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语言论文：八股文对古代语言的影响述评

作者：王玉超 刘明坤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如《东西晋演义•西晋卷之一》写夷夷兵犯没鹿回时道:“力微曰:‘韩信连百万之众，收四海之地，平秦灭楚，取赵协燕，功盖天下，名闻古今。张良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匡扶社稷，担担乾坤，以三寸之舌，开四百年之基，成汉室之业，皆此二人之力，高祖所谓人杰。臣于大王，无尺寸之功，止一马之力，何敢受其赐也。’宾曰:‘富贵之事，世人贪之，恐不得至，卿何固辞?今授卿一所。吾欲南霸天下，欲卿效张良、韩信之立勋，故有是命，卿何却之?’”力微与宾客的这段对话，既明白易懂，又不失文雅典重，西晋人物借汉代典故论说道理，不仅符合人物的时代和身份，还与八股文不言后代之语的要求吻合。通俗小说演绎历史事件，人物的语言理应具有古文特征，作者将骈对偶句纳入小说人物之口显然恰到好处。骈丽对偶的语言大量出现在明清小说中，这与八股文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首先，绝大多数的明清小说作者经历了长期的八股文训练，他们在最初习业阶段就练习嘱对，对骈偶语言尤为谙熟，当他们转作小说时，自然会情不自禁地使用骈丽语言，这种情况一般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其次，小说作者往往带有炫才心理，他们像“掉书袋”一样，故意将简明的语言对偶化，使之骈丽、古奥，以示自己的文采。这些书表策判、短篇描摹或杂入的骈文偶句，虽不能说是多余部分，但是，如若将其删除也不会妨碍小说意思的正常表达，可以说，它们既不会破坏小说的完整性，也可以让小说作者一展文采。再次，明清小说作者大多是科举中的落第者，他们往往将科举中未能实现的愿望放置于小说的虚构情境之中，大量书表策判的书写，其实是小说作者为官作宰的体验。另外，明清小说与八股文一样形成了骈散结合的模式，只是八股文是骈中有散，明清小说是散中有骈。八股文除破题、承题、起讲、收结之外，正文主体部分以骈为主，小说将骈文纳入其中，在散化的叙事语言中不时杂入骈文，虽以散为主，骈文却随处可见。八股文的对股结构决定了对偶语言，但是八股文的对偶语言有相对的对偶和绝对的对偶两种形态，有时只是两股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小说运用的骈体形式同样具备这两种形态。最后，明清小说是通俗文学，最初的产生是为了适应普通大众的欣赏口味，它始终未能登上雅文学的殿堂，但是随着明清文人对通俗小说的接受和参与创作，小说的文人化成为发展趋向。其中骈丽文字是主要表现之一，它既是小说作者必然使用的语言类型，也是文人阅读群体乐于接受的重要原因，究其文人化趋向的根源，还是与八股教育不能脱离关系。人们对骈丽对偶的语言风格，一直存在褒贬、取舍的争议。但是，到了明代科举时期，八股文却将骈丽对偶作为了主体形式，这种常常被认为“戴着镣铐跳舞”的八股文，在以立意为主的前提下，将骈体对偶形式运用得恰当自如，无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一特点也明显地体现在明清小说作者的笔下。将明清小说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小说与明代之前对比，明代中期以后的小说中虽然书表策判、短篇描摹的语段仍然存在，但随时杂入叙事中的骈偶语言明显增多了。骈偶语言可以出现在人物语言中，也可以出现在作者的叙述中，这些骈丽语言与小说的正文叙事融为一体，原本作为小说中的描摹短篇不再独立成章，小说更具整体性、典雅化。这种化描摹短篇为骈偶叙事的用语方法，笔者姑且称之为“化整为零”法，这种方法与八股文骈散结合、共同成章的方式是相同的。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作者从写作八股文到转而写作小说，将八股文骈散结合的用语方式运用于小说叙事中，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化整为零”法，这正是通俗小说中短篇描写逐渐消失的重要原因。通俗小说起源于民间说书，与讲唱文学关系密切，自产生之时就有短篇描写穿插其中，直至明代仍然如此，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英烈传》等都有大量的短篇描摹语段，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清代。但是查考明清小说发现，从明代中期开始，小说中的短篇描写逐渐减少，有的只在开头或结尾以诗词形式出现，相当一部分小说中这种短篇描写消失了，如《红楼梦》、《镜花缘》、《绣云阁》等。仔细阅读发现，这些小说虽然没有典雅骈丽的短篇描写，却不代表这些小说自始至终都是通俗白话，其中骈丽对偶的语言随处可见，如《红楼梦》对大观园的描写、对探春宝钗等人房间的描绘，无不用对偶骈文，只是这些骈丽语言与通俗白话交融一处，如果将其提出，使之独立成篇亦无不可。简言之，通俗小说中短篇描写的消失，只是形式上的消失，其实这种骈丽对偶的描写仍然存在，不过是散见于小说的字句之间。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小说作者借鉴八股文骈散结合的用语方式有直接关系，“化整为零”法的使用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

书经是明清小说“以时文为小说”的另一个表现。明清小说作者引经据典不足为奇，但引用范围集中在《四书》、《五经》，尤其是《四书》，这必然有其内在原因。八股文与明清小说同时盛行于世，它的文题选择范围就是《四书》、《五经》，其中《四书》尤为重要，这一点正是明清小说作者大量引用书经的原因所在。《四书》是八股文的题库，八股文发挥《四书》原句、代圣贤人物立言阐释儒理，诸项要求无不以《四书》为中心。《四书》是明清文人主要研读的儒家经典，明清小说作者也不例外，他们凭借对《四书》的熟悉，在写作小说时有意无意地将《四书》内容融入其中，使明清小说引用《四书》的频率大大提高。明清小说作者引用《四书》的方式有四种。一是将《四书》中的人物或事件、义理直接作为小说的描写对象。如《公冶长听鸟语纲常》是明清时期罕见的短篇白话小说。作者借公冶长其人，结合他能识鸟语之事充分想象发挥，以公冶长听鸟语为题议论儒理纲常，故事短小精悍、表意完整。这类引用《四书》形式的小说，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袁黄的《七十二朝人物演义》。这部小说共四十卷，均以《四书》中截取的语句为题，作者将《四书》中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围绕与之相关的典故、史实、传说进行叙述，从写作形式到内容都有意模仿八股文。这类小说作者以八股文的写作思维作为中介，引用《四书》的方式最为直接。二是小说作者在叙说人物或事理时，将《四书》中的圣贤人物化入其中，圣贤人物不作为整部小说的描写对象，作者的目的在于他们的衬托作用。如《西湖二集》第三卷写甄龙友时说:“就是孔门颜子见了，少不得也要与他作个揖，做个知己;若是子贡见了，还要让他个先手，称他声‘阿哥’。……果然有东方朔之才，具淳于髡之智。”这里作者借引孔门弟子，以突出甄龙友的个性和特征，又借引东方朔、淳于髡等人来衬托他的才智。作者这样引用《四书》内容，不但在无形之中突出了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时也表明了小说作者对《四书》的熟悉程度。三是小说作者常常用“孔子说”、“孟夫子说”之类的语言直接引用《四书》中的圣人之语，借其权威性以说明事理。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上海善士寄册募捐各州县一事，继之道:“岂但勇于为善，他这番送册子来，还要学那‘古之人与人为善’呢。其实这件事我就很不佩服。……所以孔子说:‘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不信现在办善事的人，果然能够照我这等说，由近及远么?”《绿野仙踪》写齐贡生语:“你这沾光下顾的话，再休对我说!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这类引用《四书》的方式，说明小说作者将孔、孟之言视为权威、经典，他们认为借引《四书》语言最具说服力，甚至有时在引用《四书》时忘记考虑说话者的身份，如《女开科传》中写和尚之言:“妈妈不须愁虑，当日孔夫子曾有言，‘君子周急不总富，见人患难而不救者，其人必不仁。’”作者代小说人物讲论道理时，忍不住借引孔孟之语，居然让和尚也引用孔子的话进行劝说。如果说引用《四书》语句、孔孟之语是文人写作的共通性，那么，将朱熹的话奉若经典必定与八股文相关。《快心编》中的见性曾说:“朱夫子云:‘一旦豁然贯通，是从性天上来的。’这便是真悟。”作者代见性说话，将朱熹尊称为“夫子”，视其为圣贤、权威人物，这正是因为八股文要求发挥《四书》语句的同时，还要谨遵朱熹的注释，在明清文人眼中，朱熹的注释与《四书》原文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是明清小说作者直接将《四书》语言纳入小说当中，有时化用《四书》原句，略微加以改动，有时在引用的同时注明出处。如《快心编》中有作者议论:“如此做得去，这则为兼善豪杰，穷则为独善豪杰，……譬如韩信寄食漂母，宁戚佣工饭牛，……是皆劳筋骨，苦心志。”这里作者将《四书》中的语句化为自己的语言，与小说的叙说融为一体。《女开科传》对《四书》语句的引用则注明出处，“那《中庸》上说得好:动乎四体，至诚如神。”小说作者在写作中，无论是化用《四书》语言，还是明示《四书》语言，都运用自如，不生硬牵强。明清小说作者偏好引用《四书》是因为长期习业八股文所致。一方面他们在短则十年寒窗，长则数十年苦学的《四书》研读生涯中，已经对《四书》内容烂熟于胸，引用《四书》内容很多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之下。另一方面他们奉《四书》为经典，借引《四书》其实是借用《四书》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另外，各种《四书》相关典籍的流行为小说作者的引用提供了便利条件。

明清科举社会中，人们为了投合应考举子寻求捷径的心理，各种与《四书》相关的书籍层出不穷，有关《四书》人物、典故、解句、注释等方面的著作应有尽有。《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就是在明人薛应旂《四书人物考》的基础上创作的，《四书人物考》正是为了让举子了解《四书》人物，以备科考的一类书籍，薛应旂在自序中云:“迩来命世之英固多，而驰骛场屋者唯事速化，岂直子史束阁?虽《四书》所载名氏已大都不省其为何如人矣。……杜门无事，遂将平生手录古人形迹各注于名氏之端者，编为纪传，总四十卷，名之曰《四书人物考》。”［2］159－160《制义丛话》记嘉庆年间“学政姚元之奏请饬禁坊刻《四书典制类联》及《四书人物类典串珠》等书”［3］31。可见《四书》的相关辅考书籍一直盛行于明清两朝，这无疑会使文人对其中的人物、典故更加熟知，运用更加自如。就《五经》而言，它也是明清小说中引用较多的一类。明清科举乡、会试首场有四道《五经》题，无论是专经，还是各选一经，对举子来说，《五经》都不可忽视，明清科举对《五经》的考查也是小说作者偏好引用的重要前提。明清小说引用《五经》的方式与《四书》大致相同，从引用人物到语言，从直接引用到化为小说家言，诸种方式不一而足。如《鼓掌绝尘》中的娄公子引《诗经》说:“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承赠良马，弟将何物可报耶?”类似的引用，或具理性或富诗意，均与小说的叙事语言结合得十分融洽。明清小说作者对《五经》的引用与《四书》一样，频率高，数量多，偏好引用的原因也几乎相同。另外，明清文人写作八股文喜好引用《五经》，这也是小说作者偏好引用《五经》的又一原因，方苞评归有光《大学之道一节》文，曰:“化治以前先辈多以经语诂题，而精神之流通，气象之高远，未有若兹篇者。”［4］95八股文虽阐释经典，但它本身就大量引用经典，这种写作习惯在文人写作小说时随之转移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