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治过程研究途径的中东政治变革解释机制研究

摘要：2011年初中东地区发生了轰动世界的政治变革，这对中东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往往曲折反复，蒂利的政治过程研究途径摈弃了民主化理论中传统的结构主义和政治转型解释机制，将重心放在民主化和去民主化过程中关键事件和重要机制的研究。将这种研究途径用于分析中东民主化进程，解释国家和公民是如何经由各类政治过程逐步突破公共政治的隔绝、扩大政治平等、实现民主协商，这对于解释中东地区的政治变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创新价值。

关键词：中东民主化；政治过程研究途径；政治变革；蒂利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073-006

一、突尼斯菜贩之死引起的“蝴蝶效应”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中部小城一名菜贩的自焚事件，掀起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反叛浪潮，从利比亚到伊朗的各个政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从突尼斯这个菜贩大学生自焚事件为导火索，到本·阿里政权前后仅用了29天，2011年1月25日，冲击波及到了埃及，当天发生了穆巴拉克统治30年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8天后，穆巴拉克下台，那天示威人数达到200万。接着，2月15日，利比亚和巴林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而海湾地区从未发生过这样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埃及、也门、约旦、伊朗等无一幸免，除卡塔尔外的22个阿拉伯国家都受到这次民主冲击波的席卷。约旦政治分析家坎哈威说：“警钟已经响起，其他国家领袖应有所醒悟，意识到民众已非常厌烦，他们要争取政治自由、实现真正的经济改革、杜绝贪污和用人唯亲”。[1]

那么，这次中东民主化浪潮的“蝴蝶效应”仅仅是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网络传播新技术的推动吗？抑或是美国式“民主”过去十年在东欧、乌克兰、中亚引发“”所带来的示范作用呢？[2]显然，这场社会政治变革有复杂的动因和社会背景：郑永年（2011）指出，金融危机动摇了国际权力格局，从而松动了中东、阿拉伯世界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一旦西方体系“控制”结构动摇，这些国家内部就开始变迁；[3]赵灵敏（2011）认为，与以往主要由上层统治者和外力来推动的模式不同，此次中东的变化是自下而上的，这代表了中东民主的社会基础正日趋成熟，它对中东特别是阿拉伯世界民主意识的提升和民主化进程的加速无疑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王京烈（2011）指出中东政治危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包括经济发展缓慢、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官员腐败引发民怨，其中深层次原因主要是转型时期的中东社会政治合法性与继承危机问题，伊斯兰教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西方势力的影响等。[4]本文不再重复对中东政治变革的宏观式结构因素的分析，也不局限于中东某个国家的内部社会、经济变革或者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力，而是基于查尔斯·蒂利的政治过程研究途径分析此次突尼斯“蝴蝶效应”事件所展现的中东民主化进程与未来趋势。

二、民主化的解释机制：政治过程研究途径

研究途径指“用来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它根据一定的原则和结构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程序，把研究对象的各项变量纳入一定的理论框架之中”。[5]波特将民主化理论研究途径分为三类（1）现代化研究途径（modernization approach），强调有关现行自由民主或成功民主化所必要的社会与经济因素，如利普赛特的《政治人》、普沃斯基的《民主与市场》皆是代表作；（2）转型研究途径（transition approach），强调政治精英的策略选择以解释政权从威权统治迈向自由民主的原因，主要代表作品如罗斯托的《民主的转型》、吉列尔奥·奥康奈施密特在《摆脱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的民主国家的一些初步结论》以及胡安·林茨与斯泰潘所著《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等；（3）结构研究途径（structural approach），通过在历史变迁的长期过程中发现权力结构的变迁，解释民主化的产生，代表作品包括巴林顿·摩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等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6]

因此，民主化过程与动因的解释机制主要依循了这三种方式，然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这些研究途径非常不满，认为，“眼下，关于民主化的大多数理论，要么是停留在对条件的详细叙述上（如社会经济现代化）；要么是跳过去只描述它是如何产生的（如通过精英之间的成功交易）。” [7]334于是，他和同事共同推动了政治过程研究途径的兴起，(1)政治过程方法注重分析政治民主化中精英与民众的互动，“研究并探寻那些促进、阻碍或逆转民主化的机制与过程”，[8]6而不是仅仅关心民主化的初始条件和最终的结果。从结构主义方法向政治过程方法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民主化理论的先天不足，政治学家可以进一步解释，民主化运动为什么会在社会条件相似的威权国家中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9]3

（一）政治过程研究途径之民主化内涵

蒂利评判了各种民主化解释模式，承继了达尔在《论民主》中的主张，其民主化的基本立场如下：（1)否认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变迁存在标准的次序；强调有很多条不同的民主化道路，因为关键机制是以多种多样的结合和顺序来起作用的；（2）否认民主化存在任何普遍的充分条件，但提出了一些必要条件；（3)很多研究将民主转型与转型中或转型前夕的政体特质结合起来，他否认民主化关键起因在跨越非民主政治与民主政治上起了作用，他更专注于推进或抑制民主化的旷日持久的进程；（4)他否认民主享有超然的稳定地位，他认为近年来民主确实更占主导，但去民主化依然频繁且到处发生。[8]13

其次，他从国家与公民之间互动的政治过程角度界定民主、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概念，即辨析一个政体是否民主，要看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否具有广泛、平等、受到保护和相互约束的协商特征。[9]25 “民主化意味着朝向更广泛、更平等、更多保护和更多制约的协商的方向的净运动（net movement）”。[10]12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强政府人和政府所管辖人口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关系，增强政府所管辖人口对政府人员、资源和政策的有约束力的协商，增强对人口（特别是少数人口）的保护使之免遭政府人独裁行动的侵害。” [8]13相反地，去民主化“意味着朝向范围更小、更不平等、更少保护和更少制约的协商的方向的净运动”。[10]12其中，广泛、平等、保护和相互制约确定了政权之间变化的四个在局部相互独立的维度，“广泛性”，指从少数人享有到广泛的人们的政治参与；“平等”，指从公民范畴内极大的不平等到广泛地在两个方面的平等；“保护”，指从很少到很多的防止国家专断行为的保护；“相互制约的协商”，指从没有制约或者极端地不对称的制约到相互制约。这四个维度是变化的趋势，如果一个政权的净运动朝着这四个维度的更高端发展，就是民主化，如果净运动朝着更低端发展就是去民主化。[10]13这一定义突出了民主化的政治变化过程，而不同于大多数西方理论家主要强调民主化的程序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