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之死原因探析

摘要：李斯是秦朝宰相，位高权重、功绩显赫。李斯也是一个封建文人，才华出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政坛宠儿、文坛勇士，却被秦二世胡亥以谋反的罪名腰斩于咸阳市。李斯之死令千古叹惋，探究其死因者可谓代不乏人。在参照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拟从李斯人性的缺失、与赵高的政治斗争和法家治国之术的缺陷三个方面来论证李斯之死，侧重于李斯自身的因素，以求较为全面地认识李斯之死的悲剧。

关键词：李斯；人性的缺失；政治斗争；“督责之术”

中图分类号：K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157-01

李斯，字通古，秦代政治家，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在秦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完成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嬴政为皇帝，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李斯也是一个封建文人，才华出众。史书说他青年时正直、上进、好学。他的《谏逐客书》既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千古传颂的优秀文学作品。所以鲁迅先生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汪淑霞、付浩宇在其《简析李斯的文学成就及悲剧性格》中称李斯是“秦代散文家的代表，为文富于文采而论证周详，带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的习气”。

可以说李斯为秦朝立下了“历史不能磨灭、他人难以企及的不朽功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位高权重、功绩显赫、才华横溢的政坛宠儿，却被秦二世胡亥以谋反的罪名“具五刑，腰斩咸阳市”。这不能不引人深省、发人深思。

本文拟从李斯人性的缺失、与赵高的政治斗争和法家治国之术的缺陷三个方面来论证李斯之死，侧重于李斯自身的因素，以求较为全面地认识李斯之死的悲剧。

一、李斯人性的缺失

不论哪朝哪代，作为统治阶级的高层秉政者，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都应当以天下为己任，为民堪命，造福四海，而不能只为自己的蝇头小利、蜗角虚名而殚精竭虑、苦心营造、不择手段。唯此，他才能史册长存，民意共载而千秋留芳，否则便遗恨或骂名于百代。

有着突出政治才干的李斯，为人却奉行着一条极端狭隘、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欲熏心的人生准则，在他看来“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他贪求富贵荣华的强烈私欲与生俱来，并随其在政坛上的如日中天而日益恶性膨胀，因此钟惺在他的叙议小品《夏梅说》中说李斯是“古今第一热衷富贵之资人也”，“其学问功业佐秦兼天下者，皆取其富之资”，“而其种种罪过，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贵之道”。

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出游途中病死于沙丘，李斯由此失去了强有力的靠山，潜伏已久的各种异己势力蠢蠢欲动，伺机矫诏夺权，争权夺势的宫闱斗争千钧一发，李斯这个在秦始皇时代红得发紫的贵臣早已成为赵高等人的肉中钉、矢之的。但李斯并没有改掉重爵禄的病症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时局，对此，奸诈小人赵高早已冷眼旁观得清楚，如何挟制李斯的计谋也成竹于胸。因此他很快与胡亥合流，开始了威服李斯的拉锯战。由于李斯怕丢掉丞相的宝座，怕祸及后人，所以当赵高用保富贵动之，以失富贵劫之之时，对立扶苏、胡亥何者为皇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他没有坚持住原则，篡改了始皇欲立扶苏为皇的遗诏，为了自己的富贵爵禄无可奈何地走上了赵高、胡亥的贼船，从此便一发不可收，一切丧心病狂的恶事由此而始。如果李斯当时能抛弃守富贵、重爵禄的私欲，站稳立场，奉诏立扶苏为皇(事实上他当时完全有机会做到这一点)，那么就能改变秦代的历史，他自己也不会落得腰斩咸阳、子孙无存的可怜结局。当李斯屈从于赵高后，他便成了胡、赵的笼中之鸟，提线木偶。保住丞相宝座只不过是赵高的缓兵之计而已。为了苟全性命，李丞相只得寅缘附冀，为虎作伥，心甘情愿地充当了赵高行恶天下的急先锋:杀扶苏、蒙恬，立胡亥，杀始皇儿女，修坟墓，建阿房……使全国陷入一片恐怖之中，人人自危，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李斯四处树敌，胡、赵渔翁得利。

二、李斯之死是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

如果说李斯是小人，那么“指鹿为马”的赵高就是彻头彻尾的恶人。就玩弄权术而言，他比李斯高明的多。

赵高先是要李斯面见皇帝，规劝胡亥不要胡闹，说：“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然后又乘胡亥玩乐兴头上，通知李斯来见。这时候李斯有点儿犯傻，被拒三次还不想走。赵高趁机又上谗言，说李斯参与了沙丘之谋，没有被封侯，心生怨恨。“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

李斯在得知赵高的阴谋后，怒不可遏，立即上书二世，说：“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指出：“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李斯虽然揭露了赵高作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嘴脸，显示了他的知人之明和对二世的忠诚，但由于二世对赵高的信任已经深固不摇，李斯的上书反而加速了自己走向灭亡的步伐。经过赵高（其中包括李斯）长期教诲的暴戾恣睢的秦二世，这时只能听得进拍马奉承的阿谀之词，而对真正竭诚尽忠的逆耳之言是半句也听不进去的。二世一声令下，三人便身陷囹圄，二冯自杀，李斯被执狱中。在赵高的棒掠下，李斯自诬谋反，坠入了赵高设计好的陷阱，从而断送了他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

三、“督责之术”的牺牲品

众所周知，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张实行法治，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行“督责之术”。他虽主张“法治”，但为了获得必要的权力，却在根本上作出了妥协。他所主张的“法治”从本质上缺失了法治的应有之意，实际上是“人治”之下的“法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而仅仅是主张“以法而治”，且是为了更好的实行君主专制而“以法而治”。

李斯的法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他“尊君重法、为术是用”的督责之术上。在秦二世“吾愿肆志广欲，常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的责问下，李斯为了能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继续苟且求容，于是向秦二世提出了“督责之术”。从李斯的上书的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一份将法家治国之术彻底极端化的文字，也可以说是秦朝长期以来重法术轻仁义的政治实践走向末途的思想反映，尽管李斯的谏议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但是其基本思想却是深刻地体现出秦国上层统治者一而贯之的政治思想。他的“督责之术”是完全站在专制君主的立场上，将专制君主与普通百姓截然分为天地悬隔的两极，前者的存在就是为了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任何欲望，而后者则完全是其实现欲望的垫脚石，没有自己的丝毫权利，李斯“督责之术”在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终李斯的“督责之术”被应用到了自己的身上，“腰斩咸阳市”。李斯的死极富戏剧性，一个本来是法律与正义的制定和维护者却被自己制定出来的刑罚处死，在中国的法制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其实，李斯之死只是法家人物悲惨命运的一个代表，他的死有历史必然性。他主张的“法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加强君主的集权，强调君主对臣下的专断。他依赖的是本不可依赖的君主，这是其悲惨命运的根源，也是造成李斯之死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李斯之死首要的也是根本原因在于他人性的缺失、对富贵爵禄的贪恋，李斯的一生都在为富贵爵禄忙碌着，他可以为了富贵爵禄而害死同窗，可以篡改遗诏，更可以违背法家以法治引领社会的思想核心来迎合统治者；其次是他命运不济，在与赵高的交手中均以失败告终；最后是李斯自己主张的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督责之术”。李斯的“督责之术”是建立在一人专权的前提之下的，最终李斯成了“督责之术”的牺牲品，这是造成李斯之死的深层次原因。李斯远去了，然而发生在李斯身上的悲剧却留给了我们许多值得玩味的东西。

参考文献：

[1]张震英.论李斯入秦与李斯之死――与奚椿年先生商榷[J].天中学刊,2000.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史海洋.中国宰相传[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