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随唐的岁月

引子 疯狂的石头

2004年3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贾麦明正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场淘宝，突然听到一个摆摊人在向客人兜售一块石头：“我在东郊捡到的这块两方合在一起的石头，上有开元和日本的字迹。您要是喜欢，就开个价。”

一种职业的敏感让贾麦明心头一惊，立即飞奔过去：“这块石头我要了！”摆摊人乐呵呵地答应以不到一千元的价格成交。

当贾麦明用软毛笔刷净石头上的土，看清上面的字时，他的手开始颤抖起来。

这是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为白石，刻有开元年号；中段近方形，上有楷书刻字，记载的是一位名叫井真成的日本遣唐使的事迹，井真成于734年1月因病逝于长安，享年36岁。

“天，这是一个日本遣唐使的墓志！”贾麦明惊呆了！

这块无意当中得来的石头在学术界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它不仅是考古学上唯一的遣唐使墓志，还把现存关于“日本”国号的记载提前了数十年，它也进一步佐证了，日本国号乃是大唐皇帝所赐。这块篆刻着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而井真成这位遣唐使的故乡藤井寺市，专门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会，发行了关于井真成的纪念邮票，并打算用他作为这座城市的形象。

2004年10月11日，日本朝日新闻头版头条刊发了《逝于中国长安的遣唐使井真成是井上氏还是葛井氏》的文章，一时引起很大轰动。文章作者渡边延志表示，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偏僻的岛国，能够得到大唐的承认，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让我们循着这位年轻的遣唐使的足迹，慢慢掀开中日交往初期的神秘面纱吧。

年轻的遣唐使

1200多年前的717年，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扬。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

井真成就坐在其中一艘巨船中，被祥和、悠长的祝愿声包围着，离开港口，驶向苍茫大海。在日本的遣唐使团中，除了学问僧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年轻的留学生，年龄一般在18、9岁。他们在中国学三十年后，才被允许重回日本。另一种是请益生，年龄较大，只在中国住一年。19岁的井真成是留学生中的一个。

这是日本第九次派遣遣唐使入唐了，像井真成这样的年轻留学生，都是日本中层官僚的子女，而且还要经过严格挑选，必须学识、样貌都需要达到才俊的标准才能入唐。

巨船之上，还有日后成为李白挚友的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后改名为吉备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这些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名声的人，当时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从轻慢到崇拜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的态度，甚至是傲慢。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写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的国书则是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为开头。这些国书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指出，一些小国应该“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和中国一样是使夷狄臣服的大国。

井真成入唐时，日本对唐朝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改观。这与一次发生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战争有关。

公元663年，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中国军队大战。在朝鲜半岛附近，中国水军首先到达白村江口。之后，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村江，两军遭遇。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然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战斗的结果史书是这么记载的：“打了四仗都赢了，烧了敌船四百艘，浓烟遮日海水红，敌贼逃窜灰溜溜。”

自此以后，遭遇彻底失败的日本终于发现，自己跟这个看起来不声不响的邻居存在着让他们无法想象的差距。于是，日本人的心态迅速转变，开始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仅不再向唐朝提过分的要求，而且甘心等同于“蕃国”。

年轻的井真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奉命出海，同行的还有诸多日本工匠—他们是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的。

TIP：从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0余年间，正式的遣唐使计有12批。初期使团共200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500余人，最多一次曾达到651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盛唐气象

在海上漂泊近3个月后，井真成到达宁波。按照惯例，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则会把选出的主要成员一路护送至首都长安，路途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担，尽显泱泱大国的风度。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是唐朝的鼎盛时期。大唐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

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繁华盖世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西方和东方的商业、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集，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长安的著名佛寺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城里到处洋溢着一种勃勃的生机。

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按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

井真成这位日本少年进入城后，很快被淹没于人海中。长安城的奇异景观，让出自岛国的他无比震撼。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千年前的“国际学校”，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

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竟与中国学生一起考中进士。唐玄宗为他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阿倍仲麻吕终身在中国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

下道真备则在中国住了17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生于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订律令二十四条。

而井真成十多年来一直留在中国追求学问，后不幸染病去世。听到消息，唐玄宗很是哀伤，追奉他为“尚衣奉御”，以官礼下葬。这个官职是五品级别，多由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担任。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见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也证明中国对日本遣唐使的真挚与友好。

永远的印记

遣唐使归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818年，嵯峨天皇下诏改革礼仪，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连历法、节令也积极仿效中国。经过多年来对唐文化的吸收与演化，使日本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华风格的国风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