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时期如何保障民生

在提高社会福利或发展社会保障时，不能忽略其成本怎样负担的问题；那些改革还不曾攻克的堡垒，无论如何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

通货膨胀预期攀高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食品等基础消费品价格上升，使得居民原本因为工资、养老金待遇提高而有所上升的实际福利水平打了很大折扣，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基金甚至遭遇了负实际利率。

对于通货膨胀，我们并不陌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中期，我们经历过两次通货膨胀。这一次还没有那么严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构成价格全面上涨，但如果因此而忽视它，是相当危险的。

而且，这次和上世纪两次通胀的原因也不相同。上世纪80年代的通胀主要是由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引起的；90年代的通胀则主要是因为投资需求过量。至于这次通胀的原因，多数经济学家强调汇率和货币发行的问题；政府部门则多认为只是短期的和所谓“结构性”的价格上涨，而不是通胀。在我看来，此次通胀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汇率问题是主要原因，却不是惟一原因；2007年下半年CPI已经明显上升，雪灾的影响只是短期性的。

一段时间以来集中实行的宽松的财政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最低工资标准、新《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影响市场的举措，也会刺激价格水平上涨，虽然它们不见得是主要因素。这不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观点。但是，反通胀的财政政策的确应该是反周期的，那么，在经济增长的高点上，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实行宽松财政政策，对降低价格水平不会产生正面效果。

因为补偿性财政支出是社会保障的重要支撑，所以，本文的批评者有可能会把我的观点曲解为不要社会保障、不要改善民生。有必要声明，我不会持有这样的观点，而是说，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及有关财政政策要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协调；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以及相应的补偿性财政支出政策，应避免进一步刺激价格水平上升。

在一般均衡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这时的资本劳动比应是最优的。长期来讲，资本劳动比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这是经济学的一个简单原理。近年来，中国相继推行多项社会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农合”；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提高养老金水平；增加工资等，尤其是实施新《劳动合同法》，为保护劳动者权益提供了更加严格的法律依据。这些法规和政策对民生状况有很大改善，但是也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同时，因为技术水平短期内不会改变，所以，资本劳动比不会发生改变，这样，资本的名义价值就会提高。

另外，对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土地，其批租制度的市场化运作多半还只是流于形式和表面，建设用地的价格形成过程中存在着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费，卖地在很多地方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这一方面对耕地保有量形成压力，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农村基层组织甚至是农民种地的意愿，所以，也会拉高农产品的相对价格。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通货膨胀苗头，货币和汇率政策也许是主要因素，但是，我认为还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中国在短时间内集中推出了力度很大的民生政策，政府开支迅速增加；二是推出了较多直接干预市场、特别是直接干预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政策，使得劳动力成本大为增加；三是在改革攻坚战中，土地批租这样的堡垒还没有被攻克，既得利益集团操控市场，必然导致严重后果。对于广大中低收入者来说，通胀无异于雪上加霜，不但实际福利受损，而且与富裕者的实际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事实上，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等法规或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增加的劳动成本最终由这些企业来承担。然而，企业做出了一些让某些法规制定者始料未及的应对。近来，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了中小外资企业撤资、停产的现象，企业破产立案率也有所上升。劳动者的风险如果全部要求雇主来承担，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好的选择。而从目前一系列政策的目标和实际效果来看，低端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并没有被有效地分散出来。

增加社会福利对于价格水平的影响，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能找到踪迹。例如，许多欧洲国家在“二战”以后迅速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但是，高税收、高失业和持久的通货膨胀也如影随形。时下，国内有人士对西方福利政策推崇有加，对其后果却视而不见，委实令人担忧。

众所周知，“二战”后引导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用以进行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是一种反周期的宏观政策，即在经济衰退时扩张，通胀加速时紧缩，如果反过来顺周期运用，其结果不言自明。当前，中国政府为了抑制通胀苗头，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力度够不够，以及仅靠有限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够不够，还是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里根政府就曾经一度实行过“宽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但是并不成功。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即货币政策能不能独立于财政政策，二者如果不能独立运用，也会削弱政策效果。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短时期集中推出力度很大的社会福利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并且让中小企业承担大部分成本，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更能看出十几年前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这一思路和建议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用存量资产或国有股权来支持养老保险，那么，就不会因为要在短期内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而产生过大的流动性，还可以由此建立一个现收现付与积累制相结合的制度，使其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另一个杠杆。由于二者是相互补充的，所以，在现收现付或积累制任何一部分压力过大时，另一部分都可以分担。

另外，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上说，如果能让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险基金代表广大中低收入者接持那些垄断性行业的部分股份，或许比任何转移支付政策都更加实实在在，比起现在许多论者主张的公平更加公平。

但是，2001年开始的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试点，无一不是用财政资金即现金做实的。不仅起不到杠杆作用，而且没有弹性，无助于减少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此外，我们现在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是对的，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有助于扩大内需，但是，在通胀势头明显，尤其是食品等基础消费品价格居高不下时，我们还应当把事关消费的政策做得更细。要在鼓励私人消费的同时，坚决压缩公共消费，用压缩公款吃喝等办法来抑制对食品的过度需求，用压缩公车消费和公款旅游的办法来缓解油价压力。可是很显然，这些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我绝非不主张提高国人的福利水平，只是想说，我们在提高社会福利或发展社会保障时，不能忽略其成本怎样负担的问题。应当寻求更好的途径，找准和正视问题的根源，那些改革还不曾攻克的堡垒，无论如何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怎样在改善民生的同时保持经济健康发展，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和忽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不能任凭一些人假借公平的名义去伤害市场，那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没有经济学常识。

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合理，错不在市场本身，而是在于有人可以操纵和利用市场来侵占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利益。这才是政府的社会政策所必须面对的本质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走上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道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