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赠我“碧桃花”

在我的书房里,挂着汪曾祺先生赠我的一幅“碧桃花”,睹画思人,常让我想起我跟汪先生交往的一些事情……

汪先生是“作家中的作家”。年轻作家几乎都受过他的滋养。

他的《晚饭花集》刚出版的时候,我就买到了。最爱读他的《受戒》、《大淖纪事》、《异秉》,枕上、车上、厕上,我读得如醉如痴,那一段时间不可须臾离手,我悟性差,尽管读了一些理性的书,但直到读了《异秉》,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潜意识”。汪先生的小说短而精,常有神来之笔,他的小说《陈小手》,结尾时团长把给他太太接生的陈小手一枪从马上打下来了。“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团长觉得怪委曲。”

这篇小说,连著名老作家孙犁都大加赞赏。他说: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了。

孙犁先生的这一句话,抵得上一个金奖!

1987年夏天,我去北京公干。一天中午,我怯生生地叩开了汪曾祺先生的家门。开门的正是汪先生。汪先生从云南开笔会回来,下了飞机刚到家。第一次见到汪先生,我不免有点拘谨,坐在他那个崩了皮的旧沙发上频频出汗。汪先生还没吃饭,自己下了一锅面条,盛出一碗,问我:你喝碗不?一句话,把我的拘谨全打掉了。饭后,汪先生就给我谈文学。他娓娓道来,深入浅出,警我愚顽之心。听得我如坐春风如沐春雨,孙大圣吃了人参果一般,竟忘了记笔记。后来,汪先生实在累了,他说我躺下说好不?我说:你躺下,你躺下……他躺在他那张旧单人床上,继续给我讲,一讲又讲了一个多钟头。

第二天下午,我带着我的一部中篇小说,又登门求教。汪先生当即读了,提了很详细的意见,连作品中人物的名字他也帮我出主意,让我改。后来,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了,反响还好,这有汪先生的一份心血。他嘱我多读书,让我读归有光,读沈从文、废名、李广田的作品。我们一直谈到太阳快落的时候,我和他一起下楼,走到街上他高高扬起手臂,跟我喊再见。

1997年4月24日,我又去北京,当天赶到之后的下午,我往汪宅拨了一个电话。我又听到了汪先生的口音,感到十分亲切。老人七十七岁了,记性真好,他还记得我,这真令人感动。我说我要去拜见他。老人说他明天9点的飞机,要去成都开会,让我现在就去他家。汪先生搬了新家,从蒲黄榆的十一层降到了福州馆的四层,房间大了,只是汪先生明显的老了,走路脚步有些擦地。他挺热情,给我沏一杯香茶,并问我这些年的创作情况。我说了,并请他为我待出的一本散文集写序,先生很爽快地应下来了。我们谈起了张炜,还说起林斤澜先生给一位青年写的条幅:鸟身自为主。他说这是佛经上的话。汪先生为文为人,都堪为楷模,以他当年能写出一出《沙家浜》,要想当官,早就当了大官了,可他最终是个作家。

人之将死,是不是有先兆,我觉得这有点儿神秘。汪先生这次去成都开会,是开一个展望二十一世纪文学的会。他说:到那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我哩。我说:您生活淡泊,定能高寿,我们还等着读您的好文章哩!

汪先生也是性情中人,我这话使他颇感动,也让他挺高兴,于是汪先生说:我送你一幅画吧。我连声说谢谢。汪先生字好、画好。字,师承张猛龙;画,家学有渊源。汪先生拿出画好的四幅画让我挑,我不懂画,就呆愣了。汪先生问我:你的房子大不大?这回我多了个心眼,我说大。于是汪先生就挑出了一幅“碧桃花”,笑着说:给你这个吧!这个好玩。接着又说:你年轻,早着哩,碧桃花象征着你蓬蓬勃勃。我说你得给我题上字,先生说那当然,于是挥毫在画的留白处题了:跃强老弟补壁。我连连抱拳,我说我是晚辈,这可使不得。先生不说话,悠然地笑了。

不想那次汪先生从成都回来不久竟猝然离世,只是过了7天,我才从报纸上获悉。我知道得太晚了,也离得太远,没能在他灵前献上一个花圈,以寄托我的哀思。

――这是一位多么可亲可敬的老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