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访:画漫画,需要良知和正义!

新闻漫画家访谈栏目自开栏后，一直空着一期版面，那是给漫画家丁聪先生留下的。这位用良知和正义作画一生的前辈，在硝烟中成长，在作画中成熟，他笔下的漫画折射出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程。我们始终在关注着、追踪着老人家。我们既不能过多地打扰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又要把老人家不凡的漫画生涯告诉我们的读者。终于，2005年10月，我们的编辑在吉林卫视看到纪录片栏目《回家》播出的献给丁聪90岁寿辰的特别节目《漫画时代》。辗转、曲折，终于和制片人取得联系。该栏目组两次跟随丁老寻访上海故居，整理三年来的采访实录、节目文稿，从采访到播出，他们一直沉浸在激动、感慨、无限钦佩之中，播出后，手中的笔依然离不开老人家。于是他们作为编辑部的特约记者，写下了这篇专访――

记者：丁老，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漫画群，既是中国漫画起源，又是中国漫画的全盛时期，他们全面反映和记录了当时的时事和社会，我国第一块中国漫画会的牌子就挂在您家的门口，是这样吗？

丁聪：1928年，父亲丁悚与11位漫画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漫画会，父亲非常好客，我们家常来的画家有叶浅予、张光宇、卢少飞等，他们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漫画家。他们常在我家切磋画作，我在旁边观看。父亲也是个画漫画的，主要画当时的社会生活，画女性解放，“五四”要求打破封建礼教，再后来漫画就和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了。其实张光宇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父亲是不赞成我画画的，说不能养家糊口。家里没有画纸、画具，他也不给我买，油画和水彩画材料都很贵，我只能用练习本画。我这辈子就是要画画，现在也每天画两幅，这根线贯穿了我的一生。

记者：新闻漫画和讽刺漫画都是反映时事和社会生活，您把一生的喜怒哀乐都融入到漫画中，有很多幽默漫画，可以让人在开怀一笑中思考很多，感到沉甸甸的。是不是如果漫画没有讽刺性、没有社会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丁聪：对，就是这个问题。漫画最好的时候是开始抗战以后。在那之前，画家只画风景呀、人物呀，没有社会上的故事，看不到那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外国报纸上登的都是政治漫画，国际时事漫画，另外副刊上登的是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情，有讽刺的也有幽默的，美国、英国都有。再有一种是战争时期，战斗性很强的漫画。国外战争时期的漫画都非常好，我们在国内革命时期、抗战时期都画了很多反压迫、反侵略的战斗漫画。反正，我国的漫画总是站在民主的一面，反映大众的利益。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东西，漫画一种是讽刺漫画，一种是幽默漫画。我觉得讽刺幽默最好，因为两种兼有，报纸上登的漫画要有这两种漫画的性格。

另外，现在报纸上登的幽默漫画很多，很夸张的笑话也很多，可是哈哈大笑之后，就要看你幽默的趣味高下了，当然是分好坏的。讽刺漫画一样，把事情夸张地告诉你，但是夸大的不是写实的，实际上是为了更吸引人，更能使人仇恨，爱和恨都加倍了。台湾的画家就画了很多当代男女情调，画了一些历史故事和人物，用他的方法来解释。庸就是用这个方法讽刺男女的爱情矛盾，有讽刺也有批判。这才是漫画的意义，爱憎分明。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漫画史中，最值得标榜和纪念的是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时期，这是一个漫画的时代，因为漫画应该或者必须为良知和正义而存在，也只有漫画才能直接而尖锐的刺破黑暗。而三十年代战火纷扰的上海，漫画则是新文艺战线上的一支强有力的方面军。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画抗战漫画的？上海沦陷后，上海漫画界迁到香港，这期间用漫画进行战斗的情形是什么样呢？

丁聪：那时候，我学着大人画，其实已经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了，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力量其实都在进步力量这一边，“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了东三省，不抵抗，那时候大家都爱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就很自然地画了。1937年“八一三”上海沦陷了，那时我们在租界里，我画了不少抗战漫画。那时我们要出的画报，一种大的《良友》画报，一种《十日》画刊，就是打仗的时候十天出一本，都是这期间编的。后来上海呆不下去了，我们就决定到香港，香港有印刷条件，很多东西都是在香港出版。那时候我也快20岁了，还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一起去香港的有张光宇。后来从香港到重庆、到缅甸都是我陪着张光宇的。到了香港，知道日本人没有进租界，《良友》的老板把画报又搬回上海，我们就接着出《大地》画报。1939年，当时在抗战中心武汉的叶浅予是漫画宣传队队长，直接受、郭沫若领导，他来到香港印刷《日寇暴行书》，另外出了一个对海外宣传的《今日中国》，有四种文字――俄文、法文、英文和中文。我除了帮他印《日寇暴行书》，就和他一起组织大家画抗日漫画，大的宣传画找个街道挂起来，写个标题就开了“抗日战争宣传画展览”。宋庆龄也来看了展览，我当时画的《逃亡》被宋庆龄买去，印成彩色的，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海报了。那时，我也向香港报纸投稿，《小朱从军记》就是1939年在香港星岛晚报上连载的。1940年，我和张光宇一起到了当时的抗日中心重庆，结果1941年“皖南事变”，找我们谈话，要我们回香港，说我们在香港画了很多骂的画，也要撤离，就这样张仃回延安，我陪张光宇绕行缅甸回到了香港。在滇缅公路上，我看卡车司机利用各种手段敛财，画了20幅《而公路依然延伸着》，登在香港华商报上。

记者：可以说，从上海沦陷，您就被迫开始了漫长而漂泊的抗战之旅。但是您始终和当时的漫画家一样，始终没有放下手中尖利的画笔，以漫画作为武器同反动势力斗争，哪怕是在香港沦陷之后？

丁聪：回到香港不久，香港就沦陷了，我们一批进步文化人在共产党组织的安排下，经过“东江纵队”保护，就是现在的深圳宝安地区，住了整整100天，这期间我画了“东江纵队100天”组画。

记者：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您的抗战漫画非常丰厚，当您终于可以回到上海了，回程中是不是充满了期待，庆幸和欣喜的是在漫长的抗争，颠沛以及磨难之后，终于要迎来可以安静于创作的漫画时光？

丁聪：当时最开始是有这样的幻想，但是在我看到的“接受大员”赶到上海，抢着“劫收”日军留下的物资、厂房时，就感觉没有那么简单。我就这种现象画了《上海即景》等画。很快，发动内战，我立刻旗帜鲜明地画了《反对内战》，为当时的进步刊物《民主》、《文萃》画了很多，特别是《周报》每期封面都是我画的。实际上，这段时间是我漫画创作的高涨期，也是影响很大的一个时期。

记者：丁老，您一生画了大量的战斗漫画、讽刺漫画，经历了战乱的颠沛流离，但是始终没有放下画笔。1949年，当您以香港文化名人的身份被邀请回国，当年您33岁，开始踌躇满志的筹办新中国第一份对外宣传画报《人民画报》，可是后来一直到80年代后，您才又敢大胆地公开发表漫画，那时，小丁的名字已经消失了20多年，您曾笑称，别人六十岁下岗，我六十岁上岗，就您的人生经历来说，以历史的角度，您如何看讽刺漫画的发展环境？

丁聪：历年来，我曾经出版过不少漫画集。当我把所有的画都找出来进行挑选时，连自己都吓一跳，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竟然画了这么多讽刺漫画！胜过我以往的任何时期。为什么？应该说是因为有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有一个适合漫画生长的土壤。凡是民主空气充分的时候，漫画就繁荣，反之则黯淡，这在“”横行前后，是最明显的对照。“”惧怕老百姓，惧怕民主，所以那个时期，报上见不到一张漫画。而“”一，漫画立即铺天盖地而来，大为繁荣，一直延续到今天。这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主空气增多，百姓心情舒畅，敢于讲话，敢于对不良现象进行批判。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内，画得比任何时期都多，也就不奇怪了。漫画是一种批判的武器（除幽默画外），凡是丑陋、腐败的现象，落后的思想，都是批判的对象。良好的环境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创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漫画，只有勇于揭短，社会才能进步！

现在，已经年逾九十的丁老，还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量。每期《读书》上都会有他的画作，报纸上也经常可以见到他的新作。小丁，一个穿透了中国漫画史的名字，笔下的漫画折射着中国百年来的社会进程，尽管他是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漫画家，可是他总说自己象个总也长不大的老小孩，一生因为钟爱漫画，欲罢不能，却没想到和它共度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可是屡跌泥坑，仍然不谙世事，这如何是好？这才是一位漫画大师的品格，漫画家就是拼命用漫画，驱走一个黑暗的时代，然后迎接一个宁愿找不到题材，画不出漫画的光明时代。真挚地感谢丁老带给我们思索和快乐，也衷心祝愿丁老健康长寿！

小档案

丁聪，1916年生于上海，30年代初开始发表漫画，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辗转于香港及西南大后方，从事画报编辑、舞台美术设计、艺专教员和画抗战宣传画等工作，同时也以漫画参加过多次画展。解放后，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1957年后的二十多年里没有发表漫画，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又画起讽刺漫画来。1980年以后，他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书籍插图及讽刺漫画作品，自1979年《读书》创刊至今，他的漫画专栏始终没有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