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冰融化:强制释出处方(MIP)

MIP是“Mandatory Issuing of Prescription”的缩写，可译作“强制释出处方”或作“病人取方权”。

医药分家中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建立一个相互监察，又互不从属的系统以防止病人获得不需要、不正确或不恰当的药物治疗。病人并可以选择在任何药房配药，处方上的不清，药师可以直接与医生联络，立即改正处方或应医生建议病人再访医生。药师亦能在配药时提供病人直接的服药指导。但是，医药分家是需要时间来推行的。

第一步也是最易接受的就是争取病人的“取方权”。病人需先在诊所支付固定诊金，如需药物治疗，医生须于诊断后发出处方。病人可凭处方自行决定往何处配药。所以这是一个既简单而又直接的方法，体现病人的选择权和知情权。

“强制释出处方”对那些习惯了过量处方或不适当使用处方的医生来说，意味着他们必须改变原有习惯。因为他们有其他专业药师来审查他们的处方，而处方将作为证据被留下。同时那些审方和调剂的药师们，必须更加谨慎，因为医生与病人们也在监督配药的正确和药房的专业水准。

患者很关心他们的权利吗？

从新办法颁布后患者的反应来看，真正取方外配的患者很少，和新办法实施前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看好病，能报销，至于药价是否稍微便宜一些，并不重要。这说明，消费习惯一旦形成，改变起来不是很快的事。但是，从其他国家医药分业的情况来看，处方释出会越来越多，消费者最终会得到自己的权利和由此带来的便利和药价的实惠。

从本次《处方管理办法》细节来看，消费者离最终能够读懂处方，得到专业调剂服务还有距离。办法规定，“书写药品名称、剂量、规格、用法、用量要准确规范，药品用法可用规范的中文、英文、拉丁文或者缩写体书写。”这意味着，你仍然会看到接近“密码”的处方，只要你看不懂剂量，换算和比较药品价格就是空话。前面的“常见外文缩写”，不自学成半个专家基本是不会明白的。另外，负责为消费者调剂处方的药剂师大部分在医院药房工作，社会药店的药师不仅很少，而且消费者没有底，吃药的用量和方法要搞不懂，病就白看了。药店里推销员都穿着白大褂，可信度几乎为零。还有就是医院的划价方式，一般是在药品调剂之前。按照规定，药师有审方的责任，如果用药不合理或者缺药，药师要把处方退回医师。所以按照正常程序，应该先调剂，后划价，再取药。但几乎所有医院都是先划价、交费，再调剂、发药，药师职位形同虚设。但大部分消费者从不计较自己的权利，只盼看病以后划价收费取药的时间能短一些。

但不管怎么说，医生已经从消费者的全权代表变成为消费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专业人员，消费者对服务、对提供的商品（药品）有了选择权和知情权。医生不再是医药供应链的终端和买方，真正的主人出场了，游戏规则将随之改变，新的大戏即将上演。

医生的劳动价值如何承认：处方费与诊疗费

有一种呼吁认为，一个成熟的医生培养需要几十年，投入非常大，是国家应该保护的重要财富。与其让医生违背职业道德背负道德的指责，沦落为“职业药品推销员”，不如让医生收取诊疗费，光明正大地公开医生的劳动价格。如果运用处方费制度，假设一个病人收处方费10元，一天可以看30个病人，那么医生每天就有300元收入，一个月7000元，医院根本不用养医生了！就像美国那样的模式，医生在诊所供职，可以在签约的几个医院流动。当然欧美等地医生的分级，只有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两级，没有什么专家门诊、优质门诊这一类，也不存在名医崇拜。反观我们医生位置越高，越行政化、官僚化，像某些明星专家那样，长期不看病，其技术反而不及一个主治医生，所以依照职位、职称和名气来收处方费很不合理。所以连带的问题是改变中国“医而优则仕”的模式，医院长期专业、行政人员不分。在欧美，医师很少在医院全日制工作，一般都有自己的诊所或联合诊所，所以医师通常并不直接接受院长、主任的领导，而是有自己的组织，由该组织的代表与院长之间进行协调。医师组织负责病人的医疗质量，并负责对医师的业务考核。在医疗市场中，医师处于优势地位，待遇十分优厚。同样，为体现执业药师的劳动价值，也应该合理核收药剂师调剂费。

医疗费用应该合理并得到监督

医药分家问题没解决，处方费就不能推出。要从体制上规范进货渠道、集中招标、阳光采购药品等，但只要医生还有机会从药商拿回扣，同时又收处方费，情况就会更坏了。处方费需要有许多标准加以限制，标准定得越严格细致越好，以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如针对一种病情，应该就用药、检查的范围和价格，进行内部的明晰和规范。比如在美国处方费就是诊金，每种病多少钱都是固定的，这个诊金是病人健康维护组织和诊所集体谈判的结果，能保障病人的权益。诊所医生还协助病人挑选医院和用药，而我们病人是孤身闯医院，完全没有决定权。如果药不贵，看病贵了，甚至一次病要看几次才行，处方费也很可观了。医生左边口袋钱少了，右边口袋又加钱，都从患者腰包里掏，看病贵就不能根本解决。

规范药品之外的其它收费行为。主管部门还应将“检查费、手术费、治疗费、床位费”等几十种项目列入监管目标范围，要加大医疗行业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