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农民的生活

清朝中叶，中国人口数量增长很快。18世纪时，人口就比清初翻了一番，达到了约3亿。1850年，全国总人口已达到4.3亿。在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平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帝王功不可没，正是在他们的集权统治下，中国社会稳定，国家经济发展迅速。

18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官僚腐败、连年水灾和耕地减少等原因，农民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近4亿农民挣扎在贫困线上。而外国殖民者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财富，清政府又把这些损失都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了他们的苦难。在清朝末年，农民的生活看不到一丝的光明。

官僚腐败

19世纪，中国大约生活着300万满族人，不到人口的1%，却占据着社会的最顶层。中央和地方各省的高官要职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控制了全国的税收、行政和军事大权，同时他们也允许部分富有和受过教育的汉族人参与国家的管理。

人口的激增冲击着清朝的行政体系。19世纪中叶，一位地方官员的管辖区域内，平均有20万人口。他要负责这一地区内所有税收、司法裁决和社会安定的事务。但按照清朝官吏的等级规定，他们得到的俸禄却相当少，而且其中大部分以实物形式发放。这便为的滋生制造了温床，各级行政机构都腐朽不堪。

在官僚作风严重的中央集权政体下，官员每天有看不完的文书，处理具体事务的时间就有限了。清朝的官员渐渐变得谨慎小心，不懂变通，只会作字面工作，这也让官僚风气愈演愈烈。养成了这种做派，还要被中央派来的密探和巡视官员严密地监视着，地方官员已经丧失了处理新问题的能力。

水患连年

国家面临的灾难几乎是同时爆发的。清朝皇帝每年拨款450万两白银，用于各地水利建设，修筑堤坝和修复河床。这笔款项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1/10强，这笔水利款大部分还是落入了大小官吏囊中。洪灾一到，整个农业经济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白莲教趁机吸收信徒，组织遭受水灾的难民频频起义。另外一个民间组织三合会大量发展会员，发动农民反抗活动。

长达1800多公里、贯通南北水路交通的京杭大运河，一直是连系北京和长江流域的纽带。然而在这一时期，大运河逐渐淤塞了。以前，南方的稻米经水路运往北方，单北京每年就需要从南方调入40万吨稻米。但由于水路淤塞，数千纤夫失去工作，成为无业游民。他们拉帮结伙，组成了黑社会和强盗团伙。各地的地主也纠集无业游民，购买兵器组成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这些地方武装和强盗团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地方富豪依靠走私和抢劫来聚敛财产，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

内忧外患

中国内忧未平，外患又起。西方国家每年派遣大量的传教士和商人来华，他们对中国虎视眈眈，觊觎中国丰富的资源，也对国内广阔的市场垂涎三尺。

1786年，广州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官方许可的通商口岸。英国人通过这个口岸，向中国内地输入大量从印度殖民地运来的鸦片。购买鸦片的客户开始是宫廷太监、满清贵族官吏及贵妇太太们，但很快众多农民和力工也成为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他们希望借吸食鸦片来回避和忘却生活的艰辛。

由于同英国商人的鸦片交易要使用白银进行支付，就导致了这种贵金属的稀缺。清朝没有大范围使用纸币，铜钱和白银依旧是主要的流通货币。但到19世纪初，白银的流入逐年减少，而流出却不断扩大，国内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大量流失。白银升值同时导致了铜钱的贬值，小面额货币贬值的直接受害者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银价涨了近一倍，铜钱相应地贬值，官府和地主对农民的赋税盘剥则达到极致。

经济危机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王朝的统治是依靠农业经济实现的。天子的权威建立在90%农民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农民种植稻米、小麦和蔬果，种棉花、茶树和甘蔗，种桑喂蚕。稻子是中国种植最广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最高。中国的稻谷文化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点，人们用锄头耕地，用人力担水浇灌，用镰刀收割，打谷的方式也十分原始。

在漫长的中国农耕史中，农业人口一直聚居在并不广袤的土地上，可耕种的土地只占一小部分。而且在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发展中，这些土地早已经被开发殆尽。农民不能通过大量开垦荒地来提高产量，只能想方设法提高耕种技术，选择优质的品种，以求在有限的土地上收获更多粮食。

18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仍然领先于世界。但由于受到传统农业思想的禁锢，大量廉价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也阻碍了城市大规模手工业的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某一地区因为天灾、人祸导致农业歉收，就会有更多的农民受灾。

18世纪末，人炸使得农村生活环境急剧恶化。人均拥有耕地数量从17世纪中期的4.7亩减少到1850年的2.9亩。长江以北，许多农业家庭不得不在他们耕作的小块土地上大量培育棉花，用来交换从江南生产的稻米。

尽管中央降低了税收，但地方官员们却肆意横征暴敛。因此，地方税通常要数倍高于国家的赋税。耕地被划分为彼此隔绝的小块领地，这样的耕种很难产生规模效应。在贫穷的农村，耕地是家里最贵重的财产。一家之主死后，他的财产和土地都必须平均分配给所有男性继承人，人均拥有土地数量越来越少。很多拥有土地的农民家族，在几代之后，各家庭分得的土地已经不够维生，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

在中国南方的水稻产区，70%的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每年至少要缴自己收成的一半。许多赤贫的农民脱离了社会，举家迁入山林中。他们砍光了那里的树木，这些农民耗尽附近的资源后，再重新迁徙到另一个地方。

整个国家陷入了财政危机。但当远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时，受困于农业背景中的中国却在走下坡路。所以当欧洲野心勃勃的殖民者来到东方掠夺时，清政府几乎毫无反抗之力。

妇女地位低微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女性一直处在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在清朝这个最后的封建王朝中，她们的社会地位尤其低微。

满清统治者遵循封建王朝的遗制，仍然推崇儒教。儒教是一种牢牢依附在农耕文化和封建等级制度上的思想体系，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儒教本身也成为统治者用来控制和镇压底层农民的工具。

到清朝，原本束缚在女性身上的礼教镣铐收得更紧，男人不允许女性亲属在公众场合露面，寡妇不能再婚，男人向女性灌输的是只有贞洁才是女性最重要的东西，而软弱是女子的美德。缠足已经变成所有女性都无法逃避的苦难，女性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住所里。她们学习为贵族制作手工艺品，或者缝制一些只有女性自己才使用的刺绣，这些几乎不能为她们带来任何收入。

农村盛行封建迷信

在18世纪末，民众的疾苦导致了众多起义。“白莲教”就是一支反抗力量。

但要让农民彻底脱离农村生活并不容易，因为邻里间紧密的联系构成了村落中严密的体系。人们共同分担红白喜事，并互相帮助打理田地。每个村落都组织起来，共同监管水资源、边界，还要维护本村居民的尊严。因此，一些跨村落的纠纷如盗窃和等，往往要引发两个村子间的大规模械斗。

农民往往受到鬼神思想的影响。每家每户都设了壁龛来祭祀祖先，家族或村落也会建造一个小型的神庙祠堂。每个省、每个地区甚至每个村子都有属于自己的神明和圣人。

人们崇拜“云神”、“雨神”、“风神”、“雷神”，还有“山神”、“水神”以及城隍。每年7月初，妇女要系上彩带，祈求七仙女帮助她们做好刺绣活儿。9月，人们花上三天时间来祭祀火神，请求它的宽恕。腊月，他们又欢庆灶神的拜访。农民在粘土制作的牛神塑像前集体跪拜，祈求它保佑牲畜。为了预防疾病，农民吃一种用面粉和蔬菜制作的饼，希望以此来避免患上天花；每到夏至，他们烹食狗肉希望以此来驱走疟疾。农民用烤乳猪和酒来祭祀谷神，祈求风调雨顺，以及农作物不受病虫害的困扰。他们拜祭龙和虎的雕像，因为在传说中，龙掌控春雨而虎可以驱走寒冬。人们还时时把鸡血抹到门楣上，希望以此来驱走灾祸。但国家的灾祸，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是难以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