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王尽美是否再赴上海参加过中央会议?

[摘 要]近年来有论著叙述王尽美在建党前后的活动时，提到他曾作为山东党组织的代表，在1921年9月到上海参加过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经查，这种说法的唯一出处来自于罗章龙的回忆，而罗的回忆不但是一个孤证，而且还存在着许多失实之处。将罗的回忆与包惠僧、李达等人的回忆以及其他史料相比对，可以看出，王尽美参加的是1921年8月初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议。

[关键词]王尽美；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罗章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7-0020-03

1921年7月，王尽美和邓恩铭作为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已是广为人知的史实。不过，王尽美是否在1921年9月再次来到上海，参加过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呢？在1998年出版的《王尽美传》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1921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为期5天有10余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发展工人运动。王尽美代表山东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王尽美与、、罗章龙等再次相逢，喜不自禁。同时又结识了上海代表李震瀛及袁大时、武汉代表许白昊、广东代表冯菊坡等。还第一次见到了党的早期活动家陈独秀。通过交谈，彼此加深了了解。”[1]相同的说法还大量出现在一些书籍和网站的文章中。那么，这种说法究竟是否属实呢？

一、唯一出处是罗章龙回忆

经查，关于王尽美在1921年9月参加中央扩大会议的原始记载，唯一来源是罗章龙的回忆。

在1969年的一次回忆中，罗章龙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同年8、9月份，在国际代表的建议下，中央在上海召集了各级（各地）代表会议……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人运动的机构，即劳动组合书记部。”[2]

在1978年的回忆中，他又说：“1921年某月，中共中央召集各地代表，在国际代表建议下，在上海开会。和我都参加了。会议做了决定，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山东、北方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书记部主任是；湖北书记部主任是林育南；山东书记部主任是王尽美（王瑞俊）；广东书记部主任是谭平山，后来是阮啸仙；北方书记部主任是罗章龙。”[3]

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又写道：“1921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扩大会议。这是陈独秀从广东回上海主持中共党务后第一次召集的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当时中央负责人仅陈独秀、张特立（即）及国际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北京方面为邓培与我，武汉为许白昊，上海为李震瀛、袁达时，山东为王瑞俊（即王尽美），湖南为，广东为冯菊坡，等，合计有代表十多人。”还说：“代表住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会期五天。会上由国际代表作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作当地工人生活与问题报告。讨论后决定了一个工作计划，并调整北方书记部组织及确定北方分部范围、人选等问题。”[4]

罗章龙是建党初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早在1918年就与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后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投身于，在引导下参加创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罗章龙任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北京区委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以99岁高龄去世，晚年曾著有大量回忆论著，为丰富党史资料作了重大贡献。由于罗章龙和王尽美在建党初期有多次交往，因而也为王尽美的生平事迹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正因为如此，他关于王尽美参加过1921年9月中央扩大会议的记述被王尽美研究者所重视和引证，也就是自然的了。

然而，罗章龙的这个回忆却存在着诸多不确之处。

二、罗章龙回忆中存在的疑点

（一）罗章龙回忆说这次会议是“中央负责人”陈独秀主持的，可是在各种陈独秀的论著和有关陈独秀的传记及年谱中，均未见有他在1921年9月主持过中央扩大会议的记载。

（二）罗章龙所说参加会议的另一个“中央负责人”，在其晚年所写《我的回忆》中的说法是：“当年8月中旬，陈独秀先生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书记。”[5]不久，陈独秀被捕，“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便首次以书记的身分召集中央会议……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他提议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即以我的草案为讨论基础，迅速予以决定。关于宣传计划他提议《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其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都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再提会议讨论。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仍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草案。”[6]

据考证，陈独秀被捕时间是10月4日，获释时间是10月26日，由此，陈独秀第一次以书记身份主持中央会议的时间也就应该是10月27日。而且，会议范围是“中央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议题也不是罗章龙所说“主要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而是有多项内容，包括关于中央工作和会议规范、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问题只是“所讨论的具体问题”。

（三）罗章龙所说出席会议的，据《年谱》记载，是在参加完中共一大之后，即于“8月中旬，回到长沙”，此后在1921年下半年未再到过上海。[7]在各种有关的传记和年谱中，也都没有他在1921年9月到上海去参加过中央会议的记述。

（四）即便是罗章龙本人在他写的纪念王尽美的专文《回忆王尽美光辉的一生》中，以及文中所附的他早在1926年所写的一篇王尽美小传，也没有提到1921年9月他曾与王尽美在上海一起参加过中央会议。

三、对罗章龙回忆的合理解释

罗章龙的回忆存在着上述诸多不确之处，那么，他又为何坚持说自己曾参加过这样一个会议呢？仔细推敲他三次回忆，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来：

（一）他确实在1921年夏天到上海去参加过一次会议。他的三次回忆都认定有此事，说明他在大体情节上不会是误记。尤其他说这个会议“和我都参加了”，误记的可能性更小，因为他和早在1915年长沙求学时就结为至交，1918年又一起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后来他到北京大学上学，其间两次到北京都曾与他会面，1920年春从北京返回湖南后，两人还一直通信，其中那句著名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的话，就是1920年11月给罗的信中写的。在不到一年后的1921年夏天，两人在上海重逢，自当给罗章龙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说他的记忆完全错误，不太合理。也就是说，他确实在1921年夏天，到上海参加过一个会议，并且在会上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