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定罪与定罪情节

时间:2022-10-11 10:24:43

目 录

论文摘要…………………………………………………………………………(1)

一、 定罪的概念和特征……………………………………………………(2)

(一)定罪的主体是国家审判机关…………………………………………(3)

(二)定罪的标准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3)

(三)定罪的对象是被审理的行为,定罪活动是分析判断的过程………(4)

(四)定罪的结论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性质犯罪,以及适用法

定刑的档次……………………………………………………………………(5)

二、定罪情节的概念和特征……………………………………………………(6)

(一)分析对定罪情节概念的几种表达方法………………………………(6)

(二)定罪情节的概念和特征………………………………………………(6)

参考文献……………………………………………………………………… (11)

论文摘要

定罪必须以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绳,定罪和量刑是刑事司法的重要活动。本文针对传统的定罪、定罪情节概念的不足,提出了修正的定罪、定罪情节概念,并就其范围和性质进行了界定。分别从定罪的概念和特征两大方面进行阐述。在定罪的概念和特征方面:首先列举出了三种不同传统的定罪概念,针对传统的定罪概念的不足,提出了刑法学上的定罪是指审判机关依据案件事实和情节依法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性质的犯罪以及确定适用法定刑档次的活动。其特征:一是定罪的主体是国家审判机关;二是定罪的标准是刑法规定犯罪构成;三是定罪的对象是被审理的行为,定罪活动是分析判断的过程;四是定罪的结论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性质犯罪,以及适用法定刑档次。在定罪情节的概念和特征方面:首先就目前学术界有关定罪情节概念的意见,归纳了四种意见。一是认为定罪情节仅包括区分罪与非罪的情节,是不正确的;二是把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排斥在定罪情节以外是不正确的;三是定罪情节未必一定是在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情节;四是认为定罪情节只能是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也是不恰当。根据上述观点,认为定罪情节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决定或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定罪时作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适用法定刑档次的一系列主客观事实情况。它具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定罪情节是与量刑情节相对应的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及其程度的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适用法定刑档次的主客观事实情况,并证明是属实的。2、定罪情节不仅包括罪中情节,而且还包括罪前情节和罪后情节。3、定罪情节不仅决定具体犯罪的性质,而且决定对该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统一标准和范围,同法定刑有着必然的联系。4、定罪情节是对犯罪分子落实刑事责任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根据。

[关键词] 定罪 定罪情节 犯罪构成 定罪对象 行为 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犯罪性质

司法机关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认真把握犯罪的本质特征和犯罪构成的具体要求,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做到定性准确,不枉不纵,于法有据,名副其实。定罪和量刑是刑事司法的两项重要活动,是打击犯罪,实现刑法目的的关键环节。定罪的主体是国家审判机关,定罪的根据是案件的客观事实,定罪的标准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对什么是定罪,定罪情节包括哪些内容以及定罪的环节,传统的观点尚不够科学合理。正确界定定罪和定罪情节对刑法理论的发展和刑事司法实践都大有裨益。

一、定罪的概念和特征

传统观点认为,定罪是“认定犯罪”的简称,它与量刑构成刑事审判工作的两个基本环节。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往往在三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定罪概念:最广义的定罪,是指调查核实、确定行为的事实情况以及根据法律对行为性质作出判断的一切活动;[1]广义的定罪,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依照刑法规定,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什么性质犯罪的活动;[2]狭义的定罪是指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构成什么性质犯罪的活动。[3]最广义的定罪概念包含了事实查证和刑事诉讼程序等方面的问题,超越了刑法学研究的范围,故刑法学通常不采用其含义。[4]

笔者认为,人们通常采用的广义的定罪概念,不能全部涵盖定罪活动的全部内容。定罪作为一个刑法学概念,是与量刑相对应的,定罪是适当量刑的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延续,没有定罪则量刑缺乏基础,没有量刑则定罪失去法律意义。刑法为不同种罪行和不同危害程度的犯罪所配置的法定刑是轻重不等的。只有正确定罪,才能找准对犯罪人适用的法定刑;定罪错误通常导致错误的适用法定刑。定罪不但要确定行为人构成什么性质的犯罪(罪名),而且对绝大多数罪名来说还要进一步确定行为人是构成该种犯罪的基本罪,还是构成重罪或者轻罪。定罪和量刑活动的核心都是依法确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有无及大小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依赖,不可分割的。但定罪和量刑毕竟是两项不同的审判活动,各自有独立的内容,所以,有必要廓清两者的界限。

笔者认为,刑法学上的定罪是指审判机关依据案件事实和情节依法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确定适用法定刑档次的活动。因此,定罪有如下特征:

(一)定罪的主体是国家审判机关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定罪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审判权的一个十分重要内容就是定罪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上述法律原则体现出,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定罪权是刑事审判的核心,人民法院作为我国的唯一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审判权。不论被告人事实上是否有罪,不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在法律上不应确定他为罪犯。公安、检察机关在立案、侦查、审查结段可以从程序上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但不具有终局性。[5]可见对于定罪的主体,法律只赋予司法机关,严格说只有审判机关。以定罪的职责,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定罪的职权。因为定罪的结论是有罪或无罪,当确定有罪时,实质上是对行为的否定评价和对行为人的谴责,因而不可能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参与定罪。[6]定罪是重要的司法活动,是国家权力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一般的活动,它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国家权力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由代表国家的机关来行使,如果国家权力可以任意由个人或单位行使,则国家将不成为国家,更无法制可言。有人认为,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也是定罪活动。[7]这是不正确的。司法和审判是两个不同的的概念,司法是法律的适用,审判是审理和裁判,审判是司法活动的内容之一,两者是“属”与“种”的关系。侦查和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内容,但是该两项活动尚不能对行为性质作出最终裁判,即使是检察机关作出不决定的案件,当事人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所以,侦查和不属于定罪活动。可见,只有人民法院的定罪判决具有最后的法律效力,只有人民法院能认定有罪。

(二)定罪的标准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

即行为符合犯罪构成的,就构成犯罪,否则不构成犯罪。所谓犯罪构成,就是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8]犯罪的构成包括了行为的客观方面和行为的主观方面,能全面反应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犯罪构成,也只有犯罪构成才能作为定罪的标准,不依据犯罪构成就任意去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离开这一标准则会冤枉无辜或放纵罪犯,罚不当罪。

(三)定罪的对象是被审理的行为,定罪活动是分析判断的过程

被定罪的对象只能是行为而不能是行为人。马克思曾经指出:“我只是由于表现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生存的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9]马克思只所以强调行为在法律上的重要性,是因为法律从性质和功能上讲,就是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要弄清被审理的行为,首先有必要明确我国刑法中“行为”一词的含义。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行为的含义多种多样,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1)最广义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泛指人的一切行为,不论是否为犯罪行为。(2)广义的行为。这种“行为”同犯罪行为含义相同,意指犯罪这种行为。例如我国刑法典第13条关于犯罪定义的规定中使用“行为”一词,就是包括主观要件(故意、过失)和客观要件在内,有机统一而构成了犯罪行为。(3)狭义行为,专指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即危害行为。例如,我国刑法典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里的“行为”就是指行为的客观要件而不包括犯罪主观方面在内的危害行为。[10]上述三类行为虽然都称为“行为”,但意义不同,不能混淆,如果把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就是犯罪行为,那么,认定犯罪就只有考察有无危害行为,至于犯罪主观方面的要件是否存在,有无故意或过失,就不必去把握了,这显然是不对的。笔者认为:作为定罪对象的行为,意指第二种广义的行为,即主客观诸要件的有机统一而构成的犯罪行为。

行为虽然是行为人所实施,行为反映出行为人的性质,但行为的性质并不代表行为人的性质。定罪是对行为性质的评判,所以它只能以行为为对象而不是行为人。定罪作为一项司法活动是一个分析、推理、判断的过程。法律规定是抽象的行为,而司法实践的对象却是具体的行为,这就要求审判人员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从案件的具体事实中抽出符合构成要件的部分,从而认定行为的性质。

(四)定罪的结论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性质犯罪,以及适用法定刑的档次

传统的观点认为,定罪的结论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什么犯罪。[11]笔者认为,定罪活动中,首先要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作出判断。作出罪与非罪的判断是十分关键的一个步骤,若认定行为构成犯罪,则意味着行为人要为其承担刑事责任,面临着自由、财产、甚至生命权的现实剥夺,而这些都是人生存的基本的、重要的权利。若行为人不构成犯罪自无刑事责任可言,若行为构成犯罪时,则要在此罪与彼罪之间作出评判。不同的犯罪 ,具有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刑法也因此配备了轻重有别的法定刑。在此罪与彼罪的问题上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构成犯罪的具体罪名,二是构成一罪还是数罪,三是构成共同犯罪还是非共同犯罪,四是犯罪的具体形态,即犯罪既遂、未遂还是预备中止等。[12]最后,还要根据犯罪造成的结果和其他情节确定法定刑的适用档次。不仅不同的犯罪具有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同一种类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可能大相径庭。例如,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轻则可以致人轻伤,重则包括致人死亡的结果。显然,这两种结果的社会危害性是有显著的不同。因此刑法对绝大多数犯罪都规定了两个以上的法定量刑档次。所以,解决了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定罪活动的结束,只有确定了具体适用的法定刑档次,才彻底解决了定罪问题。定罪结束后,接着就是量刑活动。量刑是依据法定和酌定的情节,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的。无论是法定的量刑情节和酌定的量刑情节,都必须以法定刑为参照。如刑法第62条:“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刑法第63条第1款:“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第2款:“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所以如果不确定法定刑的档次,则量刑就没有可参照的基准。

二、定罪情节的概念和特征

关于定罪情节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表达方法:1、定罪情节是指一切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被刑法列为犯罪构成综合标准的事实情况。它是区分罪与非罪界限的情节。[13]2、刑法中的情节应分为定罪情节、量刑情节与行刑情节,定罪情节是指影响罪或与定罪关系密切的情节。它包括: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节,决定罪与非罪界限的情节,决定罪轻罪重的情节。[14]3、定罪情节是指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犯罪构成共同要件以外的,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定罪时区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以及此罪与彼罪标志的一系列主客观事实情况。[15]4、定罪情节是指,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共同要件以外的,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定罪时作为区分罪与别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以及此罪与彼罪标志的一系列主客观事实情况。[16]

以上见仁见智的观点,各有所长,但也都存在可供商榷之处:

首先,认为定罪情节仅包括区分罪与非罪的情节,是不正确的。前文已述,定罪是审判机关依法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性质的犯罪以及适用的法定刑档次活动。区分罪与非罪只是该活动的一个环节,仅指犯罪实施进程中所发生的表明罪刑轻重和刑事责任大小的各种主客观事实情况。它只包括罪中事实,不包括犯罪实施前和犯罪实施后发生的表明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程度的主客观事实情况。犯罪总是通过一系列复杂多变的事实和情节来表现,其中有些情节着重体现行为的违法性,有些情节着重体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而有些情节则体现客体的性质。例如,在刑法中未将犯罪手段作为构成要件予以规定的条件下,使用一般强制方法的罪,与采用惨无人道,极端野蛮的手段实施罪,前者情形明显轻于后者。所以,犯罪的情节中表明行为具有犯罪的情节只是定罪情节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其次,把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排斥在定罪情节以外是不正确的。这些学者认为,把罪前存在和罪后发生的那些能够说明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程度的主客观事实情况,都说成犯罪事实,作为定罪情节,认为犯罪构成共同要件不是定罪情节的观点,这在理论上是不符合逻辑的。这些情节虽然影响量刑,是定罪情节的组成部分,但因不是发生在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并且同犯罪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不能认为是犯罪事实,固不能为定罪情节。其实,作为定罪情节根据的犯罪事实,确切的说,应当称为“案件事实”(广义的事实)。例如,刑法第61条所列举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的危害程度。”这四项内容,实际是对案件事实的高度概括。所谓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指通说所指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犯罪构成和定罪情节是基于不同的认识角度对案件事实情况所作出的评价。犯罪构成突出说明犯罪事实在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定罪情节是与量刑情节相对应,突出说明案件事实在决定行为人刑事责任大小以及作用机制等方面的不同。同时,两者只是基于不同认识对同一对象的评价,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别。犯罪构成要件与定罪情节的关系应该是:犯罪构成要件只包括定罪情节的一部分内容,即有关犯罪主体方面的情节,如行为人的年龄,精神状态等;有关行为客观方面的内容,如犯罪对象,手段,地点等;有关犯罪主观要件的情节,如故意、过失等;以及表现客体性质的情节,即犯罪对象。定罪情节不仅包括犯罪构成共同要件的情节,而且包括那些决定法定刑档次的情节。如刑法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七)持枪抢劫的;……”。根据该条规定,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故意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即成立抢劫罪。而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中并不要求有“持枪”这一情节。但若行为人具有“持枪”抢劫情节的,则会使所适用的法定刑升级。所以,该情节属于定罪情节但不是犯罪构成共同要件的情节。

再次,定罪情节未必一定是在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情节。依据时间的先后顺序,犯罪情节可以分为罪前情节和罪后情节。罪前情节主要是指犯罪行为实施前行为人的表现,如与被害人的关系,有无前科等;罪中情节是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各种情节,如行为实施的具体经过,如犯罪主观方面的情节;罪后情节是犯罪行为实施后行为人的各种表现和其他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客观事实情况,如行为人是否有自首、立功及认罪态度好坏、积极退赃、挽回经济损失等情况。定罪情节主要存在于罪中情节,但不仅限于此。有些罪前情节和罪后情节也具有影响定罪的功能,也属于定罪情节。如刑法第264条:“盗窃公私财产,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里“多次盗窃”是定罪情节,但它显然属于被审理的行为实施前的情节。另外,根据刑法第87条的规定,犯罪在时效期限内未被发现的不再追诉。“犯罪在时效期限内未被发现”这一客观情节具有不定罪的功能,所以属于罪后情节。

最后,认为定罪情节只能是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也是不恰当的。犯罪构成共同要件的定罪情节对定罪有决定作用,具备这些情节行为就成立犯罪,反之则不成立犯罪。而构成要件以外的定罪情节虽然对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意义不大,但却是决定法定刑是否升级,即罪轻与罪重的情节(宣告刑的轻重)。这些情节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不起决定作用,仅有影响作用。例如,决定于行为的犯罪手段,是否凶狠、是否残酷、使用不使用暴力;决定于行为人的情况及主观因素,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故意还是过失、有无预谋、偶尔犯罪还是累犯、惯犯等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着社会的危害性。所以,把定罪情节归结为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有影响作用的情节是不全面的。此外,上述观点中所讲的重罪与轻罪之含义也是不确切的。重罪与轻罪是以罪与罪之间的最高法定刑为标准,有关犯罪分类方面的划分,属于此罪与彼罪的范畴。在我国有学者将最高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划分为轻罪,而其他罪为重罪。笔者认为,定罪情节影响罪刑的轻重是指影响同一罪中法定刑的等级。我国刑法对大多数犯罪都规定了两个以上的法定刑档次,把相应的犯罪称为基本犯,加重犯(包括情节加重犯和结果加重犯、加重结果犯)。法定刑档次的确定应属于定罪的范围,还因为事物都有质和量的统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只规定了行为的质——犯罪,而法定刑的等级则规定了行为在犯罪的质中的量。

根据以上所述,定罪情节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决定或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定罪时作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适用法定刑档次的一系列主客观事实情况。定罪情节具有以下特征。

(一)定罪情节是与量刑情节相对应的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及其程度的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适用法定刑档次的主客观事实情况,并证明是属实的

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相对应,其外延是相同的,两者都包含罪中情节、罪前情节和罪后情节,突出说明案件事实在决定行为人刑事责任大小以及作用机制等方面的不同。二者只是基于不同认识对同一对象的评价,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别。实践中有把定罪情节只限于罪中情节,外延比较狭窄;而量刑情节则包括罪中情节、罪前情节和罪后情节,外延比较宽广。[17]这就把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区别开来,不足为取。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都与犯罪构成主客观要件具有密切联系。例如,手段是否残酷,结果是否严重以及一定的时空条件等,都与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的行为具有密切联系;动机是否卑鄙、成年与未成年等等,都与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主体相联系。所以,既然是定罪的情节,当然也是影响量刑的情节,只有当某种事实情况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时,才能影响到定罪和量刑。因此,只有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及其程度的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适用法定刑档次的主客观事实情况,才是定罪情节。

(二)定罪情节不仅包括罪中情节,而且还包括罪前情节和罪后情节

如前所述,定罪情节只能是广义上的案件事实它不限于罪中事实,把罪前和罪后发生的那些能够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程度主客观事实情况也应作为其组成部分。罪中情节主要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一些情节,这些情节既反映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同时对于判定行为人再犯可能性大小也有一定的意义。[18]罪中表现主要有:一是犯罪的动机。一般来说,故意犯罪的动机都是不良的,但也有程度上的差别。例如,杀人,较之基于保护自己或他人的合法权益、一时激愤的杀人严重。二是犯罪的手段。例如,用碎尸肢解等残忍的手段杀人,比一般开枪杀人严重等。三是犯罪的环境和条件。例如,乘他人危难之际抢劫,比一般的抢劫严重等。四是犯罪造成的损害严重程度等。五是犯罪对象的情况。例如,伤害孕妇、未成年人、盲人、聋哑人,比侵害一般的人严重;盗窃军用物资比盗窃一般物资严重等。罪前情节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以前的一贯表现。例如,如果行为人一贯遵纪守法,表现较好,偶尔失足犯罪,应予宽大处理;反之,如果行为人一贯表现不好存在前科劣迹,应受到较重的刑罚处罚。罪后情节是指行为人在犯罪以后对于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所抱的态度。例如,行为人是拒不交待,甚逃避法律制载,还是主动投案自首、检举立功、主动坦白、积极退赃、挽回经济损失,都反映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因而在定罪量刑时应当区别对待。由此可见,定罪情节应为广义上的案件事实,它既包括罪中情节也包括罪前和罪后情节。

(三)定罪情节不仅决定具体犯罪的性质,而且决定对该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统一标准和范围,同法定刑有着必然的联系

不同的具体犯罪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刑法也因此配备了轻重有别的法定刑。有学者认为决定犯罪性质的主要因素是犯罪的直接客体,也有学者认为是特定的危害行为,还有学者认为是特定危害行为与特定直接客体的统一。[19]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准确全面。因为在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中,既有同一危害行为由于侵犯不同的直接客体而成立不同的罪名的情况,也有同一直接客体被不同危害行为侵犯而构成不同犯罪的情况,还有危害行为和直接客体均相同但因犯罪主体或主观方面不同而成立不同罪名的情况。所以,不能说犯罪的性质是由犯罪构成中的某个或某些因素决定的,而只能说是由定罪情节中的主客观事实情况决定的;只有全部因素的总和才能决定每个具体犯罪的实质。由于不同性质的犯罪具有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和不同的社会危害程度,所以立法者为它们配置了轻重不等的法定刑。现行刑法使用的法定刑计有三十多种模式,各种模式之间都存在着刑种性质或刑期幅度的差别,甚至悬殊很大。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必须依据定罪情节,准确认定犯罪的性质,这样才能确保量刑适当无偏差。

(四)定罪情节是对犯罪分子落实刑事责任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根据

定罪情节决定具体犯罪的性质,犯罪是刑事责任产生的法律事实根据,没有犯罪自无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必然法律后果。而刑事责任又决定着是否适用刑罚和如何适用刑罚的标准。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说,刑事责任小,刑罚就轻;刑罚责任大,刑罚就重。据此,在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时,除了考虑犯罪行为是否严重和严重程度外,还必须考虑影响刑事责任轻重的情节。对具有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情节的,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对具有可以或应当从重刑事责任情节的,可以或应当从重予以刑罚处罚。总之,对行为人是否判处刑罚和判处什么刑罚,一般说来,都应依定罪情节中的一系列主观客事实情况而定。所以,定罪情节是对犯罪分子落实刑事责任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根据。

参考文献

[1][3][4][6][11]张明楷.刑法学(上).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37.339

[2][8][9][10][12][17][19]高铭喧.马克昌.刑法学(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2.67.68.223.144.145.185.189.267.263

[5]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7

[7]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434

[13]高铭喧.中国刑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76

[14]赵炳寿.刑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341.342

[15]王晨.定罪情节探析.中国法学.1992.66

[16]陈兴良.刑事司法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24

[18]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下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24

上一篇:论共同受贿犯罪特殊构造问题 下一篇:替米沙坦在老年性高血压病中的治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