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组织谈话

1971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从热火朝天的抚顺“八三”工地（兴建输油管道工程），回到我插队的清原县草市公社大窝棚大队，接受入党前党组织的政审和谈话。

当时我21岁，并且已经作为沈阳的知识青年代表结合进大队、公社两级革委会。当时的我，风华正茂，又赶上那样的年代，要求入党的劲头可想而知。1970年11月8日，我父亲公出时因车祸不幸丧生，父亲所在单位为照顾我家的生活，决定按照顾工伤家属的有关规定，将正在农村插队的我调回沈阳安排工作。得知此讯，疾病缠身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弟弟望眼欲穿，等着我回城挑起家中的重担。然而，我却拒绝了这番好意，回答：“家中虽然遭此不幸，可我要继续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接收党组织对我的考验。”母亲闻听，哭着说道：“孩子，你是长子，你爸没了，你就是咱家的顶梁柱，你不回来咱这日子就没法过呀！”可我牙根一咬，硬是没有听从母亲的苦劝。更让母亲伤心的是，当时我正被抽调到清原县民兵独立团政治处，参加修建输油管线的“八三工程”，为了响应工程指挥部党委提出的“在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的号召，在家庭刚刚遭此不幸的情况下，这年春节我也没有回家过。当时我为什么能如此铁石心肠？其实，离开家时，那默默流泪的母亲，那孤苦伶仃的妹妹、弟弟，令我眼泪在眼眶直打转。可一想到我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的“一生交给党安排”的誓言时，我便咬紧了牙根，心想这正是考验我意志的时候啊！

1971年3月20日的晚上，在我插队的生产大队队部，公社整建党领导小组负责人、我所在大队负责整建党工作的五七战士、队里的老党员等，共9名党员参加了讨论我入党的支部扩大会。我清楚地记得，在肯定了我从1968年9月到农村插队以来吃苦耐劳的表现后，公社整建党领导小组负责人、军宣队长非常严肃地问我：“李元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向组织交待和说明的事情没有？”我想了又想，觉得都向组织说清楚了，便说没有了。后经军宣队长的一再启发和提醒，我这才想起父亲在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曾因生活所迫，利用商业系统的关系弄了几个铝锅、铝盆，换了粮食。这在当时是“投机倒把”行为，为此父亲受到单位的处分。事发时我才12岁，对此事更多的还是听母亲说的。于是，就这件事，我在会上作了上纲上线的检查和认识，这才算过了关。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五七战士、原抚顺市委统战部的王维玺，在支部大会通过我的入党申请后，十分庄重地对我说：“李元同志，现在我代表组织对你提出两点希望：一是今后作为一名党员，在经济上要绝对地清白，不能在这方面犯错误；二是作为党员，在今后的岁月里，在生活作风上要绝对地正派，绝不允许在男女关系上给党抹黑。当然，这后一个问题对你来说可能是早了点，因为你可能现在还没处女朋友吧？”说到这里，他还关切地看了我一眼。看我摇头，在场的人都会意地笑了。

组织上的这“两点希望”，就像刀割斧凿般，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在以后的40多年岁月里，无论是在省报当记者，经常独往独来；还是在省内的一家专业报，一下子当了21年的“一把手”，每每遇到一些需要我警惕的、比较复杂的情况时，我都会想起讨论我入党那天组织上对我提出的“两点希望”。这“两点希望”确确实实管了我一辈子呀。如今，我已退休了，但是我仍在关心党的建设。我常想，党就是要管党！对党员要求得越严格越好，特别是对那些刚刚走进党组织大门的人，有个严格的开端，再从制度上实现经常性的监督，这对组织和个人来讲，是多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