黄梅戏剧团，由江尧先生出资，演员主要以业余为主，平常为各行各业的职工，晚上有活动时，就过来唱戏。就黄梅戏的发展我采访了江尧先生。他首先肯定黄梅戏生命力非常强，扎根于民间的戏曲不可能面临衰落的问题，只能说先前的那种全国性繁荣，并不是一种常态，而且，刻意追求黄梅戏的全国化也不可取，因为它作为一个地方曲种，有自己的土壤，离开了土壤，很难有什么大的发展。所以，唱响黄梅戏这样的口号，在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可行性。他说，要唱响黄梅戏，应把精力集中在演员的培养上，一如二人转若没有赵本山，它就不可能有全国性的影响。而且不能改变黄梅戏的本质，创新可以，但如改得面目全非，改成了黄梅歌， 就会得不偿失。所以，他把政府协调看成是黄梅戏发展的最大助力，无论是对民间社团的建设和支持，还是著名戏剧人物的培养，政府政策的倾斜在他看来是必要的。

我个人的意见是政府的政策要总是有倾斜，就说明政策是有问题的。指望政府政策倾斜不如加强对黄梅戏的理解和创新，这个创新不单是剧本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剧团自身体制的创新，以及根据黄梅戏自身特点的培护创新。

剧团自身体制的创新体现在体制的改革，由著名演员做台柱，围绕他（她)来构成剧团，这个创新虽然严格来说，是一种复古，解放前的戏剧组基本都采取这类方式，体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不过，这种体制的复古在今天就是一种创新。我在安庆看到了韩再芬剧团的大车，当时就产生了这个想法。或许这是一个出路，当然江尧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是要求政府来培养这类角色，我觉得还是保守了些，应该完全交给市场，有能力的人自然会脱颖而出，例如韩再芬的黄梅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评为文化遗产，这就是其个人能力的体现，而政府刻意培养的却未必被大众接受。从这个角度看，我想起非遗工作中提倡的“生产性保护”这个概念来，很多人对此表示了不满和质疑，但是，如果把生产放到市场中去，由市场来促进生产，而不是指令性的勉强生产，那么这个概念就是正确的，可行的。

根据黄梅戏自身特点的培护创新主要体现在对民间文化的尊重和发展上。这一点我觉得是当前所有工作中做得最不够的。安庆市委宣传部周锦宏副部长说，从实际生活来看，农村基本做到了村村通路，农民可以看电视，可以接触最前沿的文化信息，但是，黄梅戏还是他们的最爱。这是因为黄梅戏与其精神需求是吻合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草根文化，它的群众基础是广泛的、坚实的。这一方面体现在皖江文化的底蕴深厚，近几百年来可以说引领着国家思潮的步伐，另一方面，群众自发地，真挚的热爱黄梅戏，并不因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大红或者大衰而增加或者减少对它的热爱，而正是这种非功利性的精神需求，才可以持续为黄梅戏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基础。根据政府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农闲之后，老百姓涉及红白喜事的时候、孩子上大学的时候，都更喜欢请个戏班子去唱戏，这种习惯的保持才是黄梅戏生命力所在。

至于有的专家断言黄梅戏不可能梅开三度，周部长认为这主要是不了解黄梅戏的基层状态导致的。初步统计，今天安庆地区就有900万人还热爱黄梅戏，而且，随着历史和现实的要求相结合，在一定的切合点，黄梅戏自然会寻找到它的出路。专家们看到的统计数字，往往是根据大型剧团的票房纪录和观众统计，由于标准的不同，导致了专家们的看法出现了偏差。例如，如果从是否能在国家大剧院办演出这个标准看，黄梅戏是不行，观众也不多，但是，那900万老百姓就不是观众了吗？因此，我想，对于一个戏种的保护，最重要的不是培养出新的品种，能获奖的品种，能惹人眼目的品种，而是保护它的土壤，不要水土流失，因为一时的绚烂总是不能持久，绵延流传的只有那些默默无闻，润物无声的坚持。

总结来说，剧本创新也需要，生产性保护也需要，但是都不如保护黄梅戏的文化土壤更重要。当人们的生活习惯被迫改变，文化也就失去了活力，黄梅戏最终也会进入博物馆，其他所谓的保护，都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所以，现在反思我们上期的黄梅戏探讨，“期待中的梅开三度，”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从市场的角度看黄梅戏，而非从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日常生活需要的角度看，从而我们偏离了讨论黄梅戏的正确轨道，被当地人质疑和批评也是应该的。为此，我个人是有责任的，写这个调查也算是个补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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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庆的文化产业的实践，根据当地一些政府机构提供的资料，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其中我们只发现政府的文化产业投入是多少，建立了什么博物馆等，却基本不谈投入之后是否有产出，或者它的社会效应是什么，不可能仅仅是就业人数是多少，增加值是多少这么简单的架构。我们当然不排除政府报告可能就是如此，但是以此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文化产业发展的真实情况。我们抱着最真诚的心去探求当地的文化现状，我们一共跑了4天，日行数百公里，到了很多地方，包括最底层的农村地区，不能不说安庆地区的农民真是淳朴，风景也好，这使我们一直很开心。而本文讲的一些不足，也确实是我们真实感受到的，希望能以此促进安庆地区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