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十二五”时期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作出“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的具体依据是什么

从国际和国内形势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环境看，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一度冲击全球化的进程，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艰难，但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首先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得到推动，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会受到各方面重视。经济全球化在一些方面会出现调整趋势，生产全球化将会进一步发展、贸易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掀起新高潮、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整体产业链的全球化难以动摇。其次，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的变化，各大国基本力量对比和相对地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继续提升，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主动塑造更加有利于平稳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机会大大增强。再次，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危机以来全球各国加速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加大推动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绿色产业，抢占未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在其中，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在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从国内环境看，中国在过去30多年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具备了发展提升的基础。在1978～2007年的30年时间里，中国平均GDP增长率达到9.7％，特别是2005年以来，中国平均真实GDP增迷保持在11％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物质、技术和体制基础更加牢固，企业竞争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总体看来，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并且已经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具备了进一步改革和转型的宏观基础。从特定意义上说，一些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消费贡献降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储蓄率过高等，也同样可以通过改革来促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个过程其实也正是结构调整的过程。

“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今后五年，甚至今后30年发展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一判断对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战略决策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从历史视角看，无论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工业革命，第=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革命，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信息革命，都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的版图，也影响到不同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一些国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走到了前列，另一些国家却陷入被动、落后的局面。能否抓住机遇，推进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在今后的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突出的大势，就是加快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进。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重要考验。根据统计，到2010年末中国的人均GDP或人均GNI将达到3400美元以上，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圣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增长缓慢、城市化进程出现大量的贫民窟、金融风险造成国家财富损失、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中出现不可跨越的障碍等原因，至今仍然挣扎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出现问题的原因，是结构调整缓慢、自身矛盾难以有效化解、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等。

顺利从“发展中”进入了“较为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则是受益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支撑了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在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GDP水平之后，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就必须从“拷贝”转向自主创新，而拉美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很好地改进。韩国过去30年间，人均专利注册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巴西的人均专利注册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3倍。目前，中国的人均专利注册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虽然高于巴西的水平但是显著低于韩国等的水平。

如果从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启动经济增长模式从“库兹尼茨增长”到“熊彼特增长”的转换。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库兹尼茨增长”的效应逐步递减，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重视推进制度的变革来激发能量，相信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变革仍然存在巨大的空间，例如资源价格的改革，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分配制度改革等，都是可以推进改革来激发增长潜力的领域。从韩国腾飞的历史来看，韩国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韩国也是靠模仿日本等国的技术；而日本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欧洲也在指责日本只能依赖模仿。因此，只要制度安排得当，形成一个激励创兴的财政与金融氛围，自主创新的进程也是可以激发和弥补的。

如何更好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综合国际国内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仍然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经济发展必须从外需和投资主导转变为以内需主导，通过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刺激内需增长；同时加快产业升级，优先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更加注重节能降耗；另外，及时解决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防止未来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

一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资源状况推进城镇化。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的城镇人口由1.72亿增加到6.07亿，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7.9％提高到46.6％，年均提高近0.93个百分点。即便如此，中国城镇化水平仍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稳步推进城镇化，持续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变为城镇居民，是扩大内需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将加快城镇化进程，合理确定不同城市的定位，完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等，同时把加强大城市的集聚能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作为重点，在中西部地区以县城为基础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在东部沿海地区则把有条件的中心城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同时通过加快产业转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培育发展城市群。

=是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在“十=五”期间，虽然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和环境资源硬约束的增强，中国原有的制造业的既有优势开始逐步丧失，以提升中高端产业竞争力为重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下一步的结构调整重点。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形成产业中高端竞争力，才有持久的竞争优势。但在一个国家，只有部分产业可能具备这种能力。应根据不同产业的特性，重点在研发设计、规模经济、精密制造、供应链、品牌和

营销渠道等方面下功夫，推动形成一批今后=三十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在全球范围具有持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按照政府目标，2015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8％，到2020年提高到15％，而目前这一比重不到2％。

三是推动区域结构转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在东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表现在城镇化率水平上，则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根据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区域规划的功能不同，在“十=五”期间，必须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表现为与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相关的投资需求引起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大众消费品迅速提高阶段；东部地区将会大力发展与生产结构优化升级相关的产业，表现为服务业和消费升级引起的消费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推进与区域发展规划的完善，会共同推动中国区域增长结构以及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

四是推动社会结构转型。中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特点是居民收入占比过低，而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因此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主要方向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预计未来的措施包括推动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放松服务业的管制，扎实推进垄断行业体制改革以及加大税收和社会保障在二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五是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作为一个简单对照，从加工制造业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加工制造业所创造的价值增量已经超过日本，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需求萎缩的背景下，未来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再度出现大幅度扩张的可能性不会太大。但是从金融资产的现实规模与潜在需求来看，未来中国货币资产化的趋势相当明显。从货币构成来看，中国M2的总量虽然已经十分庞大，在2010年中国的M2已经超过美国，尽管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结构相比，中国M3、M4的总量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资本市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机遇就是在贷币供应量增速继续保持平稳或者较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的多样化，M2的增长将被转换成M3、M4的增长，金融资产的转换过程会经历一个较快的过程。对比发达金融市场，未来债券资产、股票和股权、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产品将有较大的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