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反家庭暴力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反家庭暴力

摘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就进行了反家庭暴力的实践。其主要形式包括：强行遏制家庭暴力行为；冲击性别歧视观念；引导妇女争取经济独立；在婚姻制度改革中纳入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四种实践产生了直接与间接两种效应，出现了被动收敛和自主收敛两种收敛类型。间接效应与自主收敛类型是其实行治本性质的综合性治理实践的必然结果。启示是对家庭暴力实行综合性治理不仅是人类社会反家庭暴力的有效形式，而且能够强化反家庭暴力与人类社会改造和进化实践之间的互动与和谐，党的领导是对家庭暴力实行综合性治理的决定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D442.6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1-0040-07

Historical Evidence on Anti-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Base Areas

CUI Lan-p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e Northwest Politics and Law University, Xi'an 710063, Shannxi Province, Chian)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base area, anti-domestic violence

Abstract: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arted efforts at anti-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base areas. It adopted efforts to 1) prevent domestic violence, 2) challenge traditional values giving rise to gender based discrimination, 3) promote women's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4) incorporate anti-domestic violence into marriage system reforms. These efforts had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and resulted in, either voluntarily or passively, a man's enhanced self restraint. Indirect effects and voluntary restraint were inevitable outcome of such more comprehensive efforts to tackle the base of the problem of domestic violence. What we have learned is that comprehensive efforts at tackling domestic violence are most effective ways not only to eradicate the problem but also to reinforce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anti-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reform and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Party's leadership is key to any comprehensive anti-domestic violence efforts.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家庭暴力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妇女运动的一部分内容，对其进行回顾并总结其中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一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包括父母及其家庭成员对子女的暴力；子女对父母与祖父母的暴力；配偶间的暴力；手足间的暴力等。配偶间的暴力仅是家庭暴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丈夫对妻子的暴力仅是配偶间的暴力的一种形式，因为配偶间的暴力也包括妻子对丈夫的暴力。本文研究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反对婚姻关系中对女性的暴力的实践及其规律，所使用的家庭暴力一词特指针对妇女的暴力，而不包括妻子对丈夫的暴力。由于联合家庭与核心家庭是旧中国社会家庭的主要模式，许多女性遭受的暴力不仅来自于丈夫，而且来自于丈夫的亲属，如女性的公、婆、叔、姑等。因此，本文使用的家庭暴力特指婚姻生活中男性及其家庭成员对妻子或准妻子（童养媳）的暴力行为。所谓暴力行为是指会引起害怕、恐慌、不安全感及造成心理、身体伤害的行为。家庭暴力从形式上来讲，可分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及性暴力。本文使用的家庭暴力，特指丈夫及其家庭成员对妻子或准妻子（童养媳）实施的身体暴力，并构成对妻子或准妻子的身体及性命的伤害行为。

20世纪30年代有人对山东邹平县做过调查，调查中有这样的记载：“丈夫对妻子鞭打虐待，极其随便，妇人一遇到丈夫恼怒，即起惊惧之心，当男子发脾气时，轻则詈骂，重则殴打，痛苦申吟，不堪言状。”[1](P55)这一幕实际不过是旧中国广大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缩影。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后，便开始遇到大量的家庭暴力问题。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在第六号训令中就指出：“打骂妇女在各地还很普遍。”[2](P233)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内也普遍存在打骂妇女的现象。譬如解放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打骂妇女的恶劣习惯更是普遍存在。”[3](P36)旧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妇女不仅受其丈夫的虐待，还要遭受丈夫的家庭成员的虐待。“妇女可以被其丈夫、婆婆及叔伯打骂，这在农民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是习惯法。”[4](P696)丈夫亲属参与对男性妻子的虐待，致使施暴者对女性施暴更具随意性， “往往不一定有借口，即可以打的”。[4]家庭暴力直接引发出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受虐女性自杀。由于难以忍受折磨，又无解脱的希望，许多妇女选择了自杀之路。二是受虐女性杀夫。许多妇女不堪虐待，往往以杀夫的极端的手段终结痛苦，不计后果。

二

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之后，反家庭暴力成为党所领导的妇女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因为，首先，反家庭暴力关系着红色政权的形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红色政权是一个朝气蓬勃、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崭新政权。该政权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根据地人民的生活理应在中国起着典范与楷模作用，根据地文明的创造是争取更多的不了解红色政权的中国民众理解与支持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而且自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兴起之日起，中国妇女生存条件与现状的进化就与中国的文明进化紧密地融为一体了。衡量近代中国社会任何政党、派别与团体的进步程度，都不能不以其对待女性群体的观念作为重要标尺之一。因此，遏制家庭暴力是红色政权保持并展示自身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其次，反家庭暴力关系着中国共产党社会基础的巩固与扩大。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之后，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以家族为单位，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相对独立、封闭的农村社会，“没有妇女的支持与参与，党组织饭无法吃，会无法开，革命活动寸步难行”。中国共产党能否赢得革命阵营中妇女群众的支持，除能否代表和维护劳动阶级的利益之外，还必须关注妇女的性别利益。性别利益即妇女权益。在诸多权益中，人身权与婚姻权对妇女最为重要。所以，反家庭暴力最能产生对妇女的亲和力。再次，反家庭暴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的重要内容。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同源，即都是私有制的产物，无论阶级压迫抑或性别压迫的解除，都必须以消除私有制为最基本的先决条件。但妇女本身并不构成阶级，不可能单独完成消灭私有制的任务，为此，妇女解放必须与阶级解放相融合。阶级解放从本质上讲也是为妇女彻底解放创造最基本的条件。但是，阶级解放不能代替性别解放。性别解放需要日常的不懈的努力，使妇女的生存环境和状态不断地改善，并以其促进阶级解放。因此，反家庭暴力便成为党的日常性工作。

中国共产党反家庭暴力是其关于维护妇女特殊利益的政策在女性人身权益方面的具体化的组成部分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维护妇女特殊利益是党的基本政策。1927年中央第九号通告特别要求：“要特别注意劳动妇女的利益，提高劳动妇女的地位。”[5](P697)1929年，中央发出的第五十八号通告中指出：“在必要时，可为农妇特殊利益的要求发动斗争。”[6](P31)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要求以生产运动为妇女运动的中心，因为“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7](P647)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组织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是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保护妇女特殊利益，争取妇女从封建残余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中心关键”。[8](P300)维护妇女特殊利益是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不同时期党在根据地注重了解并满足妇女最迫切的需要。为此，农村妇女的婚姻权益、土地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益等权益便彰显出来。反家庭暴力作为维护妇女人身权益的重要内容，遂成为党在根据地进行妇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对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指示就直接明了。1929年中央第五十八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反对虐待妇女”、“反对虐待童养媳。”[6](P32)1932年，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六号训令中要求政府“禁止…打骂妇女这些压迫妇女的行为。”[9](P235)1939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妇女工作的大纲中规定：“反对打骂虐待(妇女)。”[10](P3)1941年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信中，再次强调反对虐待妇女问题。[11](P479)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妇委将反家庭暴力纳入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之中。1939年，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规定：“要求政府禁止打骂、虐待、侮辱妇女及童养媳”。[12](P144)解放战争时期，党要求家庭和睦，以防止家庭暴力现象发生。具体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之中。[8](P301)可见，反家庭暴力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的一贯政策和方针。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家庭暴力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途径展开的。

1.强行遏制家庭暴力行为

对家庭暴力实行强行遏制是党反家庭暴力的重要形式，具体包括物质惩罚、开斗争会、体罚、游街示众、判刑等。采取何种惩罚，往往根据情节轻重而定。一般情节采取物质惩罚方式，包括罚款（许多地方称为罚金）、罚线（罚纺线）、罚鞋（罚做军鞋）等。这些惩罚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和抗战初期各根据地普遍使用。对于情节稍微严重者，有的根据地采取体罚的方式。如1931年在湘鄂西某村，一女子要求与丈夫离婚，被家人打得头破血流。村苏维埃将其丈夫打了几十下屁股和手板。[13](P188)体罚的形式虽不具普遍性，但也决非个别根据地的个别行为，因为不同时期根据地群众的文明程度与基层政权的政治管理水平存在着共性。对于情节严重的，根据地往往采取群众斗争的方式。更为严重的则游街示众。有些地方党组织甚至引导群众使用斗争与游街的方式。1930年2月28日，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中关于目前妇女工作的路线就规定：“找出当地最虐待媳妇的家婆，鼓励其媳妇向她斗争，同时，发动全乡及各乡妇女起来援助。可能时把那个家娘捆出游街。”[14](P91)1932年在湘鄂赣省有两个虐待童养媳的人，一个叫罗淑华，一个叫钟立秋，被游斗全省。[15](P260)抗战初期，抗日根据地沿用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物质惩罚和群众斗争及游街示众方式。在华北根据地，往往选择虐待妇女最典型、最易得到农民同情的例子，用召开群众斗争大会的方式来斗争，并邀附近村庄的人来参观，以扩大影响。[4](P686)在晋绥边区临县，1940年一个月内曾“开展了40多次‘斗争’，方式又多为大会斗，戴纸帽子游街。”[16](P813)对于残酷的施暴者，根据地采取刑事惩罚的方式。1934年5月，湘赣省苏维埃第十六号通告中规定“严办虐待妇女、残杀妇女的”，“应号召广大劳动妇女与广大工农群众一致起来调查这类的惨案事实，报告裁判部从严惩办。”[17](P395)1933年，湘赣省永新县“杀了一个流氓成性的凶手，其余判了几年徒刑”。[4](P686)抗战时期华北地区将虐待妇女致死者带到各村开公审大会，然后处决。[4](P686)

应该肯定，在这些遏制家庭暴力的形式中，有许多是过火的做法。对此，抗战时期中央妇委有过反省，将这些过火行为称作“形式主义”并加以纠正。

2.倡导家庭和睦

1939年3月3日，中央妇委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倡导家庭和睦”的口号。此口号为此后各根据地一直使用。倡导家庭和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反家庭暴力。指示信中说得很明白：“要恰当的运用晋察冀边区的经验――提出‘家庭和睦’的口号（或其他口号）”，“帮助她们解决困难，正确的处理她们的家庭纠纷”。[12](P143)当时，根据地妇女因家庭纠纷寻求政府帮助的多因遭受了暴力伤害，妇女要求离婚也多因于此，所以当时的婚姻问题大多和家庭暴力问题联系着。妇女的主要困难之一即是家庭暴力问题。可见，中央妇委倡导家庭和睦的实质包含着反家庭暴力。1943年，浦安修在“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一文中的一段话更证明了这一点。浦安修说：“应以‘家庭和睦’，为中心口号，‘男女平等’为宣传口号。我们不要轻视这口号，以为调解家庭纠纷是件琐碎庸俗的事而拒绝去做，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反对虐待妇女，倡导家庭和睦，这往往成为妇救会团结、组织妇女的入手处（当然不是绝对的）。在‘家庭和睦’的口号下，可以解除妇女不少的痛苦。”[4](P702)

“家庭和睦”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冲击性别观念对反家庭暴力的重要性，并力求以冲击性别观念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治理。从中央妇委的思路和根据地的实践来看，要家庭和睦就必须协调家庭关系。协调家庭关系主要是对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农民群众了解“男女平等”、“家庭民主”、“打人是耻辱与违法”的等道理。1939年，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要求：“与一切轻视妇女、侮辱妇女的行动和言论作坚决的、严肃的、恰当的斗争，用以逐渐克服封建和顽固的思想制度。”[12](P144)1945年，中共中央妇委在抗战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妇女工作的意见中要求：“教育农民，平等对待自己老婆，了解男女平等的真义，只要耐心艰苦的教育，农民是可以接受的。”[18](P769)中央和中央妇委的指示精神下达后，各根据地努力贯彻。华北根据地要求“以‘家庭和睦’为中心口号，‘男女平等’为宣传口号”。[4](P702)华北根据地对农民群众宣传工作的具体安排是“向农民指出，妇女与农民同是受压迫者，应互相帮助，号召农民应平等看待妇女，不应打骂老婆，不应吃两样饭。向农民说明妇女在家庭中劳作是有价值的，妇女有理由得到平等的待遇，以改变她们‘老婆顶个啥’的观点”。[4](P705)太行区的办法是先对党员干部群众进行男女平等的宣传教育，使党员认识到“打骂妇女、包办婚姻等是封建落后的行动，妇女的人权及一切民利，应给予保障，侵犯与剥夺是违法的”，[19](P820)然后通过党员干部群众在一般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并起模范带头作用。在陕甘宁边区，1940年12月20日，边区扩大执委会做出了以家庭团结为主、建立合理的翁姑妯娌之间的新关系，坚决反对打骂和虐待行为的决定。随后，边区妇联提出“深入家庭”的口号，要求妇女工作者深入农民群众家庭之中，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男女平等、家庭民主的宣传，调节家庭纠纷，帮助受虐妇女解决实际困难。

3.引导妇女参加社会生产

1943年2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四三指示”。此后，妇女生产运动开始成为妇女运动的中心。家庭暴力与性别歧视观念有关，性别歧视观念又与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密不可分，人们认为女子靠男人吃饭，也就把女子视为男子的附属物，家庭暴力也就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引导妇女实现经济独立，也是反家庭暴力的重要途径之一。1940年，给中央妇委的信中说：“边区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提高妇女在经济上、生产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20](P261)此信中的思路十分明确，即妇女生产是妇女运动之纲。抓纲是为了带目，即促进妇女运动的其他工作的开展。1943年2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又重申了的观点，指出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中心的环节。1943年3月8日，蔡畅同志在“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一文中再次强调中央发动妇女生产运动的意图：“中共中央决定告诉我们，‘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于根据地的建设起重大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21](P651)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就是封建压迫的一种形式。蔡畅同志在该文中还将妇女生产与妇女运动的绩效联系起来，甚至以家庭暴力的减少来说明以妇女生产运动作为妇女运动的中心的必要性。所以，根据地妇女生产运动也具有反家庭暴力的意义。

4.实行婚姻制度改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不同时期实行的婚姻制度改革，均具有反家庭暴力方面的意义。

首先，规定夫妻权利义务对等、地位平等，对于创造性别平等的婚姻关系模式，铲除家庭暴力的制度土壤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性别压迫首先且主要是在父权制的家庭中进行的，公共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不过是父权制家庭格局的演化形式。家庭暴力是父权制家庭中的男性权利，该权利以男性在家庭中的其他权利为基础。在旧中国的家庭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家庭中，夫妻权利不对等，地位不平等。在由一对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中，丈夫拥有着单独的家庭决策权，家庭财产拥有权和决定权，并在事实上拥有单方面的离婚支配权，丈夫甚至可以随意地处置妻子，打骂妻子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基于这样的夫妻关系格局，大部分男性具有权威者的优越感，他们往往是出于家长的责任意识，将打骂妻子作为程序履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晋察晋边区婚姻条例》、《晋绥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都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确立了男女结婚、离婚自由的原则，给妇女与男性平等的离婚权利，规定男女在财产方面权利平等。这些规定有力地冲击了传统上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婚姻观念和婚姻模式，也冲击了家庭暴力滋生的基础。

第二，规定禁止包办强迫买卖婚姻，男女结婚以双方自愿为基本原则，为和谐婚姻提供法律保障。各时期各根据地的婚姻法的这一规定，对于反家庭暴力有两点意义：一是防止由于买卖而造成的女性的商品化和物化，避免女性的依附地位的形成和性别歧视；二是使婚姻具有感情基础，以利于夫妻关系的融洽与和谐。

第三，禁止童养媳和童养婚，具有抑制遭受家庭暴力特殊群体的生长的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在第一章中明确规定禁止童养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晋察晋边区婚姻条例》、《晋绥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等婚姻法的第一章总则中都有废除童养媳的条款。此规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废除这一陋习，还在于消除一个遭受暴力的特殊群体――童养媳群体。童养媳习俗本身是社会贫穷落后的产物。贫穷家庭因养不起儿女，遂将儿女送当童养媳或童养婿。因此，大凡童养媳都无家庭背景，这更加重了施暴者对童养媳施暴的随意性。从记载来看，在旧中国不受虐待的童养媳为数很少，而与成年女性相比较，童养媳所遭受的虐待更严重、更残酷。作家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写了一个小团圆媳妇，被婆婆用开水泡死的悲惨场景，其实这种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不乏其例。20世纪30年代湘赣地区永新就有一童养媳被婆婆活活用开水泡死。大部分童养媳受的是日常性的虐待如打骂、不给饭吃、强体力劳动等。多少童养媳在旧中国遭受虐待我们无据可考，但根据中国贫穷落后的程度和灾荒发生的频繁程度推论，童养媳在旧中国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童养媳受虐的加剧折射了旧中国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及残酷性。中国共产党在婚姻制度改革中规定废除童养媳制无疑具有重要的反家庭暴力意义。

第四，给妇女与男性以同等的离婚权，为女性摆脱暴力环境提供法律保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时期，各根据地颁行的婚姻条例均规定男女具有同等的离婚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晋察晋边区婚姻条例》、《晋绥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都将感情不合作为离婚的条件。《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晋察晋边区婚姻条例》、《晋绥边区婚姻暂行条例》都将遭受虐待作为离婚条件之一。因此大部分根据地的妇女凡遭受虐待者，如意欲摆脱暴力困境，便可以以如上两条作为离婚的条件。为保证妇女离婚权的有效行使，各婚姻条例不同程度地向离婚的女性倾斜。离婚政策向女方倾斜对保障妇女行使离婚权利十分重要。各时期根据地均贫穷落后，广大农村妇女更无经济自立能力，倘若其因忍受不了暴力而离婚，其首先遇到的障碍便是生存问题和子女抚养问题。如若没有相应的政策帮助，她们难以应对离婚的后顾之忧，那么女性离婚权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妇女拥有并能有效行使离婚权，不仅能解救受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家庭暴力，因为对广大农民群众而言，结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虑到婚姻的维系，施暴者也不能不收敛其行为。

四

中国共产党在各时期根据地反家庭暴力实践的效果主要表现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方面。

直接效应是指对家庭暴力强行遏制产生的即时效果。通过查阅相关史料笔者发现，中国共产党强行遏制家庭暴力的效果十分明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大凡遏制家庭暴力工作开展较为普及的地区，都有这样的效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突出的是湘赣根据地。由于出现一些恶性案件，反家庭暴力颇受根据地的重视。从1932年起该根据地多种惩治手段并用，特别是加大了刑事打击力度，致使家庭暴力行为明显减少。1933年1月20日，湘赣苏区团省委青妇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就汇报说，该地“大多数的翁姑已不打媳妇”了。[22](P318)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出现如此之大的变化，只能说明是根据地对家庭暴力的强行遏制发生了作用。抗战时期，华北一些根据地“在强力压制下，虐待妇女的现象逐渐减少了。”[4](P686)

间接效应是指中国共产党反家庭暴力诸实践综合性成果对家庭暴力产生的制约作用。这些综合性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妇女家庭经济贡献突出；妇女家庭地位提高；人们的妇女观念意识发生变化等。三种现象对家庭暴力有明显的遏制作用：首先，在根据地，妇女家庭经济贡献突出者，往往减轻或不再遭受家庭暴力的折磨。晋绥边区兴县赵家川口白粉团便是一个例子。她过去经常遭受虐待，“1944年学会了纺织后，赚了七石米，家庭有吃有穿了，还买下五六垧坪地，不仅男人不打她……还被选为劳动英雄及村代表。”[23](P815)类似白粉团的例子很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据地大凡妇女生产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地区，家庭暴力现象也随之减少。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该乡有220家妇女，学会了纺织，妇女纺织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妇女收入颇丰。全村团结，家庭和睦，“男人打女人……大大地减少了。”[21](P656)显然，妇女因在生产中有了收入而改变受虐处境并不是个例，而是一种规律。由于抗战时期妇女生产运动开展得比较好，根据地家庭暴力现象因此受到遏制。其次，由于妇女生产运动的开展和婚姻制度的改革，妇女家庭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妇女成为家庭主要决策者。部分妇女拥有了较大的自，如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可以外出开会，可以从事家庭的外务活动，并开始受到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尊重等。“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空前提高，被打骂的现象减少”。[23](P790)再次，人们的妇女观念发生变化，在华北的一些较为先进的根据地，“农民能够了解妇女也是个人，不应‘小看妇女’，不应打骂压迫妇女，而且男人应该帮助女人求平等”。[23](P790)“‘男尊女卑’、‘女人不顶事’的旧思想，在一般男女头脑及社会舆论中已开始打破。”[23](P790)这对家庭暴力现象有明显的遏制作用。1945年田秀涓①在对1943年晋察冀农村妇女工作的初步估计强调：“群众认识提高，打骂现象减少。”[23](P793)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中国共产党反家庭暴力活动的开展，家庭暴力行为有明显的收敛。如果对家庭暴力收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它实际包含两种类型：一是被动收敛；二是自主收敛。被动收敛是靠外力的强制而并非当事人自觉而发生的行为；自主收敛是指施暴者出于多种因素的作用而发生的自觉自愿的自律行为。根据地家庭暴力行为收敛的两种类型与党反家庭暴力的形式密不可分。被动收敛是强行遏制家庭暴力行为的必然产物，施暴者的收敛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譬如强行遏制措施使人们认识到“不打骂妇女是法令上的规定，所以不敢打骂。”[4](P689)尽管“暗中精神虐待的还很多”，但“妇女公开受打骂虐待现象减少。”[4](P689)事实说明，强行遏制方式是治理家庭暴力的快捷形式，但不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因为惩罚毕竟不是根治。自主收敛是反家庭暴力的四种特别是后三种形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家庭暴力的产生与人们的女性观念直接关联，但人们的女性观念、性别意识又取决于妇女的家庭地位，而妇女的家庭地位又与女性的社会化程度有关，与女性的经济自立程度有关，与法律对这一地位的保障程度有关，所以通过改造性别歧视观念、引导妇女实现经济独立、在婚姻家庭方面给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三位一体”对家庭暴力实行综合性治理才能达到对家庭暴力“治本”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家庭暴力的实践正是将“强行遏制”的“治标”和“三位一体综合治理”的“治本”有机结合了起来，反映了党对人类社会反家庭暴力的内在规律的初步认识和自觉的遵循。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家庭暴力给我们的启示是：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反家庭暴力是家庭和谐的基本前提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反家庭暴力的重视及其系统的运作是反家庭暴力的基本保障；反家庭暴力应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强行遏制必不可少，但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才是根本。反家庭暴力须与构建和谐社会互为前提，反家庭暴力也只能在党领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中在党的高度重视下获得充分的和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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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共太行区委关于当前妇女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信[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20]给中共中央妇委的一封信[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21]蔡畅.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22]团湘赣省委青妇部.湘赣苏区省委青妇部报告[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23]田秀涓.1943年晋察冀农村妇女工作的初步估计[A].中华全国妇联妇女联合会与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