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废统”成因与台湾“中道路线”的命运

在2005年台湾15届“县市长选举”败选后，在台湾社会要求检讨和反省执政得失的呼声期待中，反而逆势而动：继大幅压缩两岸经贸政策的“)己旦谈话”后，又在“新春谈话”再度抛出要认真考虑废除“”与“”、“公投新宪”和以“台湾名义”加合国等重大议题，并在2月27日悍然宣布“终统”，重新燃起岛内“统独”争议，冲击大陆《国家法》底线。的行径，固然有着“向深绿基本盘靠拢”、“重新主导议题设置”、防止“政治上的跛脚”、“获取维持台湾主体性的历史定位”的多重考量，但作为对“县市长选举”败选后的深思熟虑之举，显然与他对这次选举结果所呈现的政治版图重构的体认相关联。经过“背书”的施政路线中间向右的趋动，更是要为包括2008年以前的数次重大选举暖身，是要挽救衰敝之势的一个行程更为长远的选举政治布局，而重建政治版图，解构中间板块，则是蕴含在所有这些运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在将整个施政方向更早和更深地卷人选举政治旋涡的时候，其执政当局原所标榜的“中道路线”是否已经寿终正寝?岛内政治是否不可避免地趋向右倾化?攸关“县市长选举”选后台湾总体民意走向的判别，值得人们格外加以留意。

一、中间板块的位移是“废统”出笼的政治大背景

执政后的两岸关系政策，在基本教义派的牵制下，虽然每每以不惜恶化两岸关系相胁迫，不时呈现出强烈的对抗性；但在国际大格局的硬约束下，它又具有更多的岛内政治消费的特征，带有更多的工具性。因此任何一项两岸政策的出台，都要从岛内政治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去理解；而靠选举起家的，其选举政治技艺经历次选举后日益娴熟，赢得选举是的政治基因，已经融在其血液之中，成为其鲜明的政治品行之一。可以说党的全部政策均是着眼于以选举为走向而制定。因而其任何政策或政策的调整和变动都只能从这个特征去说明。

“废统”出笼的政治大背景是2005年台湾“县市长选举”中的挫败。在台湾政党轮替以来的选举政治史上，那是一次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是次选举中，以为代表的蓝色势力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一举赢得全台23个县市长选举席次中的16席，将压缩到台南边缘6个县市。具有最多政治资源的执政党第一次残遭败绩，其意义，只有执政前1997年“蓝天转绿地”的13届“县市长选举”，可以与之相比。即它从中透露出台湾政坛很可能发生第二次政党轮替的信息。因此，能否赢得接踵而来的2006年“北高选举”和2007年“立委选举”，能否提振气势将导向2008年之役的有利出发位置，这是无法回避必须向执政党做出的回应，尽管他本人已没有连任压力。

将导向“2008年之役”的有利出发位置，假定将其原点定位于中间刻度的话，“三合一”败选后的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大幅度偏向“”基本教义派，巩固基本盘。其表现为修复“扁李关系”、与的全面合流。从岛内政局来看似乎也确实有此需要。2005年2月“扁宋会”后与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的基本教义派的关系十分紧张，李登辉甚至直接痛斥脱离了本土路线，“三合一”败选是咎由自取。二是至少表面上继续延续2005年初谢长廷“内阁”的“和解共生”政策，秉持“岛内和解、两岸和平”的中道路线施政；三是通过打两岸关系牌，甚至不惜恶化两岸关系的办法，重新建构有利于选举政治版图。而这就涉及到我们将要述及的台岛政治中的“中间板块”。

巩固泛绿基本盘是否是的最迫切的需要?人们观察此次选举结果时都注意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人们印象中“大输”的仍然维持了四成的基本盘，其得票率约41．95％，虽较4年前下降了约3．4％，是近12年县市长选举以来得票率及席次最差的一次。但高于单一候选人选举的2000年“总统大选”(39．3％)。也就是说经此大殇后，虽表明该党已山现“成长瓶颈”，但“泛绿”根基未被撼动。由此可看，认为“废统”动作旨在“巩固深绿基本盘”显然是无的放矢。

秉持“岛内和解、两岸和平”名至实归的中道路线施政可否是另一选项?虽然在野党认定2005年初谢长廷“内阁”的“和解共生”政策根本未曾实行过，是口惠而实不至。但“连宋登陆”也确实大大缓和了两岸紧张关系，成为执政当局不能忽视的岛内主流民意。但显然是从另一面去总结缓和两岸关系得失的，他从在2005年年底的选举挫败中认定，两岸关系缓和不符合的选举利益。谢长廷去职的强烈象征性和“废统”的动作都是建立在这一认知基础上的。

不惜恶化两岸关系，重新建构有利于选举政治版图则成了此次“废统”政治着眼点。那么人们要问，什湾选举政治版图山现了什么新情况?选举政治版图的重新建构的含义又是什么?笔者以为，“中间板块”位移是15届“县市长选举”最为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解渎不惜在两岸政策上孤注一掷的山发点：

二、中间板块位移：指标县市投票率的脉动

那次选举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是：它创造了选前极高的“政治冷感症”和选后被统计山的不低的投票率，虽然就什湾朝野竞争和选举结果的关系而言，政治版图的盈缩和彼此的进退消长并不鲜见，但蓝绿两极对峙是什湾政治格局的基本方面，当绿者恒绿、蓝者恒蓝的局面没有重大改变时，15届“县市长选举”结果透露山了什湾中间板块的位移重要信息。

造成在那次选举中“大输”的印象是它在几个“指标”县市的“沦陷”。故而这几个县市具有“分析标本”的典型意义。笔者对泛蓝阵营从手中“光复”的五县市的两届同类型选举(15届与14届)的投票率进行了比较发现：除台北县以外，其它4个县市投票率在本届选举中部有增加，它不仅比全什湾平均投票率要高，本届也要高于往届(参见下列台湾14届15届“县市长选举”指标县市投票率的变动表)。

中间板块位移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中间选民的脉动。如前所述，第15届县市长选举投票率(66．22％)虽然略低于4年前第14届县市长选举的66．45％，但如果考虑到前一届选举中还包括了重要性更大的“立委”选举，故可以认为，15届“县市长选举”总体上的投票率实际上还高于往届。这也从上表中获得证实。它也高于选前各类型民调的预估值。

至于位于“大台北都会圈”的台北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在14届“县市K选举”中，蓝绿双方都在此进行了高强度的政治动员，是分

属于两阵营的与王建煊对垒，当时后者仅以些微差距落败。此次选举中，以主席和老县长的身份为罗文嘉助选，并且以自己的主席职务作押注，也是一种高度动员，但结果泛蓝却以19万票的大比数领先。但相较于上届反而较低的投票率只能解释为蓝营的选票在这里达致了最大化。当局极具针对性的“改革军公教18％的优惠存款利率”政策在此地区引致了泛蓝集中的反抗。这也符合该县蓝大于绿的整体的选民结构的实际。也有可能是相当比例居住北县的台北“上班族”属“浅蓝”选民，特别是任职的行政人员仍能感受到执政的压力，在不愿轻易表态下放弃丁投票。

将“投票率”作为判断中间选民流向的指标在台湾选举政治实践中是有迹可寻的。2004年“大选”时“公投绑大选”是一例，那次“绑大选”的“公投”由于操控选举之意过于明显，引致选民普遍的反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废票，“公投案”遭挫败。也是在那次选举中，，号称“第三势力”的“泛紫联盟”曾发起“百万人投废票运动”以抵制选举。此次的废票比例(见附表)并不高，是因为在投票与投废票两种表态形式之间，有一种呈现形式就可以了。

尽管投票率高低对蓝绿的影响是见仁见智，在台湾社会也并不统一。但低投票率与中间选民的相关度的认识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当选战进入最后倒数时，针对“民调仍有约二到三成的选民未表态”，民调中心主任吴祥荣的判断是，“未表态的比率接近不投票率”，他预估“年底选举投票率最高顶多六成”，他还指出：“党内民调显示，目前就有一成八到两成的中间选民，虽然倾向支持，但其投票意愿相当低”。

曾对此次选举中的恶劣选风深以为忧，认为局面如果不改善，可能因此吓退了中间选民，低投票率可能让靠基本死忠盘胜选。因为绿营的催票和组织动员能力都超于蓝营，如果逼选民在“两烂”之中做出选择。绿营“不但可以保住基本盘，还会令中间选民厌恶地走开”。所以他要求“爆料”必须经过查证，防止伤到自身。

2005年台湾“县市长选举”指标县市的分析结果表明，较高的投票率反映中间选民的脉动；启动了中间板块，他们对投下了不信任票，这既是败选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局谋定而后动，“废统”出笼的政治大背景。其岛内政治的明确指向就是：压缩台湾“中间板块”的政治区间。

三、“废统”的岛内政治指向是在压缩台湾“中间板块”的政治区间

台湾选举政治成型以来，特别是岛内“蓝绿对峙格局”形成之后，“中间选民”和它的载体“中间板块”就一直为选举巾各派政治力量所看重。因为它不只是在势均力敌的两军对峙巾影响选举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砝码，往往也被视为“民意”走向的关键。反映在两岸关系政策这一最能区别“左右”、确认“中间”的基本施政方向上，也曾多次在两个极点间游移：2000年争取执政和执政之初标榜实行的是所谓“新中间路线”；2005年年初“扁宋会”十点共识亦为一例；谢长廷主理“行政院”时提出的“和解共生”政策本质上也属此一范畴。

虽然中间选民“被政客认为是最难取悦的一群选民”，但是它又是选举政治中最经常用来无情切割的一个板块。而使用的手段往往也很简单，就是挑起“统独”争议和“本土认同”，在“妖魔化中国”的选战策略中迫使“中间选民”选边，也就是通过压缩台湾“中间板块”的政治区间的手段，造成有利于本土极端派的选举结果。

极端“、本土”诉求，而不是“中道路线”为什么能够最大程度上攫取选举利益?

这是与台湾地区政治形势相联系、带有台湾选举政治特点的独有政治景观。台湾政治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台湾选举政治的这种特性，因为：

中间选票的概念乃根据空间理论而来，认为在逻辑上可假定选民的政策偏好均匀散播在一条线上。本来分居在“相对靠左”与“相对靠右”的两组候选人，为了将自己选票极大化，会调整政策立场，分别从两端往中间靠。如此，既不会失去原本在自己这一端的选民，又可以向另一端逼近。

这个理论的前提在于，每个选民先有自己的政策位置，候选人再根据综合起来的所有政策位置，形成政策空间，决定自己要抢攻的中间选民居于哪个位置，并准此设计自己的政纲，将中间选民网罗。

台大政治系教授石之渝认为：西方政治学这个理论在台湾有“盲点”，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他提出的研究结论是：1、由于历史因素，台湾民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犹疑。台湾选民在最重要的“统独”问题上没有定见，因而就没有中间选民；2、在一般政策议题上，因为执政表现不佳，几乎没有资格在各个政策空间中与周旋，所以即使政纲非常温和，几乎没有选民相信其兑现政策的能力；3、一旦进入了“统独”场域，选民失去定见，也对自己没有定见感到焦虑。靠极端主张逼人表态，集合岛内外、各种有限资源，转变成选票。这就是“”基本教义派近年在岛内获得广大战略空间的原因；4、相信传统中间选民理论的在野党，则以为只要态度温和，模棱两可，便可争取到中间选民。但在“统独”场域中没有中间选民，故模棱两可不但争取不到选民，反而使得他们害怕与在野党站在一起。

一般的规律是：在选举开打时特意趋向极端的政策位置，但是在选后施政时又大举标榜所谓“中道路线”。但的选举策略又因人因时而异。例如2000与2004年的两次“总统大选”。在前次选举中面对三组候选人时鼓吹的是温和的所谓“新中间路线”。但后一次面对整合后的在野势力，他却采取极端的“”立场。而且2006年推出“废统”时是在选后“闹事”，它与过去选后施政再退回中间的规律性现象和“三合一”选后社会的整体期待也大相径庭。而这后一点，正是我们要着重分析的。

既然“废统”的岛内政治指向是要压缩台湾“中间板块”的政治区间，那么为什么要在败选后而不是在选举前推出这一极端路线?笔者以为：观察台湾政治可有长周期和短周期两个视角，后者往往囿于一次选举前后或两次选举之间，前者则包括了由数次选举构成的一个较长的过程；后者往往直接受到外界因素的扰动，具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前者则更深刻地反映了规律渐次显现的一个过程。当然，涉及两岸关系的极端政策主张，不仅有时程前后的差别，与“选举层阶”即它是全岛性选举还是岛内地方选举也有着某种关联。

从台湾选举政治的“长周期”观察(2004年“大选”、同年年底“立委选举”、2005年年终15届“县市长选举”可以视为一个长周期，因为它是第二个“总统”任期的一半，几近于人们所称的“期中考”)，它是一个山选前(2004年“大选”)极端狂热的族群本土政治动员肇始，选后又退回“中间”的过程。

2004年“大选”可以说是操弄省籍族群议题、进行本土政治动员的最高峰。选后蓝绿阵营的强烈对抗使得在就职演说中不得不用极具和解性的语调，以大量篇幅正面阐述族群问题，以降低由此引起的外省人的强烈排拒。的系铃解铃是为着修补自己恶行造成的统治基础的危机。立委李文忠解释说，选后政局纷扰，主要矛盾是“国家认同歧异造成的不信任，当选后，就不应继续成为只有50％选民支持的‘总统’，的基础应该放在90％1．2['fl勺人民身上”⑧。2005年2月“扁宋会”召开，共同签署厂包括任内“不宣布独立”、不提“两国论”等“十点共识”。它既是执政当局出于推动“少数政府”施政的岛内政局的考量，更是台湾政界蓝绿两方对两岸关系新变数和不确定感的一种因应。向“统独”政治光谱的“中间”趋近源自于一种“达摩克利斯剑”的震慑效应。其言“要使北京的国家法变成一张废纸”。其根本目的在于阻档《国家法》的立法通过。因为很清楚，那个法律将极大地限缩他在岛内政治中的活动空间。

2005年“连宋登陆”对岛内政治投下的震撼，不仅是它当时创造了一个“大陆热”的突出议题，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成为当年年底“县市长选举”中的突出议题。这并非出白的善意，而是岛内大气候使然。当连宋大陆行直接营造着大陆非“妖魔化”的情境时，这就使台湾的选举政治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和一个重要的方面回归了它的基本面。这已为是年底“县市长选举”结果所证明。而的“废统”则是要尽力阻止这种趋势，重新营造适合生长的选举政治环境。

对中间板块位移以及它在选举中所具有的这种份量的认知，也是选后展开自己“本土论述”的大背景。它亦很清楚地指向了“2008”在内的三次重要选举。它表明台湾朝野两大党都已开始提早热身了。所不同者，至少名义上是要让该党的政策涵盖更多的选择变量，以显现出该党更加“中道”的政策选择；则是以急遽趋右的路线反过来压缩中间。

四、“废统”后台湾“中道路线”的命运

尽管如前所述，执政6年，从未在真正意义上从事过“中道路线”的施政。那么“废统”后台湾“中道路线”是否也因此寿终正寝?或者说，这种路线甚至失去了名义上存在的价值，岛内政治是否将进一步不可避免地走向右倾化呢?

从政治学学理和台湾既往的选举实践来看，议题设定是所谓“民意构成的要件”，也是引导民意的有效选举手段。就台湾的选举政治而言，取得议题设定的先机，就能迅速地通过传媒提高和强化自身对选民的注意力，同时也就掌控厂政治竞争的话语霸权。“废统”从提出到实施，抢占厂2006年年初台湾各大传媒的头版和成为舆论的中心，这就表明他确实已率先抢占了议题设定和民意引导的先机。

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勒―纽曼(E．Noelle-Neumann)曾对民意、舆论作过开创性的研究。这个研究起初是历史范畴的。她基于对“上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人为何普遍支持希特勒使得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生灵涂炭的错误立场”的大惑不解，经过多年的民意调查实证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种描述舆论形成的理论假设，旨在解释“部份”公众意见是怎么形成一种冠冕堂皇的“民意”的。纽曼发现，大多数人在做出选择时会有一种趋同心态，会“与优势群体、优势意见一致”。它是一个个体担心孤立而保持沉默，优势意见由此愈加强化，弱势声音更加沉寂的恶性循环的螺旋式过程。这种效应在政治学学理上称之为“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即“民意”形成的背后往往是一种非理性的意见凝聚。

从李登辉执政后期“本省人出头天”的社：会氛围发展成一种族群省籍“原罪”；从在台湾执政延伸出驱逐“外来政权”的话语霸权；以“台湾优先共识”替代“九二共识”，甚至迫使奉行反独的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都不得不“拿香跟着拜”，在选举操作中也不否定“选项”，以及提出要建立的“本土论述”等等，都可以看到这种使特定群体愈益尊崇，一种意见日渐强势，政治光谱和政策区间的中间位置被极端压缩的所谓“主流民意”畸型生长过程。包括中间选民在内的所有台湾人不能不尊重“本土价值”，不能不拥护“本土路线”，在“爱台湾”的口号下不分党派和“蓝绿”的所有民众都被裹胁和绑架，一切罪恶都假其而行。当一句“再怎么野蛮”的广告文宣，可以把所有的执政失败归结到在野党非理性抗争上时，当局的施政就根本无需回到公共政策层面。无疑，“废统”所希望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景的再现。

“废统”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符号动员”。有效的符号动员不仅是一种蕴含专业技术价值(涉及传播学、社会心理学诸层面)的操作，而且它也需要空间载体即要锲合它周遭的社会氛围――选举中符号动员的穿透力及扩散效应，很大程度上需借助于孕育政治符号的“羊水”环境。如果自身弊案缠身再打反“黑金政治”或“绿色品质”牌就成了一种反讽；如果高度的族群动员已经造成厂执政者统治基础的危机，那么它才不会成为一种选举操作的首选；如果“中国妖魔化”已被证明只是当局创造而非真实的情境，一种所谓“国族动员”的焦虑感也就不再具强烈的传染效应。

看当下台湾的社会氛围和岛内外相关政治社会条件，人们很难信服能够两次在“同一条河流”上渔利。

首先，与执政之初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高度的政治期待相比，当下已进入了一种典型的“治理危机”(crisis of govern abil-ity)状态。也就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N．J．Smelser)阐述“集群行为”理论时述及的“结构的紧张状态”(structural strain)。“那是人们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提供的环境和手段之间处于严重失衡的一种状态：社会中集团冲突日益尖锐难以调和；知识分子对现政权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国家管理机器失效，政府政策朝令夕改，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统治集团内部腐化””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逐一在台湾找到例证。也就是说，是在对其最为不利的岛内社会大环境下抛出两岸关系议题的，他将岛内社会焦点转移至政治场域。特别是无事生非的两岸关系场域，对他和他的执政团队而言是可以理解的政治逻辑。但岛内要求迅速“重归民生议题”的强烈呼吁，使得要对这种转战付出比过去更为艰辛的回应。

其二，手中可以操弄的，能在最大程度上吊起民众胃口的议题资源日益捉襟见肘：“反黑金”和“改革”光环已然褪色；“爱台湾，拼中国”情感攻势成强弩之末，两岸议题中只能从自己“压箱底”存货中去挖掘：这个存货就是保障台湾最低安全福祉需求的“四不一没有”承诺。而且只能从他行政权力可以达及的范围内去碰触而无力撼动“”层次的议题，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故岛内舆论评论他是在“孤注一掷”，“饮鸩止渴”。

其三，不利的“竞价地位”。岛内舆论对台湾自身地位的估价是“两大之间难为小”。由于屡屡冲撞“现状”红线，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中美“共管机制”，虽然由于美国台海政策的两面性效应不能不打折扣，但这种机制毕竟已经存在和发生着作用。台海周边区域国家和世界大国大都明确地对陈“废统”行径持异议。近期访美时评论：“废统”是“压缩台湾原本就严重受限的国际空间，反而更降低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陈“废统”后面临的是更为不利的国际社会大环境。

其四，更为不利的岛内政治大环境。2008年以前的两次选举，其性质并不利于和的战略展开：一是“单一首长制”的“北高选举”更着重于候选人执政能力和绩效选择，并不利于两岸议题的操弄；二是2007年台湾“立法院”实行新选举办法，所谓“单一选区制度”并不利于政见上“走偏锋”的民意代表的胜选。而如果这两次选举都无法提振的声势，进军“2008年”也就不再会有多少悬念了。

综上所述，“废统”的期待与岛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间的落差，既是制约台湾政治右倾化的另一股力量，也是台湾主流民意存在的根据，当然也是维持“中道路线”正当性的根据。如若在未来两年任期中，还想做类似“废统”更多的事情。那么，反制一意孤行，仅就台湾现有政治机制的启动(例如在野党至今尚未行使的“立法院倒阁权”)而言，也就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了。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