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戒东传日本研究

摘 要：戒律东传是唐朝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菩萨戒不仅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还经海上丝绸之路流传至韩国、日本。中日两国僧侣在菩萨戒传入日本的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鉴真东渡缘于弘扬戒律，不仅成功创建日本律宗，成为律宗初祖，还广授菩萨戒，将菩萨戒正式传入日本。最澄入唐求法，回国后创建日本天台宗，一生致力于弘扬菩萨戒，不仅促成大乘戒坛的建立，还明确提出大乘律宗概念，设计出天台宗菩萨戒的师资传承谱系，使菩萨戒在日本得以兴盛，进而改变了日本的戒律传统和佛教发展方向，意义深远。

关键词：菩萨戒；鉴真；最澄；日本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6）01-0049-05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菩萨戒东传

戒律乃佛教三学之首，为佛教发展的慧命之所在，佛教所传之处，必有戒律的流传。菩萨戒是大乘菩萨修行过程中遵循的戒律，与小乘戒律相比，菩萨戒没有独立的律藏，具体内容散见于大乘经典中，并以三聚净戒统摄一切戒条，核心思想在于约束“意业”，即对思想活动的控制，属于心戒。菩萨戒包含四大体系，即梵网系菩萨戒、瑜伽系菩萨戒、优婆塞系菩萨戒和密教系菩萨戒。梵网系菩萨戒是流行最广泛的菩萨戒，其中，《梵网经》是梵网系菩萨戒的根本经典，虽然历来被认为是伪经，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佛教史上，均是流行最广泛的经典。

海上丝绸之路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又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等输出至国外，而国外的香料、花草等则通过丝绸之路输入至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汉代，当时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补充。到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品和贸易通道，更是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通过东海航线可以抵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唐朝时期，通往朝鲜半岛的航线有多条，其中最便捷的一条航线是从登州入海到新罗，另外也可以自明州（今宁波）入海经黑山岛到新罗。到宋朝时，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以明州至新罗这条线为主要线路。唐朝至日本的航线有黄海道和东海道两条，前者是从登州入海，绕行朝鲜半岛后到达日本，这条线是佛教最早传入日本的线路，也是佛教戒律初传日本的线路。后者是从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今扬州市）、苏州（今苏州市）、明州（今宁波）等地沿海港口入海，直接到达日本。

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入港口，从唐朝开始，一直到宋、元、明朝，宁波是中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和人员往来的最主要港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由此输出至韩国、日本，大量佛教典籍、佛像等佛教物品也自宁波运往韩国、日本。宁波成为中国僧人东去日本、韩国弘扬佛教的港口，以及日韩两国求法僧入唐求法的重要出入港口。宁波的天童寺、雪窦寺、阿育王寺等成为日韩求法僧求取佛法的重要寺院和居留之处，是中国与日韩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心，意义深远。

据学者研究，“日本佛教的戒律，最初是由日本善信尼从百济传入，推古天皇时期（592-628）虽有律师去日本，但还不足称道。”[1]213戒律传入日本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中国的律师东渡日本弘扬戒律，以鉴真为典型代表；二是日本的求法僧入唐求法，公元七世纪，日本开始有律师入唐学习，比较著名的有道光、道照、道慈、普照、荣睿等，他们也带回了不少律学著作，但日本戒律的发展仍不完备，戒坛也不完整，所以才有普照、荣睿随遣唐使入唐，千方百计力邀鉴真东渡的事迹。在菩萨戒东传日本的历史上，贡献最大的当属最澄。鉴真使菩萨戒正式传入日本，而最澄则将菩萨戒发扬光大，使日本佛教走向独立发展的模式。

二、菩萨戒正式传入日本

佛教传入日本的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佛教一直处于戒律不规范的状况，缺少如法的授戒师为众授戒。公元六七世纪，菩萨戒在日本开始有所流传，零星出现由受过戒的僧人授三聚净戒，或者自誓受戒的情形，既不普遍，也不严格。鉴于日本佛教戒律的现状，为了规范僧人受戒，普照、荣睿随遣唐使入唐以寻找并邀请可以改变这一现状的律师前往日本，于是便有了鉴真六次东渡的事迹，并使菩萨戒正式传入日本。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广陵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在日本被尊称为“唐大和上”、“过海大师”，反映出在日本佛教界的重要地位。

鉴真是江苏扬州人，他的父亲是一个佛教徒，曾在扬州大云寺从智满禅师受戒。鉴真14岁时，便随父亲一同到大云寺参佛，16岁进大云寺当沙弥，18岁的时候从道岸受菩萨戒。道岸当时被誉为天下四百余州的“受戒之主”，曾被召入皇宫担任中宗的菩萨戒师，主要弘扬四分律。四分律在北方盛行之时，江南一带还在盛行十诵律，“罔知四分”，道岸请求皇帝强行执行南山律，使四分律盛行于江南地区。鉴真受戒后便跟随道岸研习律学，并跟随道岸到达洛阳，后来又到长安，遍寻名师习律。景龙二年（708），鉴真从弘景（恒景）受具足戒，之后5年，鉴真在洛阳、长安两地潜心研究三藏，尤其注重律学。据学者研究，“鉴真除师事道岸、弘景外，还从道宣的另一弟子融济学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和《释门亡物轻重仪》等。还随相部宗法砺的再传弟子义威、远智、全修、慧策、大亮等学习法砺的《四分律疏》等。”[2]因此，鉴真所弘扬的主要是南山律学，同时对东塔宗和相部宗也多有涉猎。开元二十一年（733），鉴真已经成为律学修为深厚的授戒律师，据载，“准南江左净持戒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授戒大师。”[3]80鉴真前后讲《四分律》以及《四分律疏》40遍、讲道宣《四分律行事钞》70遍，讲道宣《量处轻重仪》10遍，讲《羯磨疏》10遍，具修戒、定、慧三学，“外秉威仪，内求奥理”。[3]80律学造诣深厚。

鉴真东渡日本之前，佛教在日本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发展，但是戒律发展很不完善，度僧授戒仪式不符合戒律规定的条件，由于授戒仪式的不合规，很难保证僧尼的质量。不仅有私度僧尼的现象出现，而且僧尼违反戒律和国家法律的情形也非常严重，从而影响了佛教的整体形象和社会影响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一方面积极派遣遣唐使入唐学习戒律，并带回大量律学著作，另一方面派遣使者到唐朝，聘请中国律学僧人到日本讲律授戒。虽然道光曾带回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但并未研读，道融曾担任“说戒师”，向僧众宣讲《梵网经》，但这时的日本佛教戒律，尚未形成完整的戒律体系和完善的授戒仪式。

荣睿和普照为寻找可以到日本传戒的律师而随遣唐使入唐，先是在长安跟随定宾律师受具足戒，研习戒律，后来到洛阳大福先寺礼请道璇到日本传播戒律，道旋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到达日本大安寺，向日本僧人讲授《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和《梵网经》等。天宝元年（742），荣睿和普照到达扬州大明寺，向鉴真表明来意说：“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遵此运，愿和尚东游兴化。”鉴真遂决意东渡。

鉴真东渡历尽艰辛，直到第六次才得以成功，除了想尽办法东渡外，鉴真一路上讲经授戒，受到沿路信众的热情欢迎。天宝三年（744），鉴真受邀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的寺院讲经授戒，天宝七年（748），鉴真率领弟子开始第五次东渡，因遭遇风浪而意外到达海南振州（今海南省琼崖县），后又巡游广西、广东，直到天宝十年（751）才越过大庾岭回到江苏开元寺。在岭南一带的3年时间中，鉴真广泛传戒，先是在海南为别驾冯崇债及其随行官员授菩萨戒，后又到广西桂林开元寺，为冯古璞及七十四州官员、百姓以及前来桂州应试的大批学人授菩萨戒。在大云寺、灵鹫寺、广果寺等，鉴真又多次登坛授戒，为沿途各地的佛教戒律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鉴真东渡时携带了大量律学经典，菩萨戒经典主要有唐朝智周撰《菩萨戒疏》和灵溪释子撰《菩萨戒疏》。据《东域传灯目录》所载，智周除著有《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外并无其他菩萨戒著述，因此，《游方记抄》所载《菩萨戒疏》应当与《梵网经菩萨戒本疏》为同一著述。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了热情欢迎和招待，被安置在东大寺居住，并被授予“传灯大法师”位，是日本国内最高荣誉僧位。鉴真的到来，有了如法的授戒师，便在东大寺卢舍那佛殿前建立了戒坛，戒坛建成后，鉴真为圣武上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等人授菩萨戒，并为400多名沙弥授具足戒。除了东大寺戒坛外，鉴真还主持或参与建立了下野药师寺戒坛以及筑紫观世音寺戒坛，成为日本国主要的为出家僧尼授戒的场所。通过建立戒坛、讲经传戒、培养律学人才等活动，鉴真在日本戒律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菩萨戒在日本的弘扬

最澄是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幼名广野，剃度后得法名最澄，曾在鉴真生前弘法的东大寺受具足戒，潜心钻研鉴真从中国带去的天台宗典籍《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等，为了创建新的宗派，唐贞元二十年（804），他和弟子义真等人随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到中国求法。同年八月，最澄乘坐的船舶到达明州（今宁波），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最澄刚到明州便染病在身，只好在明州滞留休息半个月时间，身体痊愈后才动身前往台州天台山。

日本比睿山延历寺保存的《明州牒》，记载了最澄在明州和台州之间往来的历史事迹。《明州牒》是明州书史孙阶发给他的牒文和台州刺史陆淳的回牒，牒文大概内容是最澄自明州去往台州天台山巡礼，随行者有弟子义真、从者丹福成，书籍和随身衣物共二百余斤，予以公验。除了《明州牒》之外，孙阶和明州刺史郑审则于次年还为最澄和义真颁发过另外两件牒文，内容是准许最澄去越州龙兴寺、法华寺。不仅如此，陆淳、郑审则还为最澄题写《印记》和跋文，对最澄入唐求法的事迹和精神大为赞赏。

最澄在唐求法期间，除了入天台山学习天台教学外，还研修禅法、密教以及大乘戒。最澄到台州后遇到道邃，道邃是天台宗七祖，是湛然大师的弟子，当时是天台山修禅寺座主。在道邃的主持下，最澄受菩萨三聚大戒，并在天台山佛陇寺得受行满天台教观。天台宗是弘扬菩萨戒最主要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初祖慧思曾做《受菩萨戒仪》，形成了完备的菩萨戒授戒仪式，其后的菩萨戒授受仪式虽然有所改变，但都是在慧思仪式的基础上所作的修补，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自慧思之后，天台宗历代祖师多弘扬菩萨戒，慧思的弟子智 被认为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他不仅为人广授菩萨戒，还曾做《菩萨戒义疏》，为后世所瞩目，成为菩萨戒著述中最重要的内容，地位显著。明旷、湛然等天台宗人也曾为菩萨戒做注疏，唐朝大云寺僧人惠真不仅是天台宗玉泉系第六代传人，也是当时的律学僧人，曾经西行印度求法，在滞留甘州修多寺时有感于当地戒律松弛的现状，编写《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鉴真东渡日本之前曾是恒景的弟子，与天台宗关系密切，东渡日本后弘扬四分律和菩萨戒。最澄是天台宗正传日本的第一人，不仅在日本创立了天台宗，弘扬天台教学，他在日本佛教发展史上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极力弘扬菩萨戒。

最澄在日本弘扬菩萨戒与他入唐求法有着直接关系，明州是最澄入唐求法的第一站，也是他携带大量经籍、书画、佛物回国之地，可谓缘分殊胜，明州及附近的寺院也留下了最澄的诸多足迹。尤其是明州的龙兴寺和开元寺，最澄在龙兴寺得到真言及杂经102部、115卷，以及大量佛像、佛具等。在龙兴寺，最澄遇到顺晓阿^梨，与弟子义真一同受三昧灌顶，得授法文、图样、道具等。在开元寺，最澄从灵光受“军荼利菩萨坛法”并契象等，又从檀那行者江秘受“善集会坛”并“如意轮坛”等法。可见明州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港口，龙兴寺、开元寺等是最澄入唐求法的重要见证。

最澄入唐求法不满一年时间，公元805年回国，自明州出海回国时携带唐朝经论疏记230多部460卷，主要包括天台、密教和大乘戒的典籍。菩萨戒经典主要有《金字菩萨戒经》一卷，《菩萨戒经义记》二卷（智者大师出）、《受菩萨戒文》一卷（南岳大师说）、《受菩萨戒文》一卷（荆溪和尚撰）、《菩萨戒经》一卷、《苏悉地经》三卷、《苏婆呼律经》三卷等，主要是梵网系菩萨戒和密教系菩萨戒，是最澄回国后弘扬菩萨戒的重要根据。

最澄回国后大弘教化，在比睿山开创天台宗，兼传密教和大乘戒法。大乘戒正式传入日本开始于鉴真，真正把菩萨戒在日本加以弘扬的则是最澄。鉴真到日本后创建了日本的律宗，后来，日本便有了东大寺、下野药师寺、筑前观音寺三大戒坛，出家需到这三个寺院中的某个戒坛受戒。最澄显然不满日本当时严格的受戒制度，主张以梵网戒代替《四分律》使用，不仅把梵网戒作为在家众所受戒律，还将其作为出家众的戒律予以使用，放弃《四分律》。为了在比睿山建立大乘戒坛，最澄于公元818年向日本朝廷提出《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六条式）、《劝奖天台宗年分学生式》（八条式），次年又提出《天台法华宗年分度者回小向大式》（四条式），论证建立大乘戒坛的原则和方法，这三种条式统称“山家学生式”，集中反映了最澄的大乘戒思想。最澄的做法受到了南都僧纲的反对，遂撰写《显戒论》和《显戒缘起》予以驳斥，《显戒论》成为日本大乘戒的第一部论著。尽管最澄生前并没有实现建立大乘戒坛的愿望，在他圆寂七年后，大乘戒坛终于得到认可。

最澄的山家学生式是对佛教戒律的重大变革，他极力弘扬的菩萨戒核心思想是摆脱繁琐的小乘戒条，强调心戒，注重戒律自觉。最澄的弟子提出“一心戒”，作为日本天台宗的戒律观，是对最澄菩萨戒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陈朝的慧思在其所撰《受菩萨戒仪》中说：“我某甲等今受菩萨戒，奉请释迦牟尼佛作和尚，奉请文殊师利龙种上尊王佛作羯磨阿^梨，奉请当来弥勒尊佛作教授阿^梨，奉请十方现在诸佛作证戒师，奉请十方诸大菩萨作同学等侣。”[4]351唐朝湛然在《授菩萨戒仪》中说：“奉请释迦如来应正等觉为我和上，我依和上故得受菩萨戒慈愍故。文殊菩萨为羯磨阿^梨，弥勒菩萨为教授阿^梨，一切如来为尊证师，一切菩萨为同学等侣。”[5]354

请释迦、文殊、弥勒为戒师的传统源于《普贤经》，发展于慧思、湛然等人，后来经最澄传入日本。而自誓受戒的方式则源于姚秦时期鸠摩罗什《梵网经》，自誓受戒的前提是千里之内没有传戒师，自誓受戒得戒的条件则是在佛前忏悔七日，并“得见好相”，否则不得戒。

《授菩萨戒仪》是最澄回日本后编撰的菩萨戒授戒仪式，分为十二门，包括第一开导、第二三归、第三请师、第四忏悔、第五发心、第六问遮、第七授戒、第八证明、第九现相、第十说相、第十一广愿、第十二劝持。这十二门与湛然撰《授菩萨戒仪》基本相同，可见两者之间的渊源。最澄为了适应日本授戒的需要，作出了一定的修改，最突出的有两处。一是将湛然本中的“大唐国”改为“日本国”。湛然本说：“南瞻部州人主地大唐国（某州、某县）僧伽蓝中佛像前有数多弟子来于我所，求受菩萨戒竟。”最澄本说：“南瞻部州人主地大日本国山城州乙训县山本僧伽蓝中千手千眼大悲者观自在菩萨像前有众多弟子来于我所，求受菩萨金刚宝戒竟。”[6]628二是将此授戒仪式适用于出家菩萨，改变了湛然本适用于在家、出家菩萨的规定。湛然本说：“欲从诸佛菩萨乞受菩萨戒”[5]355，最澄本说：“欲从诸佛菩萨乞受出家菩萨戒”[6]626，最澄将此授戒仪式限定于出家菩萨所受。通过最澄本和湛然本的比较看出，最澄所撰《授菩萨戒仪》来自于湛然本，是对湛然本进行局部修改后而成。并且，前文所述，在最澄自明州带回日本的菩萨戒文本中，有《受菩萨戒文》一卷，明确指出为荆溪和尚撰，荆溪和尚是湛然的别号，可见此戒本是最澄《授菩萨戒仪》编撰的底本。

为了在日本弘扬菩萨戒，最澄不仅做《山家学生式》、《显戒论》等上书朝廷请求设立大乘戒坛，根据湛然《受菩萨戒文》编撰《授菩萨戒仪》，他还立了一个大乘律宗。据《黑谷上人语灯录》所载，“大乘律宗，传教大师所立也。《菩萨地持经》十卷、《梵网经》二卷，总大乘律二十七部五十五卷，具如目录：《梵网经义记二卷》（天台）、《授菩萨戒仪》一卷（本妙乐注智证）、《同经疏》一卷（明旷）、《显戒论》三卷、《同缘起》二卷（已上山家）、《传述一心戒文》三卷（光定）、《显扬大戒论》八卷（慈觉）、《普通授菩萨戒广释》三卷（安然）、《授如来金刚宝戒式》一卷（延昌）。”[7]165另外，他列出了天台宗菩萨戒的师资传承谱系，“莲华台藏世界赫赫天光师子座上卢舍那佛――逸多菩萨――天竺鸠摩罗什三藏――灵山听众南岳慧思大师、灵山听众天台智者大师――章安灌顶大师――缙云智威大师――东阳慧威大师――左溪玄朗大师――荆溪湛然大师――琅e道邃大师――大日本国比睿山前入唐受菩萨戒沙门最澄――前入唐受菩萨戒沙门义真（道邃弟子）”[7]165将卢舍那佛作为天台宗菩萨戒初祖，鸠摩罗什、慧思、智 、灌顶、湛然、道邃等均成为天台菩萨戒祖师，而最澄自己是第十一代祖师，上承湛然和道邃之教。这是最澄的独创，他通过设立师资谱系，目的在于使自己设立大乘戒坛是名正言顺的。通过这个谱系也可以看出最澄的菩萨戒思想来源于中国，是对中国菩萨戒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反映出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之间的源流关系，以及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和深入性。

菩萨戒在日本的流传，还体现在形成大量菩萨戒著述，主要有：宗觉撰《大乘圆戒显正论》一卷；圆仁撰《显扬大戒论》八卷；觉盛撰《菩萨戒本宗要杂文集》一卷、《菩萨戒通受遣疑钞》、《菩萨戒通别二受钞》；弊鹱《菩萨戒本宗要辅行文集》二卷；英心撰《菩萨戒问答洞义抄》一卷、《菩萨戒网要钞》一卷；安然撰《普通授菩萨戒广释》三卷；仁空撰《新学菩萨行要抄》一卷；维贤撰《菩萨圆顿授戒灌顶记》一卷；敬光撰《圆戒执掌》三卷等等。这些菩萨戒著述是日本佛教对菩萨戒的理解和阐述，反映出菩萨戒传入日本后的发展演变，是菩萨戒日本化的集中反映，在日本戒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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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湛然. 授菩萨戒仪 // 续藏（第59卷）[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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