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崖葬略论

摘要：崖葬是将死者葬在悬崖之上的一种丧葬形式，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一般又将之分作悬棺葬和岩洞葬两类。两类崖葬在贵州均有发现，分别分布在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内。通过对贵州两类崖葬的考察，我们认为悬棺葬和岩洞葬是渊源有自的两类葬习，应区别对待。贵州悬棺可纳入到长江流域悬棺葬系统中予以考察，而岩洞葬与广西岩洞葬一体，应源自黔桂山地。它们都是少数民族特殊的信仰和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关键词：贵州；崖葬；分区；源流

中图分类号：K928.78.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1-0157-09

崖葬是将死者葬在悬崖之上的一种特殊丧葬形式。其特点是“葬在崖上”，有葬无坟。它既区别于土葬、火葬、水葬等葬俗，也与汉晋时期川渝等地较为流行的“崖墓”有别。崖葬流行于商周至明清时期的我国南方及东南亚的一些少数民族中，甚至近、现代仍有残余。大体上又可将之分为“悬棺”和“洞葬”两种类型Ⅲ。前者称谓相对统一，后者又有崖洞葬、岩洞葬、洞棺葬、棺材洞等命名，我们采用岩洞葬的称谓。这两类崖葬，在贵州均有分布。

1940年代，岑家梧对荔波瑶麓、邓少琴对惠水等地的调查拉开了贵州崖葬科学调查的序幕。进入1980年代，随几次“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全国掀起了崖葬研究的热潮。在席克定等先生的推动下，贵州崖葬的调查、清理与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有学者从贵州崖葬的类型、年代、族属、分区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过讨论。近年来，随田野工作的逐步深入，贵州及周邻省份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使进一步探讨崖葬的相关问题成为可能。本文拟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新的考古发现，就贵州崖葬谈几点不成熟的认识。

一、文献对贵州崖葬的记载

文献对贵州崖葬的记载，早可至唐、宋，明代有之，清代较多。

唐张鬻《朝野佥载・卷十四》：“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x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宴饮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祭祀。”

宋朱辅《溪蛮丛笑・葬堂》：“死者诸子照水，内一人背尸，以箭射地。箭落处定穴，穴中藉以木。贫则矣；富者不问岁月，酿酒屠牛，呼团洞，发骨而出，易以小函，或枷崖屋，或挂大木。风霜剥落，皆置不问。名葬堂。”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之九・镇宁州・风俗》：“康佐苗者……男则束发不冠，女则服花衣，杂以五色细珠为饰。……有丧则举家以杵击臼，更迭唱和，三五日方置尸岩穴间，藏固深s，人莫知其处。”

明嘉靖《思南府志・拾遗志》：“府南四十里许，有家亲殿者，在一大岩穴中，岩高百余丈，下临大河，行舟者往往遥见之。其规制如今之船然，上下依岩，不施蔽盖，雨日不及之。正统间(1436―1449，引者注)，居民避苗者，曾至其处，见有木主数道，字迹已不可辨。又旁有棺柩数具，启视之，无见者。大抵棺柩自家亲殿而下岩穴中处处有之，岂昔仡佬之制不土葬欤?”

明嘉靖《贵州通志-卷之三・风俗》：

“思南府，朗溪司，峒人……人死则置山峒间。”

“沿河司，冉家蛮……死丧杀牛击鼓哀唱，祭毕，安于山峒而散。”

“石阡府，苗民司，玮啊…男子绾髻于额，辫发短裙；妇人袭青珠二三串悬于颈以为饰。……?丧葬击鼓唱歌，男女围尸跳跃，举哀而散，亦置之山峒间。”

“都匀府，独山州，合江陈蒙烂土司，短裙苗……死亦不殡，惟置于山峒而已。”

“龙里卫，平伐司，花仡佬……死则置于山洞。……男子穿短裙，妇人穿花桶裙。……妇人盘髻贯以长簪，……杂缀海贝、铜铃、青白珠为饰。……男子椎髻，上插白鸡毛”。明嘉靖田汝成《炎微纪闻・蛮夷》：

“绐J，一日玮玻其种有五，……各有族属，不通婚姻。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人河，不施蔽盖，以木主若圭，罗树其侧，号日家亲殿”。“龙家，盖徙笮之裔，讹为今称，其种有四，在康佐者……男子束发不冠，妇人斑衣，以五色药珠为饰，贫者以薏苡代之。……人死以杵击椎塘，和歌哭。椎塘者，臼也。舁之幽岩，秘而无识。以七月七日祭其先茔。”(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所记者几与此同，《新志》径呼之为“康佐苗”。郭子章《黔纪・卷五十九・龙家》所载与此同，但称其为“龙家”。乾隆《贵州通志・卷之七》所记亦几同此，而称其为狗儿龙家。)

清代、民国时期，关于崖葬的记载颇多，却多辗转摘抄自前人，鲜有新意，如与前引“康佐苗”、“家亲殿”等记载即屡见于各府、县志中。现择其不同者数例如下。

《乾隆独山州志・卷三・苗蛰》：“黑苗，衣服尚黑故日黑苗。……人死亦哭泣椎牛、敲铜鼓，名曰闹尸。葬或以棺置洞中，亦有以火焚化瘗埋者。”

民国《荔波县志资料稿》第二编：“瑶族，丧葬与他族不同。十岁以下死者埋之；十岁以上死者，殓以棺抬至洞中，任其腐烂。”

以上所记，涉及时之思南府、沿河司、石阡府、龙里卫、独山州、荔波县诸地的五溪蛮、峒人、冉家蛮、康佐苗(或作龙家、龙家)、短裙苗、黑苗、狍獍、花仡佬、瑶族等族群。其葬法，或于临江石崖凿龛而葬，或直接置天然山洞间，而未必临水，反映出文献所载的贵州崖葬中既有悬棺葬，又有岩洞葬。

二、考古发现的贵州崖葬及其分布

到目前为止，我省已在平坝、长顺、紫云、望谟、罗甸、惠水、龙里、贵定、福泉、都匀、平塘、三都、荔波、独山、花溪、开阳、榕江、石阡、铜仁、松桃、岑巩、德江、务川、道真、思南等24个县、市至少70个地点发现崖葬遗存。根据其地理分布与类型，似可将之分为两大区域，即黔东北区与黔中及黔南区。

1　黔东北区

这一区域包括道真、务川、思南、松桃、铜仁、石阡、岑巩等县、市，在黔、湘、渝交界处的乌江中下游和沅水上游地带，均属长江水系。在该区松桃、石阡、岑巩等地发现的崖葬，已被确认为悬棺葬，其特点是将棺木直接放置在临江峭壁的天然岩洞内，或开凿石龛以纳棺木，或置于木桩之上；葬地均较高峻，人迹难至。棺均整木刳成，多一洞(龛)一棺。多二次葬，随葬品较少。而对德江、道真、务川、铜仁、石阡等地崖葬的类型，由于较松桃、岑巩等地的“典型悬棺”略有差异而有不同意见。这类崖葬的特点是，葬地选择在临河岩壁上，高度不超过5米，棺木多为板式，或放置于天然岩洞内，或放置于岩厦下，或将岩壁凿为凹槽，置棺其中。一穴之内或有一棺，或有二、三棺。这类崖葬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常于穴前垒一石墙以作封门。我们认为将之归为悬棺较为妥当，因为，首先这类崖葬与黔中、南区常见的岩洞葬在地理分布上绝不混淆，而与松桃等地的悬棺处在一个地理单元内；其次，在葬地选择上，这类崖葬依旧临水，只是岩壁不复险峻，而石墙的出现很可能就是因葬地降低、易至而采取的防护措施。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悬棺葬的早晚时代差异，表现了悬棺葬晚期在葬地选择上颇为随意，不复以“弥高者以为至孝”为衡量标准，而逐渐接近地面最终行土葬的变化趋势。 “男子穿短裙，妇人穿花桶裙。……妇人盘髻贯以长簪，……杂缀海贝、铜铃、青白珠为饰。……男子椎髻，上插白鸡毛，白布短衣。男女以蜡画布，以首饰海贝，青白小珠”。2004年贵州省考古所在开阳高寨清水河沿岸清理的4处岩洞葬计出蓝、绿色穿孔料珠1366枚、刻花骨簪12件、穿孔海贝113枚，另有少量手镯、指环等铜饰品，簪之完整者长达24厘米。死者发际贯长簪，以海贝、料珠为饰，这与文献所记几乎完全一致。高寨地接龙里，明时可能属龙里卫，该地4处岩洞葬应为文献所载之“花仡佬”的遗存。则，黔中及黔南区的岩洞葬，主要为苗、瑶民族的遗存，其中一部分应为仡佬的遗存。清・嘉庆《广西通志‘卷二七九》：“仡人来自黔中，棺而不瘗，置岩穴间，高者绝地千尺。父母死，则子妇各折二齿投棺中，以为诀，名打牙仡。”亦称广西境内部分崖葬系来自黔中的打牙仡佬所遗。

综上，黔中及黔南区岩洞葬，应是唐、宋以降迄今，活动在当地的苗、瑶、仡佬等族群的部分支系之遗存。

此外，黔中及黔南区的三都、榕江都柳江流域还分布着少量悬棺葬遗存。对三都羊福的崖葬，周边苗族亦不知其系何时何人之物，而榕江脚车者已被当地苗族追认为系其祖先坟茔，并称：据老人讲，过去客家想整苗族，就对苗族说：你们坟要埋横的(脚车悬棺即在崖上横陈)，房子要盖两层，别住下面，住上面。苗族照着做了，结果几乎全败了。有趣的是，这一说法与嘉靖《贵州通志・卷之三・风俗》：“青山司，花狍獍，……丧葬亦有棺殓，杀牛祭鬼毕则横葬于上，后有人诱以倒埋，其类几绝”的记载十分相似。该说法似表明此类崖葬在该地区并非古已有之，是受周边族群影响的结果。同书又记： “都匀府，独山州，合江陈蒙烂土司，短裙苗……死亦不殡，惟置于山峒而已。”据考，合江陈蒙烂土司即今三都县地，则脚车、羊福一带的崖葬，可能就是明代前后活动在当地的“短裙苗”的遗存。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材料看，黔东北悬棺葬在贵州出现的时间早于黔中及黔南区岩洞葬，可上溯至六朝时期，岩洞葬出现的时间约在唐、宋之际，二者均历元、明，至清代。进入清代，悬棺葬逐渐消失，而岩洞葬却一直延用至今仍有残余。宋、明时期是该两类崖葬较为流行的时期，二者之间在此时曾出现相互渗透、交叉影响的情况。贵州行崖葬的族群有今日苗、瑶、仡佬和土家等及其祖先。而必须注意的是，同一支系的族群在一定时期和社会环境中可能同时兼用几种葬法，如前述独山黑苗“葬或以棺置洞中，亦有以火焚化瘗埋者”，即既行崖葬又行土葬；今日平坝下坝的苗族也兼用岩洞葬与土葬。

四、贵州崖葬的源流

贵州的崖葬绝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它们各自与周邻地区的同类遗存间存有至为密切的联系。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我们再结合周边地区考古材料进一步讨论两类崖葬的源流及关系问题。

1　贵州悬棺葬与相邻地区崖葬的关系及其源流

与黔东北区相接的湘西、鄂西南、渝东南一带也有大量的悬棺分布，彼此之间关系密切。湘西悬棺广泛分布在沅水、澧水流域的花垣、保靖、古丈、龙山、辰溪、永顺、沅陵、慈利等地。棺木或置于天然洞穴、或人工凿龛、或悬崖木桩、或岩墩上，而以置于人工开凿的长方形或方形龛内者多见。该地悬棺自隋唐以降，迄于明清，多有文献记载。永顺一处经人工修整的天然洞穴内早年曾出崇宁重宝、天圣元宝等宋钱。有学者认为该地悬棺与仡佬族关系密切。渝东南的悬棺主要分布在乌江下游和沅水上游的彭水、黔江、丰都、石柱、酉阳、秀山等地。棺木置于天然洞穴或人工凿龛内，而以人工凿龛多见。论者认为其应是唐宋时期生活在当地的“五溪蛮”及其后裔的遗存阎。鄂西南的悬棺主要分布在清江流域的利川、恩施、建始和沅水流域的来凤、咸丰等地，有天然洞穴、人工凿龛、悬崖木桩、岩墩等式，时代主要在宋明时期，来凤观音坪仙人洞部分墓葬可能早至两晋时期。论者认为其应是土家族和其祖先巴人的遗存。

乌江下游、沅水上游、清江等流域恰是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五溪蛮”地，而该区域内崖葬形制基本相同，因此应作为同一类型予以考察。

若向前追溯，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贵州境内乌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峡江地区的同期文化即呈现一致的面貌。进入青铜时代，曾在松桃(T于5、钲1、甬钟1)、铜仁(T于1)、正安(甬钟1，T于1)、岑巩(甬钟1)、沿河(巴蜀式铜矛1、巴蜀图语印章1)等地的晚期崖葬分布区内发现巴蜀式铜矛、印章、T于等典型巴文化遗物。

沅水支流的清水江流域，贵州考古工作者近年发现的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至迟在距今6000年左右，该地物质遗存所呈现的面貌已与湖南境内的沅水中上游地区一体。清水江流域近年出土的一批百余件青铜兵器和工具，明显存在楚、巴蜀和土著文化等因素。其中以宽格铜剑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被湖南考古工作者认为系当地濮人所遗。

以上发现表明，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以上各流域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应作为一个大的区域进行考察。相关考古资料也表明，进入青铜时代，该区域内至少活动着巴、楚和土著等族群，其构成较为复杂。六朝以降至宋代，活动在这一区域的人群被笼统称为“五溪蛮”。对五溪蛮的族源，宋元时人已觉茫然，元人马端临在撰《文献通考》时便抛出了“巴子”和“瓠子孙”两说。对其成分，宋人叶钱认为：五溪蛮“今有五：日苗、日徭、日僚、日僮、日仡佬。”著名诗人陆游在记辰、沅、靖州一带少数民族时称有仡伶、仡僚、仡榄、仡偻、山徭等，“男子未娶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项上”，俗与贵州明代文献中的“绐J”、“花仡佬”相近。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我们认为，五溪蛮族源可能至少包括了瓠和巴两个族群中的部分支系。至今仍生活在当地的有汉、苗、土家、仡佬、侗、瑶等民族，一般认为由苗族和瑶族所构成的苗瑶族系与瓠有关，土家可能与巴有关，余仡佬、侗等为濮越族群。

无论如何，将该区域内的悬棺葬视为“五溪蛮”及其后裔中部分支系的遗存应大致不误。该地悬棺以人工凿刻的石龛纳棺木为主，与前引《朝野佥载・卷十四》： “五溪蛮，父母死，……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的记载一致。整体来看，该区域的崖葬约始自六朝，历唐、宋、元、明，迄于清代。

在崖葬出现之前，该区流行土葬(墓葬类型有土坑墓、岩坑墓、砖室墓等)。汉晋时期，峡江一带也曾出现崖墓，但这是汉人的一种葬习，墓葬形制亦与崖葬不同。而与五溪蛮地相近的峡江地带，自秦汉前后便已出现崖葬，墓中部分出土物带有秦汉时巴、楚文化的特征鲫。因此，五溪蛮地区的崖葬的出现，可能是受峡江地区崖葬影响的结果。这与一般认为悬棺葬从福建武夷山一带由东向西传布的观点吻合。这可能是人群移动的直接结果，也可能是地缘相近的人群相互影响使然。而在清代前后，该地区的这种葬习逐渐走向衰亡，被土葬取代。葬地由早期的高峻到后期的低矮并设石墙以防的变化，即反映了崖葬习俗在当地逐渐式微的过程。

2　贵州岩洞葬与广西岩洞葬的关系及其源流

黔中及黔南区的崖葬与广西崖葬在地理分布上连为一片，类型相近，应是一个整体。

广西崖葬以岩洞葬为主，仅个别地区发现悬棺葬。目前已在26个县市的138个地点发现崖葬遗存，集中分布在桂西、桂中地区，部分见于桂东北地区，而以柳江、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最为密集，仅南丹便发现38处、大新16处、大化11处等渊。广西崖葬又有早、晚期之别。早期岩洞葬分布在武鸣、灵川、宜州、大化等地共24处。其特点是，葬地选在河谷两岸崖壁或独山之上的天然洞穴或崖隙内，均不甚高，人迹可至；不甚大，高、宽均在数米之内，却较幽长，洞口多用大石封堵，部分洞穴内早、晚期崖葬相叠。不挖坑、不掩土、不用葬具，仅尸骨和随葬品直接放入天然洞穴。洞内所葬遗骸有1至10余具不等。随葬遗物颇丰，有玉、石、陶、铜、骨、贝等。根据随葬品推测，这类崖葬在商周或更早时期便已出现，一直延续到战国前后。贵州尚未发现先秦时期岩洞葬，但毗邻的云南文山已发现3处早期岩洞葬线索，所采集的遗物和广西先秦岩洞葬所出者似。

与黔中及黔南区崖葬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广西晚期岩洞葬。广西晚期崖葬普遍分布在柳江、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较为密集。岩洞多较宽大，或临水或不临水，或高峻或平缓。洞内所置棺木数量较多，少则两三具，多则数百具。棺有独木棺和板式棺两种，或置于洞厅，或插于洞壁龛内，或于平地层层堆叠，或置于架上。独木棺内遗骸绝大多数为二次葬，板式棺内则多为一次葬。随葬品较少，多为随身穿戴的衣裤、料珠、海贝串饰，以及瓷器、铜钱等渊。这类崖葬的年代从南朝末隋唐时期，一直延续至明清之际。广西晚期崖葬在葬地(天然溶洞、崖隙或岩厦)、葬具(独木棺、板式棺)、葬式(兼有一次葬与二次葬，以一次葬为多)、随葬品(较少，多系随身穿戴之物)及时代(隋唐以降)等诸方面均与黔中及黔南区崖葬相同或相近，它们均属岩洞葬。有论者曾将之一并归为“西江类型”予以讨论。目前广西崖葬的族属尚有争议，但大多认为属越族，南丹里湖洞葬则应是白裤瑶先民所遗。

贵州近年在北盘江――红水河流域的考古工作表明，黔、桂两地至迟自新石器时代始，便通过红水河及其支流这一天然通道有着频繁而密切的文化往来。圜底陶器和不对称形斧钺(石、铜均有)更成为红水河流域长期的文化传统。而类似的遗物也广见于广西先秦时期的岩洞葬中。广西和云南先秦岩洞葬的发现，无疑为包括黔中及黔南区在内的晚期岩洞葬找到了源头。可以认为，黔桂地区六朝隋唐以降的晚期岩洞葬应源自该地先秦时期的岩洞葬，广西境内早晚期岩洞葬的分布范围基本一致和部分岩洞早晚期墓葬并存的实情也反映了两者之间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应是时代不同使然。

贵州目前尚未发现先秦时期岩洞葬，但在南、北盘江流域的贵州西南部，已发现数十处先秦时期(部分可能延至汉代)山巅遗址，却从未有同期墓葬发现，这曾令贵州考古工作者百思不得其解。结合红水河流域的黔桂两地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密切文化关系和广西境内约当这一时期部分居民行岩洞葬的实情，我们不能排除南、北盘江流域古代居民曾行岩洞葬的可能。因此，在这一地区未来的考古工作中，将目光投向先前被我们所忽略的地处高出不宜人居的小型洞穴，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

综上，流行于西江上游红水河、左右江、柳江等流域黔、桂、滇山地的岩洞葬，应是商周之际或更早时期源自当地的一种特殊葬俗，历六朝、隋唐、宋元，至明清，时至今日该地部分苗族和瑶族仍在沿用这种古老的葬习，而更多的则为土葬所替代。目前，在早、晚期岩洞葬之间尚存在一定的时间缺环，尚有待更多、更翔实的田野工作的开展。

3　悬棺葬与岩洞葬

通过前文的论述不难发现，作为长江和珠江水系分水岭的贵州，恰是悬棺葬与岩洞葬两类葬习的交汇与碰撞之地，因此分析贵州崖葬可为进一步认识两种葬习提供重要参照。

早有论者指出二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最为突出的是两种葬习所反映的经济生活和宗教观念不同：悬棺葬葬地临水，并用船棺，应是水上作业较多的民族的葬习，反映的是以稻作和渔猎为主的经济生活；而岩洞葬则是西南山地从事粗放农业兼营狩猎和采集的少数民族的葬习。岩洞葬常常聚族而葬，其所反映的宗教观念带有浓厚的血缘色彩，属早期人类社会的鬼魂崇拜；而“尽产为棺”、“弥高以为至孝”的悬棺葬则带有祖先崇拜的性质。这无疑是颇有见地的认识，也从某些侧面说明了两种葬习不同起源的可能性。

一般认为，崖葬(含悬棺和岩洞葬)是一种“产生于东南、传播到西南、扩散到海外的山地文化”，起点是福建武夷山，终点是四川珙县。武夷山悬棺的年代被定在商周时期，却早有研究者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只能到汉、宋之间。姑且不论武夷山悬棺的年代，广西先秦岩洞葬的发现，无疑使得将悬棺葬与岩洞葬作为同一文化并认为这种葬俗随民族的迁徙而逐渐由东向西传布的认识面临挑战。已有论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指出两种葬习(悬棺葬和岩洞葬)不能相提并论。将所有崖葬均视为同源的观点与将所有土坑墓均视为同一文化一样不可取。

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悬棺葬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最西深入到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流域，而岩洞葬只分布在珠江干流西江上游诸流域的黔桂山地间。前文已提及，贵州的悬棺葬主要分布在长江水系的乌江、沅水流域，与相邻的渝、湘、鄂地区的悬棺葬为同一类型，其出现可能受到了相邻峡江地区崖葬的影响。该地的这类葬习出现于六朝前后，清代以后便已绝迹。结合中国悬棺分布的规律，我们认为，将这一地区的悬棺葬纳入到沿长江流域分布并逆长江水系由东而西向上传播的普遍认识中予以考察，可能是合适的。而对黔中及黔南区的岩洞葬，应与广西崖葬一同考察，这类遗存的分布有一定范围，应是发源于当地商周时期并沿用至今的一种葬习。因此悬棺葬和岩洞葬两类葬习渊源有自，应区别对待。

宋明之际，贵州境内的两种崖葬间由于分布范围的拓展或人群的移动而曾相互渗透、交互影响，所以出现了前文论及的同一类葬习存在当代学者的不同认识的情况。而三都、榕江一带出现悬棺葬则反映出更多的是悬棺葬习俗在贵州境内由北向南的渗透。但是，悬棺葬习俗无论葬地高低如何变迁，总沿袭了凿岩为龛这一特点，而岩洞葬则自始至终采用天然洞穴作为葬所。

两类崖葬内部各因年代的早晚差异而显现出不同的变化，因此仍可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前引罗二虎、王豫等人的研究讨论了晚期岩洞葬(唐宋以降的岩洞葬)及渝东南、黔东北一带悬棺葬的类型及其演变，即是有益的尝试。限于篇幅，兹不展开论述。

崖葬的出现，应是古人特殊的信仰与当地特有的地理环境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民族的、历史的和环境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与峡江地区相接的黔东北地区，谷深崖陡，天然洞穴较少，而黔中及黔南地区，岩溶地貌发达，天然洞穴众多。这可能是东北区崖葬形成凿刻传统，而中南区一贯使用天然洞穴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是何种信仰致使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则历来众说纷纭，尚有待进一步讨论。两种不同起源的葬习，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交互影响、彼此渗透，并出现较为接近、今人难以区分的丧葬形式，这是历史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崖葬是人、地在长期相互适应的历史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综上，我们认为悬棺葬与岩洞葬是彼此关系密切却渊源有自的两种葬习。

五、结语

以上大致梳理了贵州境内崖葬的类型、年代、族属，特别是分区和源流等问题，认为贵州崖葬主要存在黔东北区悬棺葬和黔中及黔南区岩洞葬两类，其与各自相邻的周边地区崖葬属同一类遗存。黔东北悬棺葬应是六朝以降“五溪蛮”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后裔“峒人”、“冉家蛮”、“”等的遗存。他们约当今日仍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土家、仡佬、苗族和侗族等。这类葬习至清代前后即已式微。黔中及黔南区岩洞葬，应是唐、宋以降迄今仍活动在当地的苗、瑶、仡佬等族群部分支系的遗存。岩洞葬的源头可追溯至桂、滇先秦时期岩洞葬，而时至今日，当地部分苗族和瑶族仍在使用这种葬习。

岩洞葬和悬棺葬是渊源有自的两类葬习。贵州悬棺葬可纳入到中国长江流域悬棺葬的系统中予以考察，而岩洞葬则是黔桂山地独有的一种葬习，其源自当地并沿用至今。两种葬习均是当地民族某种特殊的信仰和其所居住的地理环境相互结合与作用的产物，因此可以放在一起予以讨论。中国悬棺葬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而目前发现的岩洞葬仅分布在珠江上游的黔、桂、滇山地，分布范围较悬棺葬小，作为两大水系分水岭的贵州，恰是两种葬习交汇、碰撞与融合的地区，对该地区崖葬的梳理因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两种葬习的渊源而有着特殊的意义。

此外，今遵义境内的崖葬在道光《遵义府志》中有记载，似是一种在峭壁上凿龛纳棺的葬习。1984至1985年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曾在桐梓七孔石发现并清理了几座崖葬，这是一类在临水的不太高的崖壁上运用天然洞穴加以凿建的崖葬，其中一座墓内葬有2人，未见葬具。其年代约为明代。对这类崖葬目前存在不同认识，或以为可能是黔北赤水河流域汉晋时期流行的汉系崖墓的孑遗。因材料限制，本文对此未展开论述，但认为其似可归入到长江流域悬棺葬的系统中予以考察。

贵州崖葬的研究目前尚存在许多问题，田野工作的薄弱是制约该项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关键。本文所论述的，仅是基于现有资料的一点肤浅认识，错讹难免，敬希学有专长的方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