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了与私了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易经・讼卦》

当房屋盖到门窗高度的时候，我在家乡撞上了一件纠纷事。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件麻烦事有些意外：我在沧州市青县境内开车的时候，与摩托车发生刮蹭，造成乘坐摩托车后座的人受伤，住进了医院。庆幸的是，双方对事故的态度都很和气，医院做了检查，伤者没有内伤，仅是大腿膝盖处表皮擦伤，包扎后需住院数日以防感染发炎。我态度诚恳，而对方也通情达理，在知道我是老家在沧县的外地人，是在回老家路上遇上这件事之后，他们都表达了诸多体谅。于是双方初步议定了补偿损失的数额。

可是到了第二天，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于伤者的妹夫，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的介入而引起的。此人认为此事一定要“归官解决”才妥，也即要由当地交警大队处理。到了交警队，一经查问，我是广东驾照，开着北京的车；对方的摩托车没上牌照，驾车人也没驾照。交警队准备将此事当做一件标准的案子来处理了。照这样的态势来看，事情的处理将有拖延下去的可能，我几天之内走不了看来是肯定的了。不过庆幸的事又出现了。我去医院探望伤者，走在楼道的时候，一个青年主动迎上来，把我拉到一边，劈面就说：“你是我表哥。”看到我惊诧的反应，他又说道：“我是伤者的朋友，我来医院探望他，一听介绍你的情况，我就知道是你。我见过你弟弟，咱哥俩未见过面，但我知道你的名字。我父亲与你母亲是表兄妹。”继而又说：“这件事情的情况我全都知道，好解决，可以商量。”听罢一席话，自己感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中竟有亲缘关系出现给予帮助，实在是难得。

经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并不是为难我，我答应的补偿数额对方是可以接受的。但对方是为单位驾车出来办事发生的车祸，伤者原本预想着单位对此也会给予一定的补偿，双份的补偿对损失的救济是更充分的，其好处自不待言。但伤者与单位的关系是临时聘用关系，单位领导来医院探视后并不认账，并且还颇有微词。此事经伤者家属中“高人”指点，认为还是“官了”为妥。

原来“官了”的指向并不是对我，而是为了向单位摊牌。单位领导曾非常明确地反对将此事交给交警队处理。事故交由交警队处理后，据说单位领导曾发出“再这样闹下去，你还要不要在我这里干？”的威胁。这也说明了伤者家属的招法已在奏效。

由于有表弟做中间人斡旋，我与对方已不存在实质的冲突，就我而言，这桩纠而不纷的麻烦事是可以解决了。我总不能每每打着“飞的”来青县处理事故吧，于是，我留下了足够的钱，向交警处呈上了一份委托书，将事故交由他人代办，而我则开车回了北京。

我当时就在思考，这件事不知将来的结局会怎样？心情上尴尬与庆幸交织。回到北京后，我征询了一位被诩为排忧解难的专业人士――执业律师朋友，也请教了被人命以“柔指解纷争之手”的法官朋友，问这件事该怎么办。二人竟异口同声以极其贴己、非常职业的中肯意见一致建议我私了此事。这种帮助使我更增加了不能将此事发展成诉讼的自觉性。同时，这次经历让自己从头至尾在一标准的环境中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当事人”，让我体会了为何旧时将“当事人”称为“苦主”的来由，也让我有机会在事件中以各种角度回味民间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原因。

对现代社会的人来讲，人与人发生利害冲突，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争议，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合法权益，是一个基本常识和方法。但是在习惯意识中，特别是在农村，人们首先面临着的就是“官了”还是“私了”的选择问题。

为此，我曾经求教于一位法学教授，问“私了”解决纠纷是不是属于“法盲”的行为？教授从中国“私了”的历史渊源上做了解释，说中国人更多的偏向于“私了”，这主要是受封建统治者倡导“无讼”、中国人几千年来惧讼、厌讼的思想影响所致，但其还是认为“私了”既是无知的“愚民”行为，也有懂法人的操弄。而今我以一个具体当事人或“苦主”实实在在的体会来看，现今的“私了”，属“法盲”性质的已经很少，但归于利害权衡后的理智行为应更多，这些习惯意识的延续也是自有其道理的。

需要说明的是对“私了”、“无讼”的评价实质上是以西方的司法制度作参照标准的，但是如果对中国传统的及西方的两种纠纷解决的观念予以溯本寻源的话，两者产生的基础是截然不同的，由此解决争议的方法不同也是自然的了。罗马法曾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渊源，以罗马法为例，究其产生“诉讼”的原因是“基于各行其是，产生于强力行为和随后导致的斗争”，“这种斗争受到限制，执法官把私人行动引导到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道路上来”（见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古老的法律诉讼又是借助宗教、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对争议的解决用的是伦理宗法的观念和方法，也即为免于“斗争”是通过社会、人文伦理关系予以调和解决的，即便是“官了”，其适用的准则仍主要是宗法的原则。中西两者的方式在目的上是同一的，但解决方式、方法又有区别了，最后形成的各自制度发展方向及价值追求也自然是不同了。罗马法的司法制度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民俗”化、“仲裁”化的倾向特征，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则强调宗族、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消化，“裁决”、“审理”成了自我不能救助时的例外补充了。由此，出现了“无讼”和“健讼”、“官了”与“私了”的分野，并且中国民众对“私了”的倾向性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又与以下的几方面不无关联：

第一，与中国人解决纷争的价值取向有关。中国人对纠纷争议发生后的价值取向基本上都是一个了结的心态。怎么“了”法？――快点“了”自然是重要目标。定性重于定量，这与西方的权利、义务价值观念不相吻合。“了”的结果不完全体现西方宗教、神学、哲学上“正义”的理念，而是为了恢复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它公道、合乎情理、具备双方的可接受性就可以了。由此，“私了”或准私了便更易于操作实施。而“官了”，找权威机构虽有途可寻，但拘于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技术、繁复，在某种情况下，它反倒成了速“了”的硬，这使得它又离人甚远了。

秋菊打官司为的就是一句“定性”的说法，由律师们策动的“一元钱”诉讼也是为了要个“说法”。我的交通事故案中，对方是急于获得补偿，我则是为了急于脱身，所以“私了”才成为可能。

第二，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中国人更愿意和强调人际关系的认同感，追求的是合和效果，而不善于人际关系的对立设置。

在文化心理的状态上，即便对于取与舍、得与失的矛盾对立关系，国人自古就有多重的标准，更倾向辩证的“二合一”的结果。原本是对立关系的，“取”者“舍”了，对方领情，则两者便合和了。“得”与“失”本是相对的，思维的角度又是多方位的，这便使得通向互相认同的途径变得畅通了。但打官司的实体法、程序法的法律环境，反倒是将人们置于在“不习惯”的典型对立状态了。

我的交通事故案中，双方一直未失和气，相互表示认同的条件始终存在。但我敢保证，假如演变成诉讼，情形肯定就截然相反了。

第三，与对解决纠纷的过程、环境、程序认同的程度有关。中国人是团体中的人，个人的利益常常是通过“团体”的照应得到实现的，所以将“过程、环境、程序”即可视为“亲缘的团体”，认同程度与团体关系的亲疏程度是正比的关系。这个“团体”的构成可以是亲缘关系中的血亲、姻亲及拟制血亲，也可以是因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心理安全感，或是来自朋友、同事、同学、战友、老乡等友缘呼应。只要是在这个体系中解决纠纷，或是通过这个体系来和解纠纷，其被接受及成功的比率往往非常高。

我的交通事故案是因为有中间人，所以双方有共同接受解决的可能，这讲的是“私了”。现在即便是“官了”的案件，也有“关系案”、“人情案”；对管辖权的滥提“异议”，尽量争取本地管辖的“地方保护主义”诸多实例即是说明。

第四，与解决纠纷成本有关。如果纠纷最后的解决能由自己亲自参与表达，或是通过可接受的第三方了结，根据结果来确定成本，是可计算和控制的，亦可将问题量化，其利明显。

我的交通事故案，和解无疑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对我的最大好处是节省了经济成本及精力问题，如果是“官了”，我将不知要往返多少次，不划算。

第五，中国人将对簿公堂的“打官司”视为非常严重的事。它既涉及脸面，也是敌我关系确立的分界。一经动讼，事态将难以回头，沟通也将难以恢复。如此一来，纠纷也就只能按“打官司”的规律发展下去，一路走到底了。并且有时纠纷一定要走向“官了”，除了为求“官面上”的“说法”之外，它常常在表面的“说法”之后还会另有“说法”，有时为了这个后面的“说法”，就必须一定要完成前面的“说法”，如此一来“私了”就成为了不可能。

中国自古就存在的“京控”、“告御状”现象，及现在历时数年、十几年的“申诉”“上访”现象，诸多原因中的其中一条就是与此有关吧。我的交通事故案险些成了“官了”案，是由于对方有隐情，幸亏知道过程，否则双方将有误会到底的可能了。

关于自己的这件交通事故案，没多久就有了回音，表弟来电说：“事故已处理完了，是‘和解’解决的。按照表哥你的吩嘱，大家还喝了顿酒。”后来，由于去沧州的京沪高速路通车了，我回家不再需要经过青县县城。自那以后，我再没到过青县，而找时间去看看表弟和表叔，则成了我心头默默紧记却一直未了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