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学论文范文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第1篇

在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来的苏联哲学、苏联政治学、苏联经济学、苏联社会学等等，即所谓苏联文化也终结了。这就意味着，对于前苏联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来说，这种“苏联文化”还是外在的东西，始终没有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没有成为该社会一种内在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苏联存在的历史时期，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这样，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本质规律，就使它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始终处在尖锐地对立之中。所以这种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的解决，便成为这种政治制度解体的文化原因；而那种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也就只能随着它附着之上的政权的解体而一起终结了。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解体与“苏联文化”终结的同时性，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与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这种特殊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而对这个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则会使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原因，有更深刻的文化学的认识。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文化学思考，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肯定会是有益处的。

以下，我们对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苏联社会中文化发展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尖锐对立现象，进行一些分析，从文化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历史原因。

1.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的尖锐对立

大量的事实说明，苏联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它的后期，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日益尖锐，而政治体制本身的各种弊端，又使它无法解决这样的矛盾。因此，政治和文化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就成为导致政治体制本身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苏联产生到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样突出，并且最后变得不能相容了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之间的尖锐对立。

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时，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经济、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党的领导一元化为特点的集权体制，就形成了党的领导集团、党的领袖对社会权力的全面垄断。于是，便形成了单一的权力结构、单一的经济所有制。这样，实质上是专制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要求就日益尖锐对立起来，最后，导致了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政治关系的反映。但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文化，诸如科学理论、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等，并不是对经济政治关系的简单消极反映；相反，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必然会表现出它的精神特性。对于活生生的文化来说，这就是它的多元性的特点。但是，从整个苏联存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政治体制的日益集权化，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也相应地越来越受到扼杀了。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甚至在文艺创作中，政治上的党性标准，越来越成为惟一的要求。而这里所谓的“党性标准”，说穿了就是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与现在当权的最高领导人的观点保持“完全一致”，否则，就要被扣上“”、“主义”等大帽子，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甚至人身迫害。这样，为了维护高度集权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就必然要执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粗暴地破坏文化发展的多元性，造成一种具有教条主义特征的文化的单一性。

这种高度政治集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产生的恶果之一，就是国家崇拜、政党崇拜、组织崇拜、领袖崇拜的泛滥，而这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当政时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粗暴地践踏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当时，人们必须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去理解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去编写历史，等等。斯大林本人则成了各个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惟一的、最高的学术仲裁者。[1]这样，由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在斯大林的政治高压下，文化的多元性本质——思想的自由本性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但是，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发展规律、思想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或者说，社会科学理论的自由发展，科学思想的自由发展，这是任何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无法遏止的。这样，在政治权力与文化发展之间，就必然要形成日益尖锐的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政治权力必然要对文化的多元自由发展实行扼杀。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任何一种，在新的思想文化面前，或者说在它所称之为异端思想面前，都是表面上很强硬而实质上很脆弱的。所以，它们是经不住自由思想潮流冲击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苏联解体的过程，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庞大政权机器，是被以民主思想为主流的现代文化发展冲垮的。

2.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各种历史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中，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实体在极端自私的考虑下，必然要以自己为核心，而对其他的各种社会主体，一概采取利已性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这就是说，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把整个社会的各个机体，特别是各种能动的社会因素，都当作为自己服务的工具。我们看到，在苏联存在期间，整个社会的文化，全部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完全都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任意摆布的政治性工具。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具有了政治工具性质。这样，现存的政治体制以及权力结构，就与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创造性成果，它是属于全社会的精神财富。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意义世界，文化对全社会的各种主体，它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是它的本性。但是，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之下，全部文化只能为现存的政治服务，只能成为领导集团的实用主义政治工具。这就是说，只能有一种“党的理论”，而不能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各门社会科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如果再研究一下苏联存在期间的社会科学状况，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主要出版物，往往是同样的面孔，发出的是同一种声音，显示了它们作为同一种政治工具的基本特点。

文化，包括全部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由于它的政治工具化，使它的本来的社会价值也变质了，或者说使它的作用庸俗化了。比如说，苏联共产党的末代领导人之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个平庸之辈，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也谈不上什么具有坚定的信念，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是十分重视的。不过，这并不是由于他对理论有什么兴趣，相反，“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由习惯促成的。”[2]当然，在苏联领导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契尔年科只不过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苏联存在期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运来说，是可悲的。因为，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利益。结果会是怎么样呢?随着政权的解体，他们的既得权力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同失去了。

但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文化政策，由于它违背了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它预想的政治目的的；而且，由于政治实用主义与文化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矛盾的尖锐冲突，往往是适得其反的。这样，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理论，不但不能有助于政治权力的强化，反而是常常帮倒忙，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对政治权力实体产生反感；同时，更严重的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科学的形象，取消了它的实际社会作用。可见，如果一种政治权力对文化采取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这不但会摧毁自己，更可怕的是摧残了社会文化。在社会的文化发展史中，苏联政权与苏联文化的同归于尽，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教训。

3.文化的科学本性与学术政治化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苏联存在的时期中，苏联共产党对整个社会一切领域实行的是所谓“一元化”领导。这样，作为整个文化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就只能为党的现实政治任务服务，学术工作具有了单纯的政治性质；同时，由于党对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严密控制，于是就发生了与中世纪类似的情况：社会科学、学术成为政治的婢女。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中央的现实政治需要，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也即学术研究工作的根本目标；党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指示，就是学术工作的惟一指针；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必须按照党的政治指令来制定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这样，整个学术工作——文化工作就几乎完全政治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学术工作，乃至整个文化工作，都只能在政治权力的指挥下进行。当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学术工作、社会科学理论工作，乃至整个文化工作，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但是，对学术的政治领导不能变成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工作简单的直接干预。否则，这种学术的政治化，就必然与学术文化的科学本性，产生尖锐的冲突。具体来说，在苏联存在的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家们已经变成了蹩脚的、粗暴的学术警察。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尽管有强大的政权做后盾，尽管学者们和他们的理论作品常常遭到厄运，但是，实际的失败者仍然是政治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文化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在苏联存在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工作简单的直接指挥，党的领导者或领导机关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工作具体的直接干预，还产生了另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现象：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完全政治化。当然，对于大多数以追求科学真理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种悲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是无法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的。但是，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即政治化了的学术环境，也给那些本来就怀有政治野心而混迹于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人，创造了飞黄腾达的难得机会。于是，就产生了既能在政治界又能在学术界两栖生存的政客化了的所谓学者，或者说叫做“学者政客”。政客化了的学者或者说戴着学者帽子的政客的出现，对于苏联社会来说，既是一种政治悲剧，也是一种学术悲剧。因为，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两面派。所以，他们既破坏了政治声誉，也败坏了学术声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这些政客化了的学者，是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

4.文化的开放性与政治体系封闭性之间的尖锐冲突

由于世界两大阵营的长期政治、军事对立，这种冷战的局面，造成了东西方国家之间政治上相当尖锐的敌对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再加上苏联共产党在政策上的失误，使苏联社会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封闭的体系。这样，在东西方政治上对立状态——冷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于苏联共产党实行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政策，就逐渐使苏联文化与西方文化长期处于对立和隔绝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对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对文化发展的危害，也必然会对政治带来种种恶劣影响。因为，社会政治体系的封闭性与文化发展在本质上的开放性是不相容的。任何一种真正的有价值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没有地区的局限性，甚至也没有国家的局限性。当代世界各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这个道理。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文化只能在开放的世界环境中发展，在闭关自守中，不可能建设现代文化。

由于处在这样一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之下，再加上集权政治的严格控制，苏联文化，它的意识形态，它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学术研究，也就变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系统。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意识形态方面的作品，就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是对西方各种学说、流派持绝对否定态度的，同时又理所当然地自封为惟我正确。这样，就使苏联文化，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无法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很显然，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一种社会文化自外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共同大道，孤芳自赏，惟我独尊，就只能是逐渐枯萎。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几部被当局视为离经叛道之作以外，所谓正统的苏联文化作品，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是没有什么特殊贡献的。

我们还要注意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加剧了文化发展中的这种封闭性状态，于是就与具有开放性本质的人类文化发展越来越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这种对立，使苏联文化几乎形成了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能排斥。人们还都记得，1946年，苏联当局在批判《星》、《列宁格勒》两杂志的运动中，一批有才能的作家、艺术家被扣上“崇拜资产阶级文化”的罪名，而被开除甚至被逮捕；1947年，由日丹诺夫出面领导了批判哲学家“崇拜西方”的运动，解除了一批人在宣传部门的职务；1948年，苏联学术理论界发生了令世界学术界目瞪口呆的事件：秉承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在苏联当局的支持下，医学生物学界公开批判遗传学派，还居然把这门科学叫做“伪科学”，扣上了“反动”的帽子。[3]后来的世界科学发展表明，由于文化封闭性带来的这些恶果，不但损害了苏联社会的文化发展，而且也使苏联的政治家们大丢其脸。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封闭性的政治体系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封闭企图，都无法拒抗文化的开放性发展趋势。当年，在苏联领导人指挥下修建的“柏林墙”，1989年在东德民众的冲击中，终于被拆除了，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封闭性的政治体制，是被开放的世界文化潮流所冲垮的。

从政治和文化之间矛盾这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认识，会得出一个总体性的看法，即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存在期间，特别是后期，在内外各种思潮的交错冲击下，暴露出了这个政权的一个致命弱点，即它在文化上、意识形态上、思想理论领域，始终没有取得“领导权”。这里使用的“领导权”概念，就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的本来意义。也就是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主体，始终没有取得在文化思想方面对苏联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权”；或者说，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从根本上说没有得到苏联人民的文化认同，即始终没有取得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同意”。所以，从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分析中，所揭示出的这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以及这个政治——文化现象所引申出的政治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1]德·安·沃尔科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576.

[2]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04.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第2篇

1.1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3.3加强中医文化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中医文化专门人才

培养与造就一批高素质的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人才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关键。一是要海纳百川，吸引人才。由于中医文化学科是个交叉学科群，覆盖研究、教学、传播、宣传、管理等方面，需要中医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复合型人才。因此，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接收与包容各学科成员研究与传播中医文化，以解决中医文化学科重大问题为突破，整合多学科力量，组建创新团队，开展协同创新。二是鼓励与支持中医药工作者特别是中医专家走近大众，宣传与普及中医药文化。三是加强中医文化学位点建设，培养高素质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人才。以中医文化学重点学科为依托，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硕士、博士学位点，培养一批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具备坚实的中医文化基础理论，具备独立从事中医文化研究、传承与传播能力的中医文化高级人才，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第3篇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艺术研究不能缺乏文化视角，对现代影视艺术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探讨其特定文化属性，从其大众文化属性出发揭示其创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精英—雅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关系，并联系我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实际，试图为国内影视业找到一条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本文为笔者关于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键词】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读者性文本

一

当我们试图深入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遇到它的文化属性问题。因为艺术是文化的特定表现，它“双重地归属于文化：一方面，作为文化所产生的并且在文化中发展的艺术活动方式，作为由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艺术形象掌握的方式归属于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化中对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储存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活动成果归属于文化”。（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14页。）实际上，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以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何为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长期争论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之多。从词义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许多装饰花纹相互交叉，富丽而不单调。《说文解字》即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下》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匕”，“匕”乃回首从人之意，表示引导从善；也可解释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文化实际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指涉人有意识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动，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改变面貌和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成为属人的，从自然物变为文化物，从自然秩序变为文化秩序的过程。”（注：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1—3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扩展，由人对自然的改变性活动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会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制度、思想与各种意识形态结构都成为文化的表述对象。正如萨姆瓦所说：“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注：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第28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化的范域是极其宽泛的，其所有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方式属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转化正是在物质水平上开始为限。而至于精神生产，它则形成精神文化的层次。只是必须预先说明，不应该在那种涵义上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仿佛前者是某种纯物质的和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后者则是某种纯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东西。而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相反——物质文化根据自己的内容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是物质的，精神文化在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88页。）人类全部的艺术创作及其作品构成文化的艺术层次或称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处于一种特殊地带，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分别延射、渗透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以“边缘艺术”的形态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演说艺术及艺术政论作品等。实际上，即使是处于独立空间的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与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无论多么纯粹的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以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生成和生存环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现和反映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状态和内涵。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成为文化的一种生动而有意味的表达。

正是由于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表现文化，所以文化便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的性质与特征。苏珊·朗格指出：“常说的艺术基本统一性，并非在于各类艺术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术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们特有含义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艺术‘意味’的意义。‘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页。）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是“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码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所有的描绘方式都是复杂的、准确的和微妙的。符号的制造，就像制造一个便当的碗，一支顺手的桨那样，要求着高明的技术。表达的技术是比自卫技能更为重要的社会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51页。）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无疑是为人类情感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这种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而无论人类情感抑或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文化的范畴，且既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响和制约，也影响、制约着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代，由于这一区域、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及生成于斯的人类的特定情感的决定，艺术便诞生了它的特定风格。当然，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和艺术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艺术符号-形式方面。如所周知，东方写意的文化土壤诞生了以虚拟、程式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戏曲，而写实的话剧只能由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风东渐”。所以，不仅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的出现与一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种艺术样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难从艺术符号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过来，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显然也必须首先考虑其文化属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属性，或者说，只有搞清楚了这种艺术样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径，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确切评价。对影视艺术的研究、批评便是如此。

二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存着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谓主流文化，是指反映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并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主导作用的统治者的文化。所谓精英文化，也称雅文化，即由少数知识程度、思想修养、艺术造诣明显高于广大普通群众的社会上流人物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前工业社会的各个阶段，这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一股左右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如我国历史上，曾以正统的儒、道、佛三家学说为主体，以《诗经》为发端的文流为正统规范，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至近代西学，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上层文化，这种上层文化就是典型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混合体：它在态势上属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在功能上则完全属于主流文化。当然，有时候，精英—雅文化也会处于与主流文化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如在现代，精英—雅文化就往往以“纯粹”的文化形式反抗主流文化的或干预。至于大众文化，情况则有些复杂。从字面上理解，“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的、适合于大众且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化，这一点似无歧义。但同样为大众所创造、同样适合于大众、同样在大众中广泛流行的还有“民间文化”，它是否也属于大众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便有不同。“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现代社会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最先产生于先进的工业主义的美国。”（注：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33页。）显然，这种观点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并由此将此前时代就已存在的“民间文化”排除在外。周宪更为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首先，大众(mass)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与传统社会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迥然异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注：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现代工业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当然并不否认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区别，但那只是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阶段性差异；即使是在现代，大众文化也不都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如服饰、饮食、时尚等。大众文化不等于大众传播，也不等于以电子媒介为表现形式的群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这里又引进了“群众文化”的概念，可见大众文化是一个种概念，它还拥有若干属概念。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化具有过程性，正如C.P.曼克思所说，文化现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历史的，来自于过去，并前进到新的未来。（注：转引自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129页。）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尽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然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在过去时代就已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只以其本质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致为标志，而在表现形态和具体特征上则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上所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大众创造、适合大众及流行于大众等方面如出一辙，这就充分显示了二者本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大众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主要表现为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大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形式：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当然不是唯一形式）则转变为大众传播文化，虽然大众传播并不等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间文化向大众传播文化的转变，无疑是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更新和完善了大众文化的内部构造、结构功能，而且大大提高了大众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的地位，因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不似以往民间文化的无足轻重。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文化因其浅与俗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不能对社会文化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虽与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而现代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文化）却几乎控制了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使精英文化难以举步，也让主流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认同。“这情景确乎令人惊诧。大众文化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娱乐’的名义下被举擢而出。然而，很快这种局面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不仅仅是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像、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游戏机、迪斯科、劲歌狂舞，还有像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几乎是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则被困窘万分地挤出了世人的视野。”（注：高小康《大众的梦·潘知常序》，东方出版社。）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缘于现代社会人们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传播文化的独特功能，即大众传播的媒介系统不仅对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控制力，而且以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而全面的渗透在全社会构成一种媒介环境，从而使得“人们一天除睡眠和工作外，几乎全在媒介中度过”，“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生活空间”（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3页。）。这样，大众传播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社会现象、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某一个人物、某一种商品充分“炒”热，让世人不得不接受。而现代大众文化正是在大众传播文化（媒介）的功能作用下，同时契合人们的社会时代心理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唯其如此，所以从总体上看，尽管现代大众文化的声势、地位已远非传统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可以望其项背，但却并没有超越后者的浅与俗。这种浅与俗对于传统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来说除了限制其自身的发展外，并不存在其它危害；而对于现代大众文化来说，由于它已肆意越过边界侵吞了精英文化的领域，把精英文化赶入了枯鱼之肆，因而它的浅与俗则有可能导致人类文化的全面退化。正如美国著名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Rosenberg)所认为，现代大众社会存在着单调、平淡、庸俗、丧失人性及人们在富裕生活中容易产生诱惑和孤独感的缺陷，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和表现的大众文化虽然可以暂时克服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地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导化。于是，如何处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便成为了大众文化发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现代影视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文化境况为背景进入我们的研究、批评视野。

三

不论电影抑或电视，其诞生伊始，便不仅意味着人类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而且标志着现代大众文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鉴于当代大众文化已与现代通讯手段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它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得格格不入，并对其造成重大的威胁。”（注：［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出版社，第32页。）电视同样如此，正如日本电视社会学家井上宏所指出：“电视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手段，为自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在电视播出者与视听者之间，通过电视图像形成了新的传播关系。日本的电视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电视传播的基本要点是人们如何把电视作为社会认识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并使之发生效果，即把电视看作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电视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娱乐作用’。电视传播是以图像为主（也包括语言、音响效果和音乐等要素）的媒介，而图像则产生了电视传播的两重性，一方面使视听者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为视听者提供了娱乐。”（注：［日］井上宏《电视社会学》，见藤竹晓著《电视社会学·附录一》，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29页。）由此可见，电影、电视是认识与娱乐并举、传播与艺术并存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本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具有现代大众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而既在现代大众文化之列，影视艺术便首先是一种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为大众所喜爱的通俗艺术，这与民间艺术类似（所以民间艺术／文化即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却与所有高雅艺术划清了界限；而其现代性，即与现代通讯手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以奇妙的声像记录及呈现为艺术创造方式，以及以对当代大众生活、心理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为艺术追求，以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乃至消闲为创作目的，则使影视艺术将作为传统大众文化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文化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至于商业性，更是影视艺术同时区别于传统高雅和民间艺术的现代大众艺术（文化）的重要特质。影视艺术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它集传播与艺术于一体，熔通俗、审美、娱乐、消闲、商业于一炉，乃大众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也是现代大众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便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影视理论与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大众文化正处于上升期，其发展方兴未艾，但我国影视艺术却已面临危机。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为各种现代大众娱乐／文化形式的蜂拥而起所致，实际上，任何娱乐形式其魅力都无法与影视艺术相比拟，更无法取而代之。显然，影视艺术的危机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同行相争”，而是由于自身内部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对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本质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对影视艺术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内部机制和运作规律还缺乏了解、掌握；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将影视艺术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置其大众文化规律于不顾。一个突出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理论和创作上流行“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即人为地将影视艺术作品分成主旋律片／剧、艺术片／剧和商业片／剧。主旋律片／剧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用概念代替形象，或用形象图解概念；艺术片／剧故作高雅，阳春白雪，孤芳自赏。这两类影视片／剧都以不顾观众兴趣、爱好，远离大众为共性，是“文以载道”、“为艺术而艺术”等传统艺术美学观念，实际上即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的演绎和表现。商业片／剧应该是绝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因为它追求票房，重视观众，甚至可以迎合观众。例如好莱坞的商业片／剧就是真正的大众艺术，它们能够真正地令大众着迷，充分满足当代大众的娱乐、审美需求；而我国的所谓“商业片／剧”则只不过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因为受传统艺术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和沉重压迫，真正的艺术家们往往羞于与大众为伍，不愿意从事商业片／剧创作，也不懂得怎样创作商业片／剧。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商业片／剧创作从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大部分“商业片／剧”出自缺乏艺术功力者之手，或为艺术家不得已（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勉强为之，随意为之，甚至随便为之，以致这些作品基本上既无艺术性，也无商业性。其实，艺术性与商业性在影视创作中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相互依存，至少，商业性必须以艺术性为前提。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与现代大众艺术文化观念的分水岭不在于是否承认艺术的存在，也不在于认定艺术层次的高低有别（尽管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大众文化／艺术浅俗、低级，事实上大众文化目前也基本上处于浅俗、低级的层面，如前所述；但大众文化／艺术的艺术文化水准并不是没有提高的可能：不仅大众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而且大众文化／艺术自身也存在着提高品位的机制与功能——这种机制与功能将在“现代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之二”里详论），而在于是将艺术的接受者定位于少数人，抑或定位于大众。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在讨论文学文本时提出了“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两种文本倾向，“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影视艺术作为大众艺术（文化）形式，显然应该构建“读者性文本”——商业片／剧所建构的便是这种文本，它并不排斥艺术性，其与建构“作者性文本”的传统高雅-精英艺术的区别仅在于文本的基本性质及其阅读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对商业片／剧的误解、歧视和实际创作的粗劣状态，可以说，我国真正的商业片／剧根本还没出现。这样，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中，影视艺术在我国都还没有真正被当作大众文化来对待，国人是一直沿用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按照传统艺术美学原则倡导和从事本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影视艺术的创作，焉能不使影视艺术陷入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影视界虽然没有“主旋律片／剧”的概念，而“文艺片／剧”和“商业片／剧”的说法却是存在的。但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纯粹的文艺片／剧，即所建构的是“作者性文本”的影视作品，无不感到寂寞与孤独，自觉难与商业片／剧一争天下。事实上，文艺片／剧并不是没有存在价值，只是其真正价值不在于被观众接受，而在于探索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尝试各种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挖掘出其潜在的表现力，从而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影视艺术的主要片／剧种只有、也只能是以建构“读者性文本”为基本特征的“商业片／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一概念，因为影视艺术的商业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其机体的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大众社会和现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影视作品都应该具有商业性，都应该是商业化的，因此，提“商业片／剧”就好像说“女人是人”、“松树是树”一样纯属多余。当然，强调影视艺术的现代大众文化属性，主张影视艺术创作遵循现代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现代影视艺术只能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浅、俗层面上。相反，由于影视艺术不仅是所有大众文化形式中对大众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而且，它的特殊机制还赋予了它有效吸纳高雅艺术与文化因素的功能，这就使得它不仅可以自身超越浅与俗，而且还有可能引领整个现代大众文化提高品位。

尽管影视艺术不在精英-雅文化的范畴，不是精英—雅文化所孕育、产出的传统经典艺术，但它却与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关系颇为密切。如所周知，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能巧妙地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等传统艺术门类融为一体，虽然被融进的各门传统艺术已经过改造和转化，以影视特有的方式呈现和表达，然而它们毕竟来自精英—雅文化，并没有完全磨灭其本来的经典艺术特质，这就为影视艺术提高自身的艺术、文化品味提供了一种可能。从历史上看，电影正是由于引进了文学、戏剧元素（如叙事、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等）才从街头杂耍变成艺术殿堂中的一员；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基本的、主要的品种，也是在电视与戏剧的嫁接中诞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靠戏剧的美学原则奠定其艺术地位。当然，影视艺术与上述经典艺术的关系必须慎重处理，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如果过分强调影视艺术对经典艺术的依赖，以经典艺术的美学观念和原则取代影视艺术独有的艺术观念与美学原则，甚而至于将影视艺术与经典艺术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我国影视界司空见惯，如不少国产影片和电视剧都可以被看作是用摄影／像机所记录的戏剧演出。这样影视艺术虽然被赋予了戏剧／经典艺术的特征，却同时也被改变了文化特质，即其大众文化色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为主流、精英文化，而这显然不是影视艺术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因为由此途径影视艺术不仅会逐步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且会以“作者性文本”的建构走进有悖现代大众审美需求和艺术消费心理、从而远离大众选择的死胡同，如同上文所述。影视艺术借助其与精英—雅文化及经典艺术的密切关系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是：以大众文化为体，以精英—雅文化为用；或以影视艺术为体，以经典艺术为用。具体地说，在影视艺术的创作中，首先必须坚持大众文化的方向，以建构“读者性文本”、满足现代大众的消费型艺术审美需求为目的；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影视艺术的独特功能，将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的精华按照现代大众文化的要求进行特定转换，使其具备大众文化（艺术）的表现和传播方式，从而为当代大众所乐于接受。

我国文学史上曾有将民间文学转化为宫廷文学或雅文学的实例，如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一的《诗经》便是采集于民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注：班固《汉书·食货志》。）“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注：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本为民间长短句的词，由于文人的改编、创作和统治者的肯定、推广，也在唐宋时期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形式。至于章回小说——这一在中国近代涌现了四大名著、影响遍及全世界的小说体裁，众所周知是来自民间的说唱艺术。既然精英—雅文化或经典文学／艺术可以通过转化将民间／大众文学（文化）为其所用，那么，反过来，影视艺术作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艺术构成转化、利用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成问题。实际上，这种转化、利用已被付诸实践。例如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等传统艺术因素在影视艺术中的出现就是上述转化、利用的结果。当然，影视艺术对经典艺术的转化、利用不仅限于一些艺术因素的有机融合，还应包括具体内容的移植，艺术方法、手段乃至美学原则的借鉴等等。在影视艺术创作中，改编文学名著和戏剧名剧无疑是转化、利用经典艺术提高影视艺术的艺术、文化品位的重要举措，世界电影史上不少这类影片如《乱世佳人》、《斯巴达克思》、《教父》、《巴黎圣母院》、《沉默的羔羊》、《现代启示录》、《王子复仇记》等等都取得了与原著、原剧相等的艺术成就，有的甚至超越了原作的艺术价值，并广为大众喜爱。我国电视剧创作中的文学名著改编有的也相当成功，如《围城》、《三国演义》等；还有不少文学与电视的嫁接之作诸如电视散文、电视报告文学之类（这类作品无疑不只是单纯地移植内容，同时也借鉴原作的一些表现手法）同样令人惊喜。当然影视艺术对别的艺术形式及其名篇的改编决不是简单地再现原作，虽然尊重原作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充分体现影视艺术的本质特征，正如《王子复仇记》的编剧、制片人兼导演劳伦斯·奥立弗给他的影片所定的目标：“加快节奏、缩短篇幅、通俗易懂”，符合电影艺术规律，为此他对原作进行了大量改造。（注：参见郑雪来主编《世界电影鉴赏辞典》，福建教育出版社，第161页。）在将曹禺的剧作《雷雨》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它的“三一律”结构及深奥难解的戏剧意象与理念。。“三一律”显然不符合影视艺术的结构规律，而深奥难解的戏剧意象与理念也有悖于大众文化的精神，因此改编首先必须将原剧的结构和意象、理念按照影视艺术的规律和大众文化的精神进行改造或转换。若在这些方面完全尊重原剧，则会导致整个改编偏离影视艺术的发展方向。以此审视我国现有的两部改编自《雷雨》的影视作品，我们便不难评价它们的成败得失。目前影视界还存在另一种改编方法，即完全不尊重原著、原剧，而是借用题材，另起炉灶，重新阐释。从具体作品来看，这类改编往往大众化程度较高，而艺术、文化品位则较低，可以作为大众文化形式存在，并能在一定范围里满足当代大众的娱乐要求，却于大众文化的艺术、文化品位的提高无补。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第4篇

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已经将“中国文化概论”类的课程列入了高等教育课程。由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主编的国家规划教材《中国文化概论》，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为中国大学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确立了理论方向。作为对通论性知识的展开与补充，还有一些大学以经典阅读的形式开设此类课程。但是作为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否已经形成？其中应由哪些知识或学术内容组成？随着21世纪的到来，文明冲突与对话日益激烈，能够面对时代问题的文化观应该是什么，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此文化观有何关系？知识不是凭空创造的，因此，大学的传统文化教育，要重新梳理和借鉴中国现代学术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文化观念关涉文化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要结合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确立新的文化观。

二近现代中国文化学的建构

中国现代文化观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事实上根源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学的建立。近代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舰炮轰开之后，天朝大国的政治与文化秩序走向崩溃。面对强大的他者和新的世界秩序，中国丧失了文化的自主能力。重建、复兴中国文化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迫切探求的课题。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立中国文化的地位，体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对文化战略的规划。因为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发达和深厚的传统，因此中国文化学的主体是20世纪兴起的中国文化史学。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了《新史学》，他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提倡开展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化的专门史撰述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的有柳诒徵撰写于2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撰写于3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和钱穆撰写于4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

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傅伟平开始编纂《中国文化史丛书》，计划编成八十种，因抗日战争中止，共计出版了四十多种，多为中国文化专门史的开山之作。这些著作大都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忧患意识和融汇中西、与时俱进的学术取向。如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表明其书宗旨“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认为：“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以文化作为中国历史的总体观照，突破了以善恶褒贬和评判兴亡成败为主的的传统史学疆域。中国文化哲学的建构也开始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推崇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与推崇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之间就产生了论战。此后又连续发生“科玄论战”，西方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和东方文化派之间的文化论战，直到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在这场论战中，现代中国新儒家思想逐渐形成，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都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同时熔铸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新的文化理论，如“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40年代末，梁漱溟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1949年以后，新儒家主要活动于我国台港地区和海外。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文化热”兴起后，新儒家的文化思想在大陆也得以发展。新儒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文化保守，而是主张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哲学的主体是新儒学思想，旨在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和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建立也为现代中国文化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初，中国创办的一些新式大学已经设置了人种学的课程，西方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也在中国开展调查与研究。“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欧美学习人类学，受到系统完整的人类学教育。他们在国外就已经发表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如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等。1926年，受德国人类学和文明史学影响的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系统介绍了民族学的概念。1927年，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从事调查方言、民俗和古代文化遗址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研究机构。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黄文山《文化体系学》、孙本文《社会学原理》、陈序经《文化学概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凌纯声《中国边疆文化》等，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涌现出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由于中国文化人类学者受欧美不同的文化人类学派影响，他们的学术取向异彩纷呈，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也各有偏重，但大都主张广泛吸收西方人类学理论，深入到中国的社会、民族和文化遗址中去调查研究，创立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以人类学的文化理论为根据，融合中西方文化，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在一个大的世界文明体系中，为建立多元文化民族国家而努力。进入21世纪，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提出：“文化自觉是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但不是‘复归’，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情景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一文化观念，超越了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关注的诸如“文化本位”、“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提倡“国学”等问题，在全球文明对话的视域中深入阐释中国文化，提出对策，体现了文化人类学思考、应对世界文化格局的能力。可以说，文化史学、文化哲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大学术构成，在此系统中，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得到科学的研究和思考，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尽管他们的解释方法和价值判断不尽相同，但由于中国文化既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又是他们的乡土家园，所以他们无不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以探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为课题。即使是那些批判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也大都出于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深切担忧与重新设计。他们科学而冷静的剖析是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洗礼，他们的文化思想同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学的重要内涵。因此，大学教育中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和思想内涵应该总结、研究、借鉴上述三个学术领域的内容。

三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化观

西方启蒙思想家常常用文明作为判断人类社会是否摆脱野蛮状态的标准。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和理想，建构单一的文化演进说。随着20世纪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单一演进学说遭到摒弃。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其文化模式和文明演进途径各不相同。苏联和东欧政治格局解体之后，冷战意识形态不再笼罩国家、民族和文化，各种文明再次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文明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世界上的重要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全球政治已经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但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受到新的威胁和挑战。首先是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时空、语言的文化的障碍被冲破，人类文化和文明同一化的进程加快，强势文化又往往以普世文明的身份自居，希望统一或整合其他文明，甚至否定其他文化享有差异性的权利。其次是根源性的危机，即人类生存的问题。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导致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和资源的匮乏，许多适应某种特定自然环境的人类文化，特别是一些原住民的文化，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连同他们的生态环境一起遭到侵入和破坏。面对这两大危机，一方面我们应主张多元文化共存，因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世界文明不会是其他的，只能是世界范围内的各自保留其独特性的文化之间的联盟。”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参与世界文明的进程，因为主张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孤立的文化无法独自构建真正累积的历史条件”，“各种文化应该自愿或不自愿地加进他们各自的份额，从而在伟大的历史舞台上才最有可能使延续得以实现，使历史得以进步”。因此，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是对待中外、古今的问题，而是全球化时期的文化转型和文化战略建构的问题。中国文化如何与全球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解决冲突，实现对话？中国文化凭籍什么样的资源与内在力量才能在世界文化联盟中加入自己的份额？这些时代课题，首先应该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寻求根源性的答案，大学应该首先承担研究的任务。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大学教育的逻辑关系与共同命运正在这里。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德育课程，要让学生深入探究道德教育的实际意义

在学校里开展德育课程是很必要的，在入学之初，真是学生的人生观，价值馆，道德观，世界观初步形成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观念形成的动向。这样做并不是要对学生进行洗脑，让他们有相同的观点，而是要引导学生走向道德的正规。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课程上要有鲜明对比的案例，让学生们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并对结果进行引导式的分析。这样就可以让学生的思路活跃起来，并且有各式各样的思维展现在当下，而教师所要做的就是扮演一个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正确引领的领路人。

（二）校园活动，组织学生开展德育趣味活动

在学校组织德育教育主题活动，例如对于被人遗失的一块钱和一百元钱的态度；对于窃取他人科研成果，商业信息等事件的态度等等。这些活动可以以辩论会的形式出现，可以以小型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出现，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其目的都是在于要对学生的道德行为进行实时掌握，并且对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适时纠正。在这里就简单的举个实际例子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深化研究：学校可以组织一次这样的活动，由一家公司提出一些要求，让学生做出一个可以实行的方案，学生可以自由组合人员配备，写出执行方案。如果有两份一样的方案出现，那么就要求学生说明自己的方案设想思路，和方案定稿的背景。如果有一方出现说不出思路，或者对方案没有更好的设想，那么就可以判定这一方是属于抄袭或者说是窃取。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是要对其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并且对其采取处罚措施。要让学生在大学文化的视域中，找到对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社会实践，让学生走向社会，关注道德

要让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这样才会让大学这座桥梁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对于德育教育方面，笔者认为在这里不应该仅仅采取规劝措施，要让学生多多听取法制报告，这样不仅仅是要让学生了解法律，还要让学生明白，道德不是一个口号。讲文明，讲诚信，不光光是让人遵守道德，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小事不注意，出现了一些道德上的瑕疵，那么以后出现大的问题就有可能会触及法律的界限，如果是那样，就会毁了学生的一生，也就会像网络网络上那些曝光的高级犯罪分子那样，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规范不仅仅是给犯法的人制定的，也是给那些没有道德的人以威慑的效果。

（四）网络教育，不要让网络毁了学生的一生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关注网络教育，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现在很多学生都是每天痴迷网络，而且现在也有人在利用网络言论自由，来误导学生的视线，蒙蔽学生的眼睛。与此同时，也还是有很多人在网络上报道一些正面的新闻，传递正能量。所以说利用网络教育，对于十分热衷于网络的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手段之一。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应当做到，使校园网的论坛洁净起来，不要让那些存在诟病，诬陷，诽谤等思想的文章或言论在网络中传播，于此同时，还要注意多多让学生走进网络正能量中来。让通过对一些热点事件的报道，评论，让学生了解事实，尊重事实。对这些事件有个正面的认识，让他们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有一个正确的取向。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德育方面交给自己，老师，家长，社会一份满意的答卷。

二、创新探索

在各大高校的德育教育中，都有着不断的创新探索，这点是让广大教育工作者值得欣慰的地方。因为德育教育对于学生来说，不是一门简单的科目，他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时结业的课程。这是一个长期的教育。是需要所有人的努力，大环境的熏陶才能取得一些成果。而这些教育措施，都是需要各大高校的德育教育工作这精心筹划的。并且这门功课也需要广大的外援力量来支撑局面。所以在所有的教师教学过程中，都要密切注意学生的思想动向，因为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不仅仅是一句空话，还需要从事教育方面的各类人事都可以尽一份心力，共同研究出更加完美的德育教育方案。在大学文化视域下的德育教育，一定要切实的联系学生进行探索和创新，千万不要进行教条主义，不要归一化学生的思想，因为那样不仅不会起到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还会令学生产生负面情绪，对德育方面产生反感，甚至会走向道德的对立面，直至触犯法律的界限。

三、结束语

在当下的大学文化视野下，我们应当让学生感同深受的去接受正面的信息，去在大文化环境的熏陶下，找寻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我们要引导他们选择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生走向社会的时候，向学生，向社会，向家长以及想我们自己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第6篇

1．赋予校园设施硬件以生命

硬件在这里是指学校的设备设施。学校要充分利用文化资源的教育优势，让高尚文化体现到校容校貌上，让学校的每一个地方、每一处建筑都会“说话”，成为学校的教育之源。如学校的校门有文化感，学校的教室有育人感。在教学楼内有天井，植树种花，搭建葡萄架，增设拉近人的心理距离的半圆形条凳，摆上石板棋盘，修建数字化小道，并将名人名言融入其中，成为温馨的“敏行园”。在教室、办公室的门上张贴经过筛选、增加内容简介且放大后的图书封面，既美化了校园，又为师生提供了新书初读的机会，同时激发了师生借阅新书的欲望。学生享受轻松惬意的读书与休闲时光的同时，也受到教育的熏陶。

2．赋予校园文化软件以灵魂

软件在这里是指一所学校的管理。我认为在学校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首先要确定好独具个性、特色鲜明办学理念。用理念指导学校办学，用理念做强学校特色，提升学校办学质量和空间。我校就确定了“享受教育，夯实健康人生基础”的办学理念。“享受教育”是一种情怀，一种态度，一种核心价值观，“为人的成长奠基”是学校的育人目标。它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一种感恩和创新的朴素情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享受着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感恩前人、报效当今的情怀激发而生，前人的智慧和教训又是师生不断创新的基础，正所谓站在巨人的肩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二是一种独到视角下的苦乐观。享受教育的“享受”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超越职业感和任务感而共同形成的工作学习的愉悦，让师生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体会一种快乐和愉悦，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人生追求和精神满足。三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修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将教育活动看成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教与学超越了功利成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展示着崇高的人生境界。

3．赋予学校潜件以活力

潜件，本是计算机专业语言。在这里借用潜件的本义引申为通过学校硬件和软件的有机结合，创建学校的特色或者品牌。这里的潜件，就是打造学校的特色或者品牌。特别是布心小学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追求个性化办学，进而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要想达到个性化需要艰苦的历程，更需要拥有学校特色。追求学校特色是现代学校改革和发展的突破口，也是学校文化的一种体现。实施素质教育应把特色建设作为突破口。要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要开发专题学习网站，深化信息技术应用；教师要运用教育博客，拓宽教育沟通渠道；要强化管理信息功能，提升学校办学效益。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学校文化，就像空气一样存在于组织之中。它的存在，远胜于有形的规范。师生的行为不可能全部用文字规范下来，只有依靠文化的力量才能实现。在制度鞭长莫及的地方，价值观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以校园文化建设促管理机制创新

1．管理任务职能化

学校根据管理的职能重新整合管理机构，变成教育创新中心、教研指导中心、质量监控中心、人力资源中心、安全管理中心和后勤服务中心。六大中心主任采取竞聘上岗，中心成员则由主任聘选。各中心既各司其职，又互相合作，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效率，形成了一支精诚团结、友好合作的领导团队。

2．管理重心扁平化

管理不是校长一个人的事情，大部分事情应由下面的中层和教师完成。管理权力要下放，让教师做事有积极性。一是年级教研组长是管理的重要组织。由年级组长开展学校的各项活动，整合各种资源。二是实行岗位责任小循环，促使教师快速成长；三是实行基本合格线。在教学质量的评价中，重视合格率、增长率和优秀率。要做到所有的学生达到合格以上。校长把管理的中心下移以后，事情做得更好了，工作也更有效率了。

3．教师发展个性化

这就是以教师个人的专业成长来突出学校的办学形象，因为教师的专业水平是学校最硬的软件。一是成立校级工作室，以课题为抓手，激励教师的专业成长。二是帮助教师总结成果，召开以教师名命名的研讨会。通过抓好教科研，根据每个教师的特点，提出教师发展计划，促进教师的发展与成长。

4．家校合作常态化

一是建立小学家长委员会。家长以竞选的方式成立班级、年级、校级三级家长委员会，校级的家长委员会还成立了课程参与、监督管理、义工活动、联络宣传等4个小组，发挥着促进、监督、参与和桥梁的作用。二是成立家长学校。苏霍姆林斯基说：“每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在教育并检验自己的人格。”这说明家长对孩子的影响甚至比教师对孩子的教育作用更大。要想把孩子培养成才，首先要培养合格的家长。作为学校，为家长提供科学正确的家庭教育指导方法是管理者始终不变的目标。学校还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家长学校规章制度，如《布心小学家长学校章程》、《家长学校管理制度》等。我校积极组建家长学校讲师团，包括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校长、老师，有家长代表，还有社会的家庭教育志愿者，如派出所民警、交警大队的警官、退休的干部、心理健康教育专家等。三是依托网络，创新家庭教育的指导形式。学校搭建“布小心苑”网站———基于网络的家庭教育指导平台。各个学校都非常重视家长学校工作，在家长学校的举办形式多为面授讲座形式为主，面授的优势是普及面广，但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一学期集体的面授只能是一两次；因为时间有限，内容相对局限，主要关注的是学生共性的问题，很难顾及到对一些特殊学生、特殊问题的辅导。针对这种情形，布心小学以信息化特色为依托，充分运用网络优势，将家长学校的触角，延伸到每个家庭，建立了“布小心苑”网站，整合优秀教育资源，突破时空交流界限，为学生家长打造家庭教育指导的平台。向广大家长、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些关于提高自身和孩子心理健康水平的方法和策略；通过留言本和论坛社区与家长、孩子进行交流，为他们解答一些困惑；并带动广大家长和教师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目前“布小心苑”网站点击率已超过840多万次，针对性地编写了深圳市唯一的小学心理课教案。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的最大管理是思想的管理；马卡连柯也说过，教育的最高管理是使命管理；前北大校长傅斯年告诉人们，没有理想不要当校长。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话语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名教育管理者，尤其是一名校长，如何把管理这本经念好，以发挥学校教育效能的最大值，实现教育创新和素质教育双赢的局面，是目前需要考虑的大问题。只有不断地探究、创新和深入交流，才能使学校发展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所致力的教育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第7篇

以人性假设为价值前提的角度来看，学校管理过程是管理者通过展开的一系列管理职能，使主客体在相互作用中实现以育人为中心的目标，在各个方面规导与教化着未成年的人。学校管理应成为一种强调人性中的应然层面、合乎人本性的人道管理。首先，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是脑力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具有复杂性、情感性、潜在性等特点，学校管理活动应实施符合人性的、激发工作热情的管理模式，尽可能满足教育工作者对尊重、理解、支持等精神上的需要。其次，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个性心理特征及身心发展规律，这要求学校管理在尊重必然法则的同时，尤其注重人性的特征，以人性的存在为基础，以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准则，尽可能了解人的需要、情感和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管理背后的伦理价值选择来考察，任何一种管理制度和行为的背后离不开深层的伦理和价值的选择。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决策是整个管理活动的核心。学校管理中，常常会出现不同价值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即可能存在双方平衡的支点，也可能会包含着尖锐的价值冲突。学校决策的依据、学校管理的理念以及学校管理方式的确定都离不开价值的选择。因此，如何更“好”地抉择，体现价值冲突中的“合理”与“善”，要彰显学校管理中的伦理意识和道德目标，以价值观、伦理准则和规范作为决策的依据和指导，解决管理过程中不同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使其符合评价主体的伦理道德取向、伦理追求，从而使学校管理活动具有可行性与科学性，促进学校管理活动的不断进步。学校的伦理管理并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它与心理、价值、观念、文化有关。彼得•杜拉克认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民族文化会影响管理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使其体现独特的民族特色和精神。学校伦理管理中的道德价值向度和公共伦理精神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信念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国民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经过五千多年的文化洗礼，中华民族文化根扎于人们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形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研究学校管理，需要我们深入了解我国管理文化底蕴，实现适合中国文化的学校伦理管理。

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又叫“崇德型”文化。在中国的伦理文化形态中，以重伦理、倡道德为原则的伦理思想和行为追求，贯穿从先秦孔孟一直到宋明理学、陆王心学，融汇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政治、教育中，始终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其本质是生命文化或修道文化，是生命体验和直觉感悟的结晶，回答的是人类自身以及人与宇宙万物的相处之道和终极关怀如何解决的问题，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圆融无间整体互动的和谐理念。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即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根据这种强调和谐与统一的特征，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中国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张立文则开创“和合学”，并认为和合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价值取向的反思，“和”与“中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中”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中”是阴阳和合的结合点，是宇宙万物的能量信息相互转化的必经途径和孕育万物的能量来源，也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和相互作用的力量平衡点。人道治理必须知中、守中、体中、执中、用中，从而建中立极，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宇宙元气能量，才会实现人内在的心身和谐和外在的天人和谐。“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和”是亨通天地万物、人间万世的宇宙真理。世间万物包含着差别、矛盾和冲突，这些概念突出了事物内部之间排斥、对抗等方向，却不能表达世界或其中事物的本然状态，即多样性的统一、有机的联系和秩序。“和”意味着从冲突到融合，内涵各种成分升降相荡的能动性和生命力。“中道和合”是“中”与“和”体现在认识和把握管理运作过程的方法论。“中道和合”即无差别、无偏倚的至理。它强调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致中和，以使事物不同因素之间的冲突相互融合。它是管理的最高原则和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中道和合”揭示“中道”之和首先要用在修身做人上。“中道”是仁智双修，是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大道。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无论是修身做人，还是治国平天下的管理过程都是修道的过程，都是自度度他、化育群伦的过程。要做到“性之德，合内外之道”，内养与外用不二；其次，世间万物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在中和平衡状态下完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阴一阳才成其为道，偏执一端就远离道，唯有执中才是成事正道，是为“中道”。管理要做到全面辩证地认识分析分歧，把握管理过程的适度性、合理性，在思成并举、严宽相济中获得和谐。最后，孔子强调“时而中”，“中”不是空间位置，而是一种状态。它是动态的，即能够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遵循“中道”原则。宇宙万物，千变万化。在管理中做到“从容中道”即娴熟地驾驭事物发展变化的“中道”，体现出“得其圜中以应无穷”的洒脱与超然，游刃有余的管理智慧和管理艺术。

三、启示：从“中道和合”看学校管理的伦理准则

《论语•子罕》中有“扣其两端以竭焉”是孔子“中道”的核心思想。其“两端”关系非两级对立、非此即彼，而是在变化中保持两者动态平衡的状态。在管理中体现出一种由“中和”而产生的合力，使两级复归于“中”。在管理活动中，处于“两端”状态，以期达到平衡状态有管理理念、管理过程、管理方式等各方面。本文以寻求学校管理的内在管理哲学为要义，故选取体现学校管理者、管理境界、理念以及方略伦理性的四个方面：“正己正人”、“义与利”、“天与人”以及“乾与坤”进行阐述，并非“中道”思想在管理中的全部体现。

（一）正己正人

中国文化强调“性之德”乃“合内外之道”。“正己正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人与己”不可分的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儒家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正己正人、“修己安人”的过程。这种以“内修”推动“外治”，由“内圣”达到“外王”。通过“修己”达到安人目的的管理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管理哲学的逻辑起点。《大学》提出“三纲领”把“内圣外王”具体化。“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即发扬德性；“亲民”即推己及人，以己之德教化大众；“止于至善”即达到仁的至高境界。“正己”与“正人”就是强调通过管理者道德威望的树立，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公理解释体系，并内化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达到安稳和谐的状态。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学校管理者要依据伦理道德规范，加强自我心性的修养与管理，做到率先垂范、“上为下效，君行臣甚”，用示范与表率作用带动影响学校成员，把“修身”视作学校管理工作的一种重要管理手段、首要任务和主轴内容。

（二）义利之辩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对无形的人的精神层面有着无限的热情。他们都重视心性之学，其立教弘法的宗旨，都是为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始终把管理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定位于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合于“道”，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作为人道治理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境界”同“功利”的区别，在于德性升华与欲望满足这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分野。儒家认为境界与功利、“以政为德”的管理价值观与管理成效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这种对功利的关注，不在个人利害得失之计较考量，而在万民之忧乐、国家天下之安危的萦怀牵挂，因而管理是在现实中蕴含着理想，在功利中体现着境界。学校管理是一种有效的、动态的活动过程，是以取得最大化的办学效益为目标的有效活动与动态过程的总和。在学校管理工作中，功利与人文的权衡与把握这一伦理原则，存在并体现在学校管理者的管理境界上。管理境界即管理者的思想境界，体现了管理者对管理本质、发展规律的把握，并反映在管理方法中。“大学之道，止于至善。”即明明德与亲民实行到至善之境，才算成就大学之道，即圣人之道。正所谓大道至简，“至善”是学校管理者修己的最高境界，也是学校实行人文管理的极致体现。学校管理者在处理功利与人文的关系时,应当从“至善”的层面着手，在管理方法和手段上，体现人文色彩，挖掘师生的内在潜质，实现师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提升，使学校管理在取得办学效益中体现着“至善”的最高道德境界。

（三）天人合一

中华民族先哲对人的认识，是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运用“精气”或“元气”理论，去探索人类生命的起源或构成，是从生命宇宙发生学意义上去说明人与万物的关系，揭示人类在自然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因而，中国文化的重人，是带有根本意义的重人。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出发，古人认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们的愿望反映了自然法则运行的趋向，是天意所归。但是，人类不能也无权排斥、宰制、征服万物，应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文化强调通过赞化育、参天地，实现“天人合一”。把“天人合一”观念运用于管理实践主要把握：“天地之性人为贵”，确立与保障人的主体性、人的独立价值与尊严，人道治理和天道运行相和谐，与自然相和谐。学校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为了实现教育精神和人文价值，管理者必须重视人性中的应然层面，满足人对个性、尊严、潜能的发挥的需求，全方位、深层次地实行合乎人的本性的人性化管理，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其实质是重视人的发展，将个体的全面与个性发展、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养成统一起来，正确认识人的价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开发个体的智能。“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学校建设中得以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体现人生的价值观，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从而提升人的生命质量。这也是学校管理者必须具有的观念。其次，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学校管理活动必然与相关的外部环境发生联系。如自然、社会、政治、法律等，组成“管理—环境”的互相作用与制约的动态系统。学校环境影响学校管理功能或程序，进而影响学校管理功效的发挥。学校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应自觉认识与把握学校外部环境的变动及其发展趋势，沟通协调外部社会教育资源、家长等，协同搞好教育。

（四）乾坤相合

“乾”与“坤”，入于“八卦”之中，列为《周易》之首，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与概念之一。一般代表天地，阴阳。万物存在最根本的力量就是宇宙间生生不已的阳刚之气。这就是“天道”，也是太极阴阳的生生不息的运动之道。《周易》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阴阳构成，阴阳相合，互动互补，相反相成。因此，自然界万物和谐发展的本质是阴阳和谐。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内外结合、主客兼顾、进退有度、张弛与时、管理与伦理、理性管理与人性管理都在乾坤之列。《杂卦》开篇道：“乾刚坤柔”。刚柔构成乾坤的基本内容。乾坤相合体现在管理上表现为“刚柔相济”。在学校管理中体现为理性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和谐统一。“刚”体现在制度方面。学校管理过程中，要保持学风刚性严谨以及制度的明确性与可遵守性。此外，还要注重学校环境和整体设施的氛围，扩大并延续学术氛围，在对学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保持其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柔”体现在管理层面上，凸显育人的管理内涵和人性化管理的韧力。柔性管理不是软弱的管理方式，而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给予每一名学生利益诉求的空间，让学生充分融进管理体系中，实现他律自律的结合，从而保障优质的管理效果。任何单一的方式都不足以为当代的通识教育提供完整的服务。这就要求学校在实施时充会结合校内的实际情况，在权力与非权力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制定制度规范和文化约束机制，寻找能同时体现柔性管理，又实现本校特色的运作模式。通过张驰有度的管理方式，形成平衡及理性的教育管理模式。

四、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超越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宇宙万物系统是和谐稳定的整体，化解各种矛盾，以求互利共存。由于万物的特性，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不断变化，管理方法的理论与应用要与时代条件及人事相匹配。中国管理文化正面临着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国现代化的挑战。《易•系辞》曰：“天下同归而疏途，一致而百虑。”其所概括的这一万物发展变化规律，为我们思考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性、继承性，同时又具有现实性、变异性，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和合”的和合学，实现管理的古今相合，正是对其挑战的回应和化解之道。中国管理文化的古今相合首先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超越。即如何求自我转折与自我充实，通过自我反思和慎重的哲学探索，使传统文化达到现代化意义，确立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意识，就是自觉对传统文化特质进行反思，还原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比如在思维方式上，传统中国哲学思想多半是被动保守的姿态，是生命体验和直觉感悟的结晶；在哲学内容上，传统文化语言更多具有艺术成分，高层次方法论分析不足，对其内容的理解多靠体悟与感知等，这些传统文化现象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同样存在。因此，无法将其原封不动地引入现代管理实践。中国管理文化要突破传统文化的思想框架，超越传统文化本身存在的内在难题，经由批判进而实现创造的发展。其次，中国管理文化的面临着中西文化冲突与现代化的挑战，对其挑战的回应在于中西文化有机融合。二者的融合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的文化倾向。汤一介先生认为，对历史上及现实存在的哲学问题不应该只是“照着”中国传统哲学讲，而应该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甚至“接着”西方哲学讲。“接着讲”实质就是摒弃“文化复古”、“全盘西化”两种倾向，实现“中西互为体用”的文化交融创新，立足各自传统管理文化中的现代价值，结合新世纪新经济时代的特点，在肯定现代价值的基础上进行传统管理文化的融合创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体现的是“中西互为体用”的文化的交融创新，即双方都要从表面的机械的认知和评测，转向对彼此文化内在的有机整体的系统体认和把握，从简单的急功近利的模仿，转向对彼此文化精神实质的心领神会，以实现东西方文明的汇通与交融。西方文化需要一个“转识成智”，由技入道或由术悟道的境界提升，即对中国智慧的吸收，中国文化也要有一个“法无定法”的观念认同，即借鉴利用西方管理制度、技术和方法。将西方管理理论所强调的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管理程序的标准化、管理手段的科学化、管理效益和效率的数量化等科学管理、工具理性的管物之术，与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管人之道有机地结合起来。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地位，在管理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实现中西方管理理念的趋同，促进中西方管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文化研究学派；文化社会学；符号学；民族志；电视文化

Abstract:paringwithtraditionalempiricalresearch,itre-exploredthecomprehensiverelationandfeasibilityintelevisionproductionandconsumingprocesswithmanysocialfactorasatechniqueandacultureproductionwhichbearsofspecialsignificancewiththeaxesofculture.Inthecultureresearchschool,theresearchesofWilliams,Hall,MorleyandFiskearecomedowninonecontinuouslinebutalsowithnewideasandmadetheprosperousphaseoftelevisioncultureresearchtogether.

Keywords:CultureResearchSchool,CultureSociology,Semeiology,Ethnography,TelevisionCulture

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影响了他们的休闲活动及对其他媒介的使用。政府、广告商、受众对电视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充满好奇，于是学者们依循北美功能理论之传统，开始对电视的效果进行实证和量化的科学研究。他们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测量电视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如电视如何影响政治竞选活动，它所展示的暴力内容会不会影响观众的日常行为，它对儿童与青少年会有什么负面影响，等等。这构成了电视研究早期的经验主义传统，也成了美国电视研究的主流范式。

但是，作为一个必要起点的经验主义传统却并没有穷尽电视研究的全部任务。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的量化方法在分析电视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显得无能为力。从研究意图来看，它更多地从维系现存社会秩序的立场出发，来寻求说服及控制大众的手段。这些局限性使得该类研究往往从表面探讨电视现象，回避了更为深入的意识问题，即文化价值问题。与之相较，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文化研究学派则选取了不同的研究路径。詹姆斯·凯里指出：“文化研究没有试图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类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它试图绕过行为研究那种比较抽象的经验主义以及正规理论那些飘忽不定的建构，从而更深地进入经验世界。”[1]为此，它将电视技术的发明、电视节目的制作及受众的收视行为都放在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中来考察，引入了符号学、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及民族志等诸多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在电视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依据文化研究学派发展的历史脉络，在该学派中选取了先后从事电视研究的四位代表人物，阐释其对电视研究的主要贡献，并由此展示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现今电视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技术的文化社会学

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多为新左派成员，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习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考察文化现象，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雷蒙德·威廉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威廉斯认为，作为日常意义与价值的文化，是社会关系的总体表现的一部分；因此，文化理论要定义为对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2]这一基本的理论出发点贯穿于他的电视研究中，突出表现为他对科技、社会制度及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把大众传播当作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不但与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密切相关，而且同科技发明产生及应用的社会历史紧密相连，同社会制度、文化惯例、人类社会变动的政治经济力量、人们使用科技发明的社会意向等紧密相连。[3]这一点，在他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将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加以分析，并且在这一批评维度中审视它的发展、体制、形式与后果。有学者指出，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技术作为了一种研究电视的范畴，并且认为在技术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方面需要一种新的批判性的探究。[4]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有影响力的及原创性的，标志着英国电视研究一种新类型的开端。[5]

长期以来，对于电视技术，存在两种传统的论调。第一种观点认为电视技术与历史上其他技术一样，是偶然被发明的，随即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除了技术的严格内在的发展，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任何一种发明的产生。因此，在这种视野下，技术是原因，它导致了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观点隐含了技术决定论的因素。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取决于一些技术被发明的偶然性。与之不同，另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技术并不一定能导致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变革，如果一种技术不被社会接纳并运用，那么这种技术并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的运用，而不是简单用技术发明就可以解释一切。技术为什么会被接纳和运用，这取决于社会中其他各种因素，因此，这些被运用并产生影响的技术在此是一种后果而不是原因。用威廉斯的话来说，任何特定的技术都可以算是由某个其他方面所决定的社会过程的副产品。[6]这种观点比第一种观点要少了一些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它把技术边缘化了，技术是一种在边缘被发现的东西，随后被接纳和运用。然而，在威廉斯看来，无论是前者的技术决定论还是后者对技术的边缘化处理，都已经把技术从社会中抽象出来，把研究和发展设想为自我生成的。他认为，发明本身并不能带来文化的变化；要理解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技术，我们必须将其历史化，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在某种具体的社会秩序内与那些具体的利益形式的接合。[7]因此，威廉斯试图对电视勾画一种不同的阐释，使我们不仅看到它的历史，而且更具体地看到它的运用。他认为，这样一种阐释将不同于那种强调偶然性的技术决定论，也就是说，技术应被视为由于一些已在意料中的目的和实践而被寻求和发展的东西。同时，在这种阐释中，对于那些作为已知社会需要的目的和实践而言，技术不是边缘，它就是中心。[8]这样，威廉斯就从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技术的电视的社会史和电视技术的运用的社会史——来分析电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剖析社会力量与技术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电视并非单一事件，而是电学、电报、摄影、电影及无线电方面的发明和发展的复合体。这些先行技术本身往往早已被人们发现、发明，但其发展的可能性却总是要等待某一个必要时刻才能被整合进社会系统中。这个时刻就成了技术发展的历史与社会动因。电视技术的实现有赖于这些原本着眼于其他目的、回应其他社会需要所获得的发明。于是，威廉斯断言，绝对不是传播系统的历史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或新的社会状态，而传播系统，包括电视都是后者内在的结果。

另一方面，电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运用，也不是说一旦有了某种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就会被找到并发展起来。威廉斯认为，关于技术对需要的反应的问题，主要不在于需要自身，而在于它在现存社会构成中的地位。[9]电视技术的运用针对的是现代城市工业化生活，一种既流动又以住宅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相对于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扩张了的军事和商业运作等重要刺激，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需要。因此，在电视还是一种远不及电影的劣等视觉媒介时，人们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度偏爱它，全力支持它的扩张。

在威廉斯看来，电视技术的产生与运用都关系到社会意向的问题。它是否与决策集团的考虑相一致，是否恰当的回应了社会生活趋势，都决定了它能否得到官方许可与赞助，人们的接受与拥护，从而保证其顺利诞生及发展。对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是威廉斯最具见地的论述。在有关电视技术社会效果的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与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研究划清了界限。他指出，如果媒介——不管是印媒介还是电视——是原因，那么所有通常被人们视为历史的事物就立刻变成了效果。同样，与媒介直接的生理及心理效果相比，那些在其他地方被视为效果，并要接受社会、文化、心理及道德探究的事物就会被认为是不相关的而被排除在外。[10]由此，经验主义效果研究的局限性一目了然。

此外，在技术的基础上威廉斯还探讨广播体制、电视文化形式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对于由技术所带来的电视节目的表现形式，威廉斯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流”(flow)的概念。传统的文学与视觉艺术文本往往是单一的、不连续的，而电视节目的播放所形成的“流”则完全不同，它是由节目、广告以及节目预告等组成的一种混合体。在那儿，一个由不太相关的单元构成的流动系列取代了由定时、有序的单元构成的节目系列，在这其中时间安排尽管存在却不公开，真正的内在结构是公开结构之外的一些东西。[11]在电视节目“流”所展现的世界中，各种事件旋生旋灭,即来即去，充满了变化与杂糅。这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体验，展示了电视作为通俗文化载体的特有形式，并且也与今天学者们所关注的后现代性一脉相通。

有学者提出，威廉斯对大众传播的讨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是可取的。第一，他将电视的发展描述为一个复杂而不连续的过程。第二，他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内容之间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发展为对霸权和具有破裂形式的意识的研究。[12]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位主将霍尔就深受其影响，坚持把电视放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社会语境中来考察，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和电视节目的编码解码分析。

二、斯图尔特·霍尔：电视的符号学与文化霸权

霍尔是当代从文化研究视角研究大众传播及通俗文化的大师级人物。他针对隐藏于量化或实证研究方法背后关于社会运行、个人行为的理论假设来批判主流传播研究，主张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传播现象。他曾指出，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绘，从“主流”到“批判”视角的变动，就是从“行为的”到“意识形态的”视角的转变。[13]因此，他的诠释框架以马克思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并借鉴了阿尔图塞、葛兰西等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以及民族志、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方法。

具体来看，一方面，根据语言学、符号学的观点，符号具有某种物质实在性（如词语、手势、图像等），可以通过感官来体验，但是其魅力并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由于作为一个“物”的符号同时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意义，因此可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14]也就是说，符号可以与意义形成共鸣。霍尔因此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这么一些表征系统，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了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15]于是，他将电视视为整个表征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些传播实践的“客体”则是意义与讯息，其形式为特定类型的符号载体，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中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16]

另一方面，受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对于传媒，霍尔又从了解社会统治秩序、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理解其角色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阶级并非通简单地通过对被统治阶级实行高压政策来维系权力的统治地位，他们还会努力制造一些有利于其统治的共识，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权。在文化分析中，这一概念就被用来说明日常意义、表征以及行为是如何被组织及理解，借此使得统治集团的利益成为一种似乎自然的、无可争辩的普遍利益，并宣称是为了所有人。[17]宗教、教育、大众传播、文学艺术、娱乐、工会等都是争取这样一种共识的工具。因此，电视也就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与娱乐，而且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它一边生产并强化着主流意识形态，一边收编其他群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就是要解构电视媒体如何塑造“有利于统治权力结构”的共识及价值体系，比如现行的政治体制、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种族歧视等等。

霍尔对这两种理论资源的吸收完美地结合于其《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一文中，它详尽地分析了承载着意识形态的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过程，以及在解读环节中受众与主导意义结构争夺霸权的实践。

符号和符号被组成符码或语言的方式，是任何传播研究的基础。[18]霍尔由此进行分析，在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之前，先要将原始事件编码成电视符号。在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看来，某个符号或符号系统对现实进行意指时，包括了两个意指序列（ordersofsignification）：直接意指（denotation）序列，指符号与其所指对象间的简单关系；引申意指（connotation）与神话（myth）序列，此时符号的引申意义用来代表文化或文化使用者的价值系统。因此，电视制作的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也会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意义，即明确的意义层次——它再现事件现场的种种影像和音响，以及隐含的意义层次——传媒的立场以及传播的目的，等等。引申意义与神话得以协调地结合为一个整体，表明了某种潜在的、微妙的组织原则——意识形态的存在。因此，在电视符号隐含的意义层次，往往也就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隐而不彰地附着其中，期待借此温和的方式得到被统治阶级、集团的“自由赞同”。如此一来，行为主义之传媒信息是社会现实的记录的命题就受到了认为传媒过程具有意识形态转化的特性这一重新定义的挑战。[19]

如果说揭示出电视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本质展示了文化研究学派的锐利与深刻，那么把电视机构生产出来的产品当作一个意义开放的文本，研究其在流通、消费阶段的诸种可能，则显示了文化研究学派视野的开阔及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强调。

由于各种事物——世上的物、人、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最终的或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在社会中，在人类文化中——使事物有意义，对其指意，因而从一个文化或时期到另一个文化或时期，意义常常会发生变化。[20]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从来就不只是关于其自身的，而且是涉及到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每一个符号都加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意义之网。电视文本的流通过程就不再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这种线性模式可以解释的。电视信息的生产和接收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同一，整个流通过程由于符号身后文化规则的介入而各环节相对独立，上一环节不能完全保证下一环节的情况。如果受众的文化规则与电视文本制作者相对应，意义的流通则得以圆满完成。若双方文化规则不对应，则受众不仅会对符号的明确意义层次产生误读，甚至有可能对其隐含的意义层次产生对抗解读。因此编码与解码的文化规则不仅仅是理解符号表面意义的能力问题，而且牵涉到了文化惯例、社会背景、当前利益等诸多方面。

霍尔由此意识到，无论制作者如何精心，解码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于是，他提出了三种受众解读立场：倾向式解读，受众从信息所提示的预想性意义来理解，编码与解码互相和谐；协商式解读，受众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受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处于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对抗式解读，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引申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读出新的含义。[21]其中后两种解读方式的提出无疑显示了文化研究在力图摆脱阿尔图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开始导入葛兰西霸权理论。他们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而是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受众成为不断抗争的积极主体。

符号学与文化霸权理论贯穿于霍尔电视编码解码理论的始终，它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认为意义不是传者“传递”的，而是受众“生产”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极“生产”意义的受众，而且把受众纳入到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22]从此受众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观众消费节目的情况，还要说明观众是如何解读节目的意义的，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这其中，又以戴维·莫利的《〈全国〉观众》和《家庭电视》研究最为典型。

三、戴维·莫利：电视观众的民族志研究

莫利之前的文化研究学派学者包括霍尔在内对电视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对电视文本结构的分析，媒介掌控受众的力量得到强调。作为霍尔的学生，莫利受三种解读方式的启发，考虑将分析的重点从文本转向受众。他指出，“文本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考察，然后想一想，它接触了哪些其他话语，并再评量，这些接触又会如何重新结构该文本的意义，以及那些话语的意义。”这样，“受众具有哪些话语能力（知识、偏见、抵抗等等），他或她又如何运用这些能力理解文本，决定了文本意义的建构方式。”[23]由此，他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发展出一种分析模式，它能将对理解收视实践的关注与对理解在具体语境中解读特定节目素材的关注结合起来。[24]莫利不仅有这样的构想，而且身体力行，在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在1957年著述《识字的用途》时，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就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后继者们纷纷效法将之运用于研究特殊群体文化，民族志的传统因此在文化研究学派中沿袭下来。之所以要将其移植到传媒研究，是因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希望突破经验学派传统的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发展出一种更为有效的质化研究方法，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有效地弥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对文本主导意义的高估及对受众解读的忽视。我们知道，传统量化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这些调查统计尽管可以做到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对于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状况的把握是不全面的。比如，我们可以统计出有多少人在看一个电视节目，但事实上这些人对同样的内容的反应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一点比抽象的人数更为重要。而且民族志研究也已经展示，文化形式有着联系的原则，反对对一个业已建构的理论的样本，仅仅努力去挖掘一些在方法上不加思考的数据。[25]此外，文化研究中曾一度盛行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它关注传播中意义的建构方式，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这种想法会导致忽视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受众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是一种独特的实践活动，必须通过深入接触才能把握，而这方面民族志研究方法具有难以替代的长处，因此，有学者早已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做出了何种解读”。[26]它主张以“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并把受众的解读活动从文本结构的小范围还原到社会历史的大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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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对BBC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时，它是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的重点访谈，主要想了解不同观众接触节目文本时所拥有的诠释符码将如何决定观众的解读。民族志方法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研究者们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他们认为只有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解读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因此，莫利的这项研究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并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于《全国》的话题。最后，参考其根据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所做的事先设计，结合访谈记录，莫利得出结论：首先，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有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都会影响到受众的解读。其次，不能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27]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28]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除了特定的话语，受众接受文本时的情境对于其解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全国〉观众》之后，莫利的《家庭电视》就转向了这一领域。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曾对民族志方法有过经典描述，“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29]莫利的这项研究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前行的。它强调自然环境中受众的电视收视实践。在这次研究中，莫利继续采用民族志方法。相对于前一次研究，这次研究被认为是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重点考察家庭生活中权力的运作（尤其是性别）对电视收视实践的影响。在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对象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有了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的家庭环境，才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也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让我们离开对文本及受众的审视，走向一个更为宽广的对日常生活的实践及话语的研究。[30]

由上观之，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正是凭借民族志方法有效地发掘了受众解读文本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开创了考察电视观众主动性的新格局。而在关于受众的能动性这一点上，文化研究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似乎走得更远。

四、约翰·费斯克：走向的电视文化理论

约翰•费斯克深受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又吸纳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创建了丰富的电视文化理论，他提出的许多观点乃至术语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比如，他以传统的凯尔特人社会中的吟游诗人作比，提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的吟游功能（bardicfunction）。这一概念的提出超越了传统的媒介反映社会的观念，它不仅坚持把媒介的角色定义为语言的操纵者，而且强调其积极的中介角色。它不是简单地复制其所有者的观点或其观众的“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吟游的”媒介从它们所表现的社会中获取表意的“原材料”，把它们加工成独特的形式，这些形式看起来是“真实的”或“忠实于生活”，但这并不因为它们果真如此，而是因为吟游诗人的专业声望，以及我们业已与吟游演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熟悉与。[31]这一概念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电视的理解，今天已广为接纳。

从学术源流上来看，费斯克沿袭了文化研究学派传统的对符号学的青睐，他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电视文本有三种不同的表意层次。在第一个层次，符号是独立自足的，影像即代表了实物，比如一辆汽车的照片就代表着这辆汽车。到了表意的第二个层次，原本简单的意义就被提升到文化的层次上，符号的意义不再单纯来自符号本身，而是来自社会使用及评价能指与所指的方式，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汽车代表着自由，而一部豪华车往往还代表着财富。也正是在这一层次，费斯克强调了巴特著名的“神话”概念以及引申意指。我们知道，汽车的基本意指或直接意指主要是交通工具，当它被引申为自由或财富的象征时，这些引申意指便构建了一个“神话”。而电视在制造引申意指时其手法与电影类似，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如镜头的角度、灯光、背景音乐、切入切出的频率都可以构建引申的意义。最后，在第三个层次上，各种神话组合起来，构成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引申意指及“神话”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它们受制于更深层次的文化，是人们所共享的，比如认为汽车代表着自由或财富也必须大多数人都这么看才行。这时，文化便成了面对、解释、组织外在现实时所采用的大原则，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威力。[32]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费斯克借助于符号学分析工具，把电视文本的解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对神话及意识形态的强调也使其理论具有了批判的锋芒。

不过，在费斯克众多的电视文化理论中，最富创见也最有争议的莫过于他对受众从电视文本获取的论述。与以前的文化研究学者不同，费斯克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统治者操纵意识形态实践的阴谋，而在于分析受众的创造力与生产力。他曾说过想发展一种关于的社会主义理论，它将其定位在支配结构中，但却是在从属者一边。[33]费斯克显然认为，只有诉诸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学和美学的概念，才足以确立抵抗性/创造性阅读的地位，才有可能抗衡来自主导意识形态操控的“”和文化工业资本积累的“”。[34]这样一种论，扎根于符号学，受惠于德塞图的抵制理论，并与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一脉相通。

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所能产生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电视文本的意义应该是开放的，其效果也不是根据刺激—反应模式来发生，而是要通过受众在解读过程中与文本意义进行协商来产生的。费斯克将这样一种观点推至顶峰，认为受众可以自行从文本中建构意义，并从中得到。一个电视文本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能被不同的受众应用于不同的社会经验，满足不同的心理需求。此时的受众被赋予能力，成为“主动的参与者”，享受到了“语义民主”。[35]他进而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关于生产与传播意义及的过程的事例。”[36]与此同时，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启发，费斯克认为大众能够用游击战术对抗强势者的战略，偷袭强势者的文本或结构，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行为的自由空间。在西方社会中，没有权力的人对有权阶级的抵制，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符号的，一是社会的。前者与意义、和社会认同有关，后者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更有关。[37]而大众对主导意义的对抗，正是由所驱动的发生在符号领域中的一种反抗。

费斯克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躲避式的，它们围绕着身体，而且在社会的意义上，倾向于引发冒犯与中伤；另一种是生产诸种意义时所带来的，它们围绕的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并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在社会的意义上运作。[38]对前一种的认识常见于对电视娱乐综艺节目的分析中，比如针对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观众的智力竞赛节目，就有一种强烈的狂欢性质。节目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了表达他们不被认可的知识、劳动和智力的机会，观众为参赛者的成功喝彩，现场充满欢呼与嘈杂。这种狂欢一方面有对平时被压制的技巧的公开喝彩，另一方面公开的喧闹也使观众得以逃避常规社会秩序所限定的身份和角色，释放自身被压制的情绪。后一种是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层面运作的结果。同样一个电视节目，当文本被受众读出与自己更为相关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传播者想传播的意义时，他们是有的，而且是一种生产者的。

费斯克关于电视文化的理论与他所主张的电视的两种经济理论密不可分。费斯克指出，电视节目首先在演播室被生产出来，然后作为商品被卖给经销商；此后，在电视节目被播出时，它又由商品转变为生产者，生产出观众，并把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电视的金融经济。而在电视的文化经济中，观众则从商品转变为生产者，为自己生产出属于自己社会经验的意义和，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成了电视文化经济的核心。

费斯克强调的电视文化理论固然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它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有学者指出，他对观众的能动性过于强调，从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限定作用；也有学者指出，主导阶层与从属阶层在争夺话语权时所拥有的力量是不同的，民众被欺骗、纵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自己解放自己的可能性。但不管怎么说，费斯克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本强大的意识形态权力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以及对从属群体创造力的肯定，确实使文化研究有效的脱离了精英主义对民众能力潜在的贬抑，在电视文化理论中另辟了一方新天地。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电视理论构建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既生产也传播文化经验，文化在受众与荧屏互动时获得意义，但是社会经验与社会关系的语境却存在于荧屏之外。[39]这几位学者虽然理论侧重点各异，但他们都持有一种整体的、文化的研究视角，并对其他各种理论与方法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文化研究思潮目前还处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相信它还会给我们的电视研究带来新的富有挑战性的学术话语。

注释：

[1]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Routledge,1992,P56。

[2]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39。

[3]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4]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9。

[5]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7。

[6]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7]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9。

[8]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9]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1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8—59。

[11]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63。

[12]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8—46页。

[13]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inMichaelGurevitch,TonyBennett,JamesCurranandJanetWoollacott(ed),Cul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thuen&Co.Ltd,1982,P56。

[14]萧俊明：《文化与符号——当代符号性探究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四期。

[15]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SagePublicatons,2002,P62。

[16]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Routledge,1999,P508。

[17]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99。

[18]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19]ChrisRojec,StuartHall,Polity,2003,P93。

[20]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61。

[21]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P515—517。

[22]单波：《评西方受众理论》，《国外社会科学》二00二年第一期。

[23]DavidMorley著《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94页。

[24]DavidMorley,ChangingParadigmsinAudienceStudies,EllenSeiter,HansBorchers,GabrieleKreutzner,andEva-MariaWarth,RemoteControl:Television,Audience,andCulturalPower,Routledge,1989,P25。

[25]RogerGrimshaw,DorothyHobson,PaulWillis,IntroductiontoEthnographyattheCenter,in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6]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2002,Palgrave,P174。

[27]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84页。

[28]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2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3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138。

[3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P16—17。

[32]JohnFiskeandJohnHartley,ReadingTelevision,Methuen,1984,P41—46。

[33]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34]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35]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理论与实例》，正中书局，1994年，第32页。

[3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37]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19页。

[38]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第9篇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二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2]《周易·系辞下》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第10篇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