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进益:见证两岸关系发展的台前幕后

他曾经是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他曾为“汪辜会谈”做了很多前期和准备工作，他是舟山嵊泗人，在那里生活了14年。他，就是奔走两岸的台湾知名人士邱进益。

见证“九二共识”形成的台前幕后

1993年3月，邱进益出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1992年香港会谈的时候，他还不在那个位子上，但是他实际参与了幕后的决策。

邱进益说：“那个时候双方都没互信。因此对对方提出来的任何意见或者对方所提出来的想法，总觉得有点计谋在里头，这个方案会不会有陷阱。所以有点‘谍对谍’的味道。因此，当海协会相继提出五个方案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海基会也相继提出了五个相对的提案。香港会谈时，双方就胶着了，因为海基会提出的五个方案，海协会没有办法接受。那么，相对的，海协会提出的五个方案，海基会也不能接受。结果就僵在那里，怎么办？后来，海基会的代表就请示我们在台北的最后的决策单位。当时，我在这个决策单位里头。我们觉得这个结要想办法解开。所以，我们又提出了三个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方案。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三个方案也就是后来双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当时的文字是我跟先生草拟的。因为当时先生也在我们这个决策单位里头。我们最后就草拟了这么一个方案。后来会谈虽然中止，海协会回到北京之后，用书面的方式来确认，同意我们所提出来的第十三个方案，也就是后来双方都能接受的‘九二共识’基础的那个文字”。

邱进益说，他和先生制定的历史性文字是这样表述的，即“统一过程中，虽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内容，认知有所不同……，但事务性会谈不牵涉一个中国”。他说：“大陆方面表示同意、尊重与接受；对于一个中国，双方各自以口头表述，而不用文字表达。”这是后来“一中各表”的由来。

邱进益认为，“九二共识”是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创造的名词；因为大陆与台湾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有共识，口头各自表述“一个中国”有共识，但是对“一个中国”的内涵没有共识，于是双方搁置争议，求同存异。邱进益说：“因此，我主张称之为‘九二谅解（understanding）’，不过大家既然已经约定俗成，也就都采用‘九二共识’这个词汇。”

邱进益认为，“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如果没有1992年的“九二共识”，就没有1993年的“汪辜会谈”，也就没有1998年的“辜汪会晤”，更没有先生上台以后，接续下去的这么多次的“两会”商谈。所以，“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两会”协商进入新阶段

在“汪辜会谈”举行之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与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就举行“两会”最高负责人“汪辜会谈”和“建立‘两会’制度化沟通管道”等问题进行磋商，达成“七点共识”。之后，又在新加坡就“汪辜会谈”有关问题再进行预备性磋商，其中有关两岸经济交流议题，因双方立场差距极大未能达成共识。

“当时是两岸40多年来最高层面的接触，彼此有许多猜忌”，邱进益表示，基于这种不同的考虑，他与唐树备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一定要让双方“双赢”，“因为我与唐树备有相同的背景，都是‘外交’系统出身，而且又是同乡，很多想法都一致，所以在谈判中许多技术性的问题也比较好解决”。

邱进益高兴地说：“如今，非常值得庆幸，两岸的氛围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两会’协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两岸关系多年来累积的结果”。

“汪辜会谈”：一扇两岸的“机会之窗”

1993年4月27日上午10时，举世瞩目的首次“汪辜会谈”准时在新加坡举行，时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邱进益是这段历史的直接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

邱进益回忆：“辜汪会谈的时候，新加坡方面对我们蛮不错的，给予我们隆重的接待，尽量提供优惠条件。但是，辜先生什么时候到新加坡？我们就有很多考虑，是辜先生先到新加坡，还是等汪道涵先生到了以后再到呢？为什么有这样的思维呢？后来，我们就讲了，因为汪道涵先生发的邀请函，所以他是主人，借个客地，他还是主人嘛，那我们客人不能先到嘛，如果我们客人到了主人还没到，那主人显得很失礼，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得安排在汪道涵先生到了的第二天，好像中间我记得间隔8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辜先生到了。到了之后，问题又来了，比方说，他们两个人之前也在很多场合见过面，但是正式以‘两会’领导人身份是第一次见面。那怎么见呢？我们住在不同的两个地方，新加坡给我们安排了同一个会议场所，但是给我们两个休息室不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我就跟唐树备先生商量。我说，第一，汪先生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客人应该来拜会主人，而且汪先生比辜先生大两岁，中国人长幼有序，一定要来拜会。但是，也不能让辜先生自己来敲门说，我是辜振甫，我来了。作为主人，你得派一个代表去接辜先生过来，那么，派谁呢？就派你唐树备。我说你就代表汪先生去请辜先生过来，我把你介绍给辜振甫先生，一起出来以后，你再把辜振甫先生介绍给汪道涵先生。这个过程看起来其实不是很要紧的事，但事关礼仪，事关观瞻。那时有283个记者采访，诸如此类事情稍微安排不适当，我们回台湾去，就会被台湾的老百姓说：你自我矮化自己，你们去朝贡等等的话都会出来。所以说蛮艰难的。因为当时你们是一个团队，一套班子，一套人马。可是我们有‘陆委会’，有海基会，而且‘陆委会’和海基会意见常常不一致，所以我们当时去从事谈判的时候，的确是蛮艰难的”。

“应该说首次‘汪辜会谈’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两岸关系最好的时期，隔绝40多年的两岸关系终于跨出了重要的一步。”邱进益说，“汪辜会谈”首次实现“两会”最高负责人直接见面会商，也是两岸高层人士的一次正式会晤，它表明两岸接触对话的大门从此正式打开。

对这段历史依然记忆犹新的邱进益回忆，当汪道涵与辜振甫伸手越过不足两米的会议桌，双手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已是热泪盈眶。“40多年来首次两岸民间授权的领导人见面、握手，大家坐在一起握手言欢的场面，让许多人都百感交集”。

此生最念是乡关

邱进益14岁离开舟山，在台湾生活了60年，直到2005年才第一次回家乡。“变了，几乎变得完全不同了。发展之快，超出想像。”邱进益感慨地说，“唯一不变的是，它还是我的家乡”。

邱进益是舟山嵊泗嵊山人。解放前，其父邱人海曾任嵊山镇镇长，叔叔邱人智任花鸟乡乡长。父亲和叔叔都是当地的殷商，当时经营着嵊泗第一大渔行“邱公兴”，家中有跑上海的渔船，还有百货店。少年时的邱进益，生活优越，百事不愁，更“稀罕”的是他还被父母送到上海去读书。“嵊泗有几个家庭有财力送孩子去上海念书呢？我父亲对我这么说”。

在邱进益14岁那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随父母到了台湾基隆。父亲在当地做起了生意，惨淡经营。邱进益则插班进入基隆市立中学，开始了边打工边求学的艰苦岁月。生活境遇发生了巨大变化，更令邱进益没想到的是，这一离家，竟是茫茫的大半辈子。“1993年来北京时，按说我是有机会回老家看看，但我任务在身，不敢分心。”邱进益说。

直到2005年，邱进益终于踏上了归乡的路。一切都变了。虽然老屋仍在。站在嵊山最繁华的街上，邱进益感慨万千。走在街上，邱进益听到了一个称呼“台胞”。怎么是台胞呢？“我是舟山人！请叫我‘舟山人’！”邱进益动情地说。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首先必须得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然后你应该永远记得，你的家乡在哪里，记得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报答她。这跟我们必须报答养育我们的父母，是同一个道理。”邱进益说。

邱进益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他的目光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发展。“舟山虽然偏居一隅，但舟山人要把眼光放远，比如宁波和舟山港口的联结，这是一个很好的跨越。舟山跨海大桥的开通，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作为一个舟山人，我期待舟山的未来有更多类似的联结和创举。”邱进益说。

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从事了近30年公务生涯的邱进益并不太懂旅游，但旅游是家乡的支柱产业，所以他也开始关心。“我经常去意大利和夏威夷，坦白说，我并不觉得那里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海水清澈一点，还有一些当地的文化吸引。我们舟山也有很漂亮的沙滩啊，如果能加强旅游区的文化建设，开发一些互动性的旅游产品，我相信也会吸引很多游客。”“舟山能不能和杭州、宁波联手，推一个区域性的旅游产品？杭州玩几天，宁波玩几天，再到舟山玩几天。因为普陀山在台湾的知名度还不是很高，光靠一个普陀山，恐怕不能吸引足够多的台湾人到舟山来旅游。”“促进舟台两地合作交流，我想宗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我们也可以在台湾找一个和舟山相似度高的城市，结为姐妹城市或友好城市，然后由这个城市推及到台湾其他地区。”“如果两地交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自当竭力，在所不辞。”邱进益说。发已白，心还在。少小离家老大回，邱进益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多为家乡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