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新特点

论文：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新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问题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全球化是指人类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和达成更多共识与行为的过程。[1]全球化是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过程，这不仅指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全球化等领域的全球化，还指参与全球化主体的多元化。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它包括一体化趋势与分裂化倾向、单一化与多样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等一系列悖论。可以说，全球化进程是一个统一与多样、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过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两大主要对立的社会形态，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无疑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赋予了新的形式和内容。本文所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意涵是指两种不同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种不同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形态的对立性

自1917年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来，在90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形态在全球并存的状态。社会形态是指与一定生产力相适应、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有机体。不同的社会形态有其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同的社会形态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替代物，两者分别代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根本对立的阶级的利益。因此，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这一对立关系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实现政治统治和经济基础上的双重革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对立的目的所在。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体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分离乃至对抗的主要因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总是力图瓦解、铲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社会制度而与资本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冷战时期，两者就形成了两大关系、两个阵营、两大军事经济集团对峙的“并存—对抗”的世界格局。所谓“并存—对抗”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承认既有社会形态的前提下，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相对封闭与对立，两者之间构成一个平行的世界格局。这种世界格局直接导致了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的爆发，给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联系的日益密切，两者的斗争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化、多样化，更具有隐蔽性、模糊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仗自己在全球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颠覆、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上个世纪90年生的“剧变”使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典型事件。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信息技术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攻击和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体和政党制度，鼓吹和传播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党制、人权人道化、民主自治化。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国际互联网等手段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乃至腐朽的文化方式和生活方式。不管资本主义国家对抗手段和形式如何变化，其根本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成为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重新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2]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斗争根本不可能消除，相反，这种对立和斗争将更为复杂、多样。

二、社会发展因素的互补性

国际经济的普遍联系使各国在经济发展、技术合作、资源开发利用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存和依赖性日益加强，在经济利益上产生了更多的共同点、互补点。大国之间军事、政治的对立已不是获取和维护经济利益的有效手段，和平与发展成为时展的要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已不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并存—对抗”格局，而更多的是“共处—竞争”格局。所谓“共处—竞争”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是相互封闭、封锁、孤立、平行共存的情形，而是相互开放、交流、交叉共存。正因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尽管在基本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本质区别，但从维护各自社会制度的存在，保证其处于良好运作状态这一层面上看，两者都相互吸收着对方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以便在经济竞争中显示各自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这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是可以相通的，具有互补性的特点。这是因 为：

第一，从生产力发展这一层面上看，社会生产力具有历史的继承性。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又是对资本主义的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曾在19世纪70年代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相关论述中表达了一个重要信息：社会主义在物质层面上必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顶点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建立的前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深层的联系就是社会化生产力，在这一层面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具有直接的继承性。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经济发展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社会制度上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但生产力是不可逾越的，经济因素是进行政治斗争的物质前提，因此，社会主义要在斗争中“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

第二，从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层面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具有互补性和借鉴性。首先，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因而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而必须借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先进技术、有效的具体制度形式等。例如，前苏联就曾实践过国家资本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把非公有制当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按资分配，允许一定程度的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存在。其次，资本主义为克服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危机，缓解自身积累的矛盾，也借鉴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对其生产关系作自我调整，如扩大国有经济份额，采用计划经济政策，实行工人参与制，加强企业职工的思想教育，等等。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迅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为陷于低速发展乃至经济危机泥潭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借鉴。现在提出的所谓“中国模式”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其自身发展模式的反思中对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一种肯定，也表明“中国模式”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从全球经济利益这一层面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市场经济利益上也存在着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资本的价值增殖运动必须依赖市场的扩大，世界市场是由资本创造的，但市场的有限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又制约了资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资本需要出路。另一方面，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市场潜力很大，但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经验欠缺。这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资本与市场这一矛盾中相互补充、相互利用、互惠互利。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4]“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家必须认识到，如果不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5]

三、全球利益的价值认同性

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联系愈益密切，一国或多国局部的地区性问题势必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全球问题是它们共同面临并需迫切解决的重大难题。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种种矛盾与冲突，但在维护全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维护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方面，两者存在着价值认同感。

全球问题又称世界性问题，是指那些决定人类共同命运而且只有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自然、社会、精神诸多方面，如：生态平衡问题、环境污染、粮食安全、资源短缺、人口问题、难民问题、犯罪、战争与和平、南北关系、民族主义、全球气候、国际恐怖主义、空间探索以及海洋开发等等都是全球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全球性，即这些问题不是某些国家的局部地区存在的个别问题，而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二，整体性，即这些问题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第三，严峻性，即这些问题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影响力上都具有挑战性和威胁性，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全球性问题的严峻形势客观上要求人们树立全球意识，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应在承认存在共同利益、人类价值或人类文化具有共性的基础上，超越民族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障碍，从全球的视野认识和思考社会生活的发展。尽管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性问题上由于各自发展利益诉求的差异，存在认识和政策上的矛盾和斗争，但随着国际社会对相关问题的相互磋商、交流、谈判的进展，全球意识必将逐步增强。正因如此，要树立全球意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改变原有对抗的政治思维，树立求同存异、共处竞争的意识，共同创造一个较为缓和、平稳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改变传统上只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特性及伦理观的协调发展，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在多极主体基础上建构全球性的交往共同体，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同体内部的意义取向、价值认同。随着国际性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日益增多，这些国际性组织的力量日益增强，全球利益的价值取向日益显露出来。例如，人权宣言、环境宣言、核不扩散宣言等都是这种全球价值认同的体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价值认同并不等于价值等同。价值认同是在承认各参与主体有自己的价值原则的基础上，对某一共同利益在价值观念上的认识趋于一致。价值等同否定了各参与主体的价值个性，强调参与主体只存在共同价值原则，没有各自独立的价值原则，这在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全球化进程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全球利益价值认同，并不是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运动的结果将合二为一而成为一种本质上相同的社会模式的“趋同”，因为这种“趋同”的本意在于让资本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制度吸收掉或融化掉。全球利益认同只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各自坚持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在发展进程中某些现象、某些形式上的“趋同”。同时，必须看到实现全球利益价值认同是一个长期的、充满种种矛盾与斗争的过程，需要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四、主导地位的替代性

现在不断升温的全球化浪潮，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推动和主导的，是资本主义的生命所在：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只有不断积累、扩张才能生存去。“为了不致溃灭，资产阶级就要一往直前，每天都要增加资本，每天都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每天都要扩大商业关系和市场，每天都要改善交通。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驱使它这样做。”[6]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和存在状态，“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7]。资本全球性扩张是资本主义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根本动力。对于这种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可以说，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史。这种扩张直到现在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心—边缘”结构体系：以资本主义为经济中心，以其他经济为边缘;以货币关系为中心，以其他关系为边缘;以少数资本家阶级为中心，以大多数工人阶级为边缘;以少数压迫民族为中心，以大多数被压迫民族为边缘，等等。因此，犹如生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既是经济、科技、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模型和意识形态的扩张。其本质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单一的“全球资本主义”。

然而，全球化趋势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资本主义在将其文明成果扩展到全世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固有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扩展，重现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痼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虽然在“中心”地带得到暂时缓解，但却造成了世界性的贫富分化和动荡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现出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不会消除资本与劳动、资产者与无产者以及资本主义体系的其他矛盾，只会使这些矛盾以新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由国内转向全球，其基本矛盾及其所体现的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程度将更为尖锐。“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9]这样，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进程中“全球化”与“分裂化”并存，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消除阶级剥削和各种社会差别、歧视、压迫，实现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平等，将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纠正。因此，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持续，代替所谓“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将是社会主义全球化这一历史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