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支敦士登大公的传奇收藏

时间:2022-10-10 10:25:11

这还是第一次,列支敦士登大公的藏品在法国展出。汉斯-亚当亲王(Hans-Adam,译注:列支敦士登的君主被称为“亲王”,)在他位于瓦杜兹(Vaduz)的家中接待了我们,还对自己藏品中的一些杰作亲自做了介绍。

在瓦杜兹,这座城堡并不难找到:它雄踞在极高之处,中世纪的古老身姿傲然挺立,俯瞰着脚下的城市。若是用这座建筑来为《驴皮记》或是《睡美人》充当装饰背景,简直再理想不过了。而实际上,它是一幢货真价实的古厦,建于公元12世纪,设有堡垒、尖塔、吊桥和钟楼。城堡内部的照明设施稀少,布置着一件件铠胄盔甲和狩猎战利品。“我的家族在这里生活了700年。”此地的主人,列支敦士登大公汉斯-亚当二世亲王介绍道。列支敦士登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长25公里,宽10公里,但它是建于公元962年的神圣罗马帝国(Saint Empire)留下的最后一个亲王封地公国,而亲王殿下则是该国的第十五位君主。列支敦士登的800年历史就蜷缩在这片1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的君主大公并非轻歌剧中的等闲人物,而是欧洲帝王中最有钱的富豪。这位66岁的男子身材修长,满头白发,目光明净澄澈,拥有绝对高贵的纯正血统:承袭了一位位日耳曼皇帝、西班牙国王、巴伐利亚公侯、那不勒斯君主,他还是奥地利国君弗朗索瓦·约瑟夫(Fran?ois-Joseph d’Autriche)的甥侄曾孙,其家族谱系在欧洲现存最古老的贵族世家中也算得上数一数二。列支敦士登的大公君主们曾与哈布斯堡王朝(Habsbourg)并肩作战,对抗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希米亚人。在这个家族中,尽是帝国王公、红衣主教、大学校长和雇用兵首领。他们红、金两色的王室家族纹章上绘有西里西亚之鹰(aigle de Silésie)、昆灵王冠饰纹(crancelin des Kuenring)、东弗里斯兰(Frise orientale)的鹰身女怪(harpie)、雅格恩多夫(J?gerndorf)的号角,意在召唤后世子孙勇敢无畏的精神,让他们鼓起建功立业的雄心,培养收藏世间珍宝的品位。

说到收藏,那可是这个家族自1650年以来的头等大事。500年来,列支敦士登的诸位大公收集了大量杰作,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油画、雕塑、书籍、挂毯、家具、瓷器、金银器。当然,无论从种类还是质量上讲,这都算得上是欧洲最重要的私人收藏,而其藏品的寿命也堪称首屈一指。总的来讲,成规模的收藏在大多数藏家手中的传承时间很少超过两代,部分原因是那些藏品被各个继承人瓜分,部分原因是收藏创始者的子孙不再对它们有太大的兴趣。列支敦士登的大公家族则与上述情况正相反,他们的艺术品位被一代接一代地承袭下来,自17世纪以来就从来不曾中断过,而且凭着家族丰厚的财富和卓越的洞察力,这些艺术收藏变得越来越完善。大公家族并不满足于仅仅占有这些无比重要的杰作,而是一直施行一种相当积极活跃的购买方针,以便对某些收藏策略进行深化和发展,定期且经常地增加新的藏品,另外还通过订立遗嘱等方式,把这些珍藏传给下一代中的长子。如今,这些珍贵的作品被布置在瓦杜兹城堡内的墙壁四周:一幅幅弗拉芒风景画放在大公的办公室里,围绕着一套华丽的意大利青铜雕塑,其中一尊马克·奥勒留(Marc-Aurèle)的塑像堪称绝美,还带着暗沉的绿锈;餐厅里,一件件艺术品与陈设奢华的鲜花和水果交相辉映,焕发出勃勃生机;一连串的厅堂内,众多肖像画同别具一格的装饰氛围融为一体,旁边是美丽绝伦的挂毯、摆放着金银和陶瓷杯盘的玻璃柜。城堡各处都悬挂着家庭照片、长子的婚礼照、幼子的洗礼照,为这幢庞大的中世纪古宅赋予了独特的魅力和惬意之感。

通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odolphe II)在1579年与列支敦士登大公卡尔一世(Karl Ier)之间的往来信件,我们可以知道,两位君主都对艺术抱有同样无法遏制的迷恋之情。将布拉格变成中欧文化和宗教中心的鲁道夫,在卡尔的心中堪称楷模,而后者则在自己的生命行将走到尽头时,终日守着他的挂毯橱、贵重家具、金银器皿柜、水晶花瓶、宝石镶嵌工艺品和油画。那些宝物都是大公家族藏品的核心。卡尔一世本人也独具风雅,拥有卓越的眼光和鉴别力,指派天才雕塑家亚得里安·德·弗里斯 (Adrien de Vries)塑造了两座真人大小的青铜作品,《基督受难像》和《圣塞巴斯蒂安像》,为大公的藏品锦上添花。像其父亲一样,卡尔一世的继任者卡尔·奥依塞比乌斯(Karl Eusebius)也热衷于搜集艺术作品,而且他还擅长写作,文笔超卓,为自己的儿子们写下了《论亲王的教育》(Traité sur l’éducation des princes)。他于在位期间购进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杰作——半身画《男子肖像》——这幅作品创作于1456年,绘在木框羊皮纸上,很有可能出自大师巴塞勒密·戴伊克(Barthélémy d’Eyck)之手,或许更妙——是巨匠让·富盖(Jean Fouquet)的大作。卡尔·奥依塞比乌斯的儿子,汉斯-亚当一世,被人称作“富豪亚当”,以大领主风范统治着自己的国度。他的财产赚取了大量收入,令他可以将数百万财资注入王室,为他购买当时市场上最出色的艺术品提供资金。就此,汉斯-亚当与当时的诸位大公齐名于天下,而那些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都效法路易十四,在自己的领地上聚集起了奢华的珍藏:奥古斯都三世(Auguste III)在德累斯顿,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II)在柏林,叶卡捷琳娜二世(Grande Catherine)在圣彼得堡——后者还建起修道院,专为庇护自己的藏画。汉斯-亚当则大力购置当时最富盛名的艺术作品,其中包括17世纪的意大利名作、当代大师的作品以及巨匠卡拉奇(Carrache)众弟子的画作:圭多·雷尼(Guido Reni)、弗朗西斯科·阿尔巴尼(Francesco Albani )、乔万尼·朗弗兰科(Giovanni Lanfranco)。当然也少不了诸位弗拉芒杰出人物:鲁本斯(Rubens)、凡·戴克(Van Dyck)和约尔丹斯(Jordaens)。列支敦士登的王室收藏中包含33件鲁本斯的作品:其他任何收藏者都不敢自夸拥有该画家如此众多的画作。其中包括一幅最著名的装饰画,由鲁本斯巧加构思,描绘了古罗马执政官德西乌斯·穆斯(Decius Mus)的英雄业绩,于1693年被列支敦士登大公在艺术品竞拍交易中购得。当时汉斯-亚当亲王曾向自己的两位主要竞争对手低声央告——那是两大选帝侯亲王:帕拉蒂纳的约翰-威廉(Johann-Wilhelm du Palatinat)和巴伐利亚的麦克斯-艾曼纽(Max-Emmanuel de Bavière)——“同诸位说件有趣的事情,还是把画让给我这个在位的大公汉斯-亚当吧。想想看,在挂满了祖先肖像的走廊上,我父亲把族姓传给了我,我就得像17世纪的祖父一样成功地保有我们的家产。”据大公的近亲讲,这番请求还真达到了目的。

后来的继位者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瑟夫·文策尔一世(Joseph Wenzel Ier de Liechtenstein,1696-1772)将自己的军事天才与非凡的政治技巧结合得恰到好处,因此皇帝委托他出使国外完成大量的外交任务。他利用在巴黎逗留的机会,对法兰西艺术进行了彻底的研究,而在那时之前,列支敦士登的王室收藏中还没有多少法国艺术品。藏品中还存在另一部分欠缺,那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的艺术作品,于是约翰二世(Johann II,1840-1929)便设法进行填补。威廉·冯·博德(Wilhelm von Bode)为他帮了大忙,博德是当时最出色的行家,也是柏林博物馆未来的馆长。当约翰二世亲王在1929年去世时,列支敦士登的艺术珍廊已与欧洲最大的博物馆不相上下,但它还焕发出一种高贵而又热情的风采,而这种氛围始终让它与其他收藏馆有所区别,显得卓尔不群。

同样是约翰二世亲王修复了王族的发源地,维也纳附近的列支敦士登城堡,而如今这座位于瓦杜兹的宫城自1938年起才成为王室家族的居所。由于当时纳粹官员威胁要将列支敦士登的油画和其他艺术品充公,王室家族决定撤到瓦杜兹,将收藏品带到那里加以保护。如今,尽管很多巨匠的杰作都一直保存在瓦杜兹,但内容相当丰富的一部分巴洛克艺术品已重返王室位于维也纳的宫城。现在那里展出着240幅油画和50多件雕塑,但只占王室总收藏的10%。大公仍在毫不满足地继续从事艺术品的搜求,经常出现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我的首选目标是那些曾经属于我的家族但后来散佚的作品(编者按:比如莱奥纳多·达芬奇的非凡作品《吉妮芙拉·达·本西的肖像》(Ginevra da Benci),被在位大公的父亲于1967年卖给了华盛顿国立美术馆),还有那些能够补充藏品中薄弱和不足之处的杰作。”他屡屡得益于自己超出所有其他欧洲博物馆的采购预算,对此大公证实道:“我们并没有固定的预算,收购资金随情况而变,依市场供应而定。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我会不惜花费极高的价钱买下它。”就这样,亲王在2004年做成的一笔交易成了人们长久谈论的话题:他一举掷出2800万欧元,买下用乌木、宝石和镀金青铜制成的巴德明顿柜橱(Badminton Cabinet)。没有任何一家欧洲的大型博物馆能够给出这种价钱,而实际上,这笔钱也是有史以来收藏家为一件家具支付的最高金额。而在2003年,由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创作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男子肖像》已经让大公付出了235万欧元,因为那位画家的大名以前还不曾出现在列支敦士登藏品的目录里。

以丰厚的财富聚敛丰富的收藏,这宗祖传藏品的未来将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未让汉斯-亚当亲王不安:“当然,我们要一直继续下去。我乐于认为,我们这个家族将会因为对艺术的热爱而名垂青史。昔日的大公、领主和教皇总是能在收藏品中找到自己人格的反映,而且不无自恋之嫌,他们的地位品级也凭之更加显赫。不过,当收藏之道向文学艺术事业的资助完全开放之后,随着藏品成为教育手段、发挥传授知识的作用,这种代代相传的怪癖也会变得令人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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