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晚清货币史研究的综述分析

晚清我国货币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表现在货币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整体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并涉及货币的其他方面,如理论、资料及影响等多个方面。不过,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注意成绩背后所潜藏的理论、方法、内容和材料等方面的不足。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晚清我国货币史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和反思,以总结成绩,并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整体研究

主要体现在对币种的研究,主要币种有如下几种:银元、铜元、钞票、纪念币。

(一)银元

成春到认为京局制造“庚子”七钱二分银元是一特例银元并对其进行了描述。[1]张华宁、燕红忠认为晚清时期,除日趋减少的西班牙本洋之外,在中国使用的外国银元主要有墨西哥鹰洋、英属地的两种银元和日本龙洋等几种。[2]张宁认为输入中国的银元总共有几十种,最流行的莫过于一种西班牙银元——本洋。外国银元主要有日本银元、日本银元、西贡银元、香港银元。[3]陈景熙认为七兑银是近代潮汕特别是汕头的虚位银。[4]

(二)铜元

成春到认为在清代,钱面有“大清”二字的方孔铜钱,仅有一特例,为宝福局铸造的当一十的“咸丰通宝”。[1]叶真铭提到“福建通宝”圆形圆孔铜钱,是辛亥革命时期福州铸造发行的货币。[5]

(三)钞票

叶真铭提到中华福建银号最早发行的是“台新议平柒钱重钞票”。[5]陈景熙认为兑换券七兑票是近代潮汕特别是汕头的第一种地方信用货币。[4]周忠明从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在各地的发行、在江苏发行状况以及加盖江苏地名的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几个方面论述咸丰票钞。[6]

(四)纪念币

郁祥祯、沈鸣镝认为我国早在清末民初,即铸发过以金银铜为币材的机制纪念币(章)。[7]叶真铭提到辛亥“中华元宝”银角——福州铸造的辛亥革命纪念币,也是当时全国铸造发行的纪念辛亥革命货币中惟一一枚纪念银币。[6]

(五)其他

另外还有一些币种。如辅币、大钱、咸丰小平钱、太平天国型挂钱、制钱、外币、纸币、伪钞、雕母。

郁祥祯、沈鸣镝认为福建省1928年、1931年和1932年曾先后铸发过多种版别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银质纪念辅币。[7]马传德、徐渊认为咸丰出谱大钱三珍是宝福局咸丰通宝大清壹百大钱、宝伊局咸丰元宝当千大钱和宝苏局咸丰元宝当千大钱。[8]周少华认为咸丰小平钱主要有宝直局“咸丰通宝”铁母,宝泉局“咸丰通宝”铁母,宝福局“咸丰通宝”母钱,宝苏局“咸丰通宝”、“咸丰通宝”样钱,宝伊局“咸丰通宝”母钱。[9]袁华惠、王纪民对其藏有的太平天国大型挂钱进行了描述。[10]

葛玉红认为清末社会上流通的制钱主要有道光通宝、咸丰通宝、咸丰重宝、咸丰元宝、同治通宝、同治重宝、祺祥通宝、光绪重宝、光绪通宝及宣统通宝等。他认为在咸丰以前,外国银元流入最多、使用最广的是西班牙的“本洋”,其次是墨西哥的“鹰洋”、英国杖洋和日本的龙番或龙洋等。至光绪、宣统之际,流通最广的是墨西哥的鹰洋,其次是英国的银元、日本银元、西班牙银元等。清末有日殖民者所设台湾银行的银元纸币、金元纸币,朝鲜银行的金元纸币有流入。清末伪造的金属币主要有制钱、银元、铜元、银锭、银洋、铜洋、银角、双毫银币、双角银币、大洋银币、银辅币等几十种之多。伪造的钞票主要有官银号钞票、军用钞票、粤东纸币。[11]

张宁认为清代后期流通的外币主要是银元和“夷钱”。在中国流通的外钞有德华银行银两、银元票,美国花旗银行银元票,华比银行银元票。还认为清代后期流通的外币有越南和日本的铜钱。[3]苟世英分析了宝巩局“咸丰元宝”背“当五百”雕母的三个特征。[12]

二、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可对近代中国某一地区可以进行较为深刻的剖析,主要体现在对东部、北部、西北、东北、华北、华中、西南、西部近代货币的研究。

(一)对东部近代货币的研究

《苏州近代货币录》是最主要的着作。苏州在中国近代货币的铸造、流通和发展中有着比较显着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品类繁多,涉及面广。[13]

(二)对北部近代货币的研究。

戴建兵认为近代河北币制非常复杂,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河北的币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将近代河北的币制分为银铜复本位、多元本位、银本位等多个时期,从史的角度论述了河北币制的发展。[14]

(三)对西北近代货币的研究。

王昭武认为十九世纪中叶,清政府决定在新疆乌鲁木齐、阿克苏等主要城市开炉铸造铜钱就地支付军政开支,以此避免远从内地运钱的不便。[15]吴福环、宋佩玉认为从银、钱并用到机制银元、铜元和纸币是新疆货币的近代化的体现。与祖国内地走着同样的道路,但是在时间上要滞后一些。除制造技术的革新以外,清末在钱币的形状上也进行了变革。[16]穆渊认为左宗棠在收复南疆时,即着手恢复原来清政府的钱制在货问题上大做文章。[17]他还探讨了清代新疆货币的特点、发展阶段及有关问题。[18]董翔认为晚清时期新疆地方封建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文秘站: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实行乱发纸币政策。[19]

(四)对东北近代货币的研究。

佟静认为营口货币“过炉银”是在特殊国情里产生的畸形事物,但又是闻名于世的地方性货币。作为一种地方性货币,其产生是有其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又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20]

(五)对华北近代货币的研究。

孟川提到《山东文献》曾经在2000年9月刊登了戴建兵教授的《山东省近代私票小史》青岛部分,对青岛近代史上的货币发展进行了描述。[21]

(六)对华中近代货币的研究。

陈勇通过对汉钞这一典型区域性货币的考察,选取汉钞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较好的反映出我国货币逐渐统一的历史趋势。中国近代因为币制问题比较突出,从整体上研究货币着作不少,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多种货币学(史)方面的着作。蒋廷黻的《纸币概论》可以说是其中代表之作。区季鸾所着《广东纸币史》是陈勇目前所仅见的关于区域性货币史着

作,可惜失之过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写了《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840一1949)》和《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一、二辑这3本货币史料集,收集了从1840一1949年间大量翔实的货币方面的资料,其中收集有一点武汉的货币资料。武汉金融志编委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金融研究所合编《武汉近代货币史料》中有一些关于武汉这一时期货币方面的资料。自《人民日报》于1964年1月1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近代的纸币》文章后,关于近代纸币的文章陆续出现。戴建兵着《中国近代纸币》是他所见建国后第一部专门论述近代中国纸币的专着,主要论述了近代中国国家银行和全国各地方银行所发行的纸币,简单提及汉钞。[22]

尹进认为《湖北近代货币史稿》这部新着在主体结构上分上下两编。对于这部新着,他先读了“绪论”,就深感其中有些论点既重要,又准确。[23]

(七)对西南近代货币的研究。

宋晓琴认为近代四川货币在光绪二十七年前只行使传统的纹银和制钱,之后,银两、银元、铜元、纸币多元货币并行使用。可分为制钱与纹银并行时期、自铸银铜元兼少量纸币行使时期、多元货币并行时期。[24]寇尚民依据相关史料、实物例证对四川卢比成色实测数据、产生背景 、造币厂与版式、退出流通领域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探测和研究。[25]

(八)对西部近代货币的研究。

康柳锁从甘南藏区解放前货币流通状况、关于甘南藏区有无铸币的探讨几个方面探讨了甘南藏区近代货币流通状况。[26]金普军、毛振伟从发展概况、图案的式样、币中的狮形组合纹饰、币上的纹饰、八宝纹饰以及其他纹饰等几个部分探讨钱币。[27]刘原提到乾隆五十八年年以后,曾制造过数种藏汉两种文字的双字钱币,也称为章嘎。20世纪初,地方政府便从印度引进造币机器,开始制造铜辅币。[28]蒋学松谈到币是大清试铸银币较早的地区,乾隆宝藏银币的铸行是清代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29]千家驹提到肖怀远同志的《地方货币史初探》及《半殖民地时期的地方货币》发表了之后,在我国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认为的货币具有与我国内地货币不同的许多特征,它自成一体系。[30]张虎婴有幸先读怀远同志的手稿,发现该着作较好地解决了以往货币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学和钱币学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颇值学界和钱币学界注意。[31]

三、问题与不足

通过对晚清货币史币种研究、区域研究几个方面研究成果的分析和回顾,可以看出对晚清货币史的研究已形成一个较大的覆盖面,并且对一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是深入分析时会发现对晚清货币史的研究仍存着较大的局限。

(一)理论上的缺陷

学界对晚清货币史的研究,在理论运用方面,多是运用史学理论,而采其他学科理论,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较少。很多研究者置理论与不顾,一味的重复历史事实的阐述。学界要不断反思我国晚清货币史研究理论现状,并作出努力。研究货币史时,不能仅仅局限于运用史学理论,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也是要借鉴的,做到取长补短,才能推动货币史理论研究走向新的台阶,并最终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湖北近代货币史稿》评介尚需完善之处,只是理论发挥方面,更加放开些为好。

(二)内容上的偏失

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只有在纵横方面不断地进行深入、拓展,才能弥补内容上的缺失。在以往中国近代纸币史研究以及《中国近代纸币史》的基础上,学术界应当更加注重于外国在华银行纸币、中外合办银行纸币、中小金融机构纸币、政府财政性纸币以及私票的研究;同时,在钱币学日益成为体系的今天,更应当注意吸收国内外历史、印刷等学界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另外研究的货币史,是一个独特的范畴,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运是货币研究的一个空白点。

(三)史料上的不足

史学研究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不仅需要学者敏锐的洞察力,还需要有史料作为后盾。可以说,史料的缺失将直接导致研究内容上的失衡。所以,只有在更深、更广层次上挖掘、搜集、整理史料,才能推动我国晚清货币史研究走向深远。晚清货币史的资料太过丰富,而学界的利用却远远不够,此中,搜集与整理等前期工作的缺位是重要原因。对于《中国近代纸币史》一书,也有一些小问题值得探讨。作为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货币历史的着作,《地方货币史》也有不少令人遗憾的地方。

当然,对于已取得的这些资料建设的成果,我们在研究相关问题时要注重运用。但并不能因已有的资料而抑制我们进行资料建设的步伐。有关晚清货币史的研究还有待我们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准推进,不仅研究的理论需要加强,研究的方法需要多元,研究的内容需要拓展,研究者自身素质需要加强,研究队伍规模需要壮大,而且研究的角度需要继续多样。只有在这几方面都有相当改观的前提下,该领域的研究才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参考文献:

[1]成春到.京局制造“庚子”七钱二分银元.[J].收藏界2011(6):85.

[2]张华宁,燕红忠.论晚清时期的货币与币制变革[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67-72.

[3]张宁.清代后期的外币流通.[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3):307-312.[4]陈景熙.清末民初地方虚位币制研究—以潮汕“七兑银·七兑票”为个案.[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38-48.

[5]叶真铭.辛亥革命时期福州铸造发行的货币.[J].江苏钱币,2011(2):14-20.

[6]周忠明.咸丰票钞在江苏地区发行始末.[J].中国钱币,2005(4):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