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总裁邓元

爱好真的不是择业的标准，特别是作为穷苦的男孩子邓元来说。为了“比较保险、实际的”谋生目的，他最终选择了学习计算机工程。因为他知道，“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知道工作的目标是什么，他不可能成功。”

“草根”邓元，华裔美国人，1956年出生于香港一个穷苦家庭。2000年6月1日出任3com公司中国区总裁；2001年6月，升任3com公司北亚区总裁。

邓元很厉害，敢于对3com的全球战略调整说“不”，曾经与总部领导层发生“激烈”的讨论。在3com不太重视企业级客户时，他向总部强调中国的不同，并紧紧抓住中国的大中型企业客户，成功实施了战略转移。在总部要终止VCN产品的命令下达以后，邓元飞到美国，用详细的市场数据和周到的市场计划说服了总部，最终总部在亚洲市场上保留了该产品。

这在3com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一切均应归结于邓元对目标的看法。“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知道工作的目标是什么，他不可能成功。”直到现在，邓元挑兵选将总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找这份工作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有目标地生存在美国

说来有趣，刺激邓元改变“草根人生”的动力是一只小狗。

邓元刚到美国的时候，朋友送了一只小狗给他。拿着面包片，邓元非常为难：人吃了，小狗就得饿着；小狗吃了，人就得饿着。暑假来了，他和合租在一起的两个香港留学生不得不四处去找工作、打工，只好把饥肠辘辘的小家伙拴在了院子里。看到这一幕的邻居投诉到“防止虐待动物组织”，认为他们“虐待”动物。想领回小狗需要交付一笔数目并不大的保证金，而连这点钱三个人也凑不出来。

邓元非常心痛，在那个暑假，他没日没夜地干了两份工。早上6、7点钟在一家糖果工厂做包装，下午2、3点下班之后，4点半去一家银行搞清洁，一干又是凌晨2点。邓元至今仍很感激那段勤工俭学的日子――“实在太辛苦了，但是也不错”。因为邓元最初的目标很简单：改善生活。

邓元是标准的“草根”，家境极其贫寒。母亲一个人抚养四个小孩，非常不容易，但她还是为邓元筹集了去美国的一笔钱。这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凭着直觉相信，把儿子送到更发达的国家接受教育，会使她儿子的命运发生转折。现在，无论邓元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每天都会打电话给香港的母亲，这也许是儿子给母亲最好的回报。邓元对母亲的评价很令人感动――“我的一切成就都是因为她”。

母亲是邓元音乐细胞的培养者，小时候念中学，邓元的音乐课都是拿A的，初二那场大型歌唱比赛，邓元仍记得获奖时唱的歌曲是《我的心里只有你》；在美国也参加过一次公开赛，拿了个很高的93。但爱好真的不是择业的标准，特别是作为穷苦的男孩子邓元来说。为了“比较保险、实际的”谋生目的，他最终选择了学习计算机工程。

美国，是很多中国学子改变命运的地方。1988年，邓元离开美国回到故土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连自己心爱的小狗都无力抚养的华裔留学生，变成为拥有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士学位和MBA学位的资深IT人士。

邓元觉得美国是“人家的国家”，而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邓元说，要出人头地是那么地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要比人家更努力的工作，人家做8个小时，我做10个小时，人家做这么多，我做的更多。

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邓元都力争主动，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于是，邓元又有了下一个目标：由专业软件工程师转向管理。美国华人，包括别的国家的亚洲人，通常是工程师、专业人士，要么就开餐馆，很少有人做高级经理、高层管理工作。做了六年的软件工程师后，邓元觉得为再往前走做点什么的时候到了。最终，他选择了回到母校读MBA。

邓元四年的在职MBA念的一点都不轻松，非专业出身、昂贵的学费、忙碌的工作，但邓元读书的目标很明确：他的同事很少有人读过MBA，要做高层，就要有他们没有的东西。

邓元在超越别人，更是在超越自我。

为了提高英语水平，邓元发明了一套自己的方法：每逢公司开会，就大着胆子尽量第一个发问。每次发言邓元的脸都是红的，“开始的时候，讲的很不容易，这样子锻炼下去，后来无论你是有100人、1000人、2000人，都不成问题。现在去美国开会，总公司我们最高层的人在那里，我可以很轻松地问问题。”

邓元说这些话时很轻松，也很满意。熟悉邓元的美国同事说，DavidTang真有点不像东方人，除去含蓄、礼貌、谦虚，他有表达个人能力的欲望，他能让人知道他这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样。对这个评价，邓元点头承认：“要是你不能够表达你自己，不能够跟人家很容易的交流，人家觉得你没有什么能力，要在美国这个社会能够成功，你一定要主动地去说。”

跳槽：

职业设计情感因素？

邓元语速平缓，目光锐利而坚定，很难想象以目标性而著称的他，会因感情因素而从一家公司跳到Apple，又因此而离开Apple转投AST门下。自1988年回香港发展后，在最初的五六年中，邓元的职业生涯一直和一位神秘人物有关。这位神秘人物给了邓元在香港的第一个职位；一年后，他转入Apple公司，并对邓元说，你跟我一起来吧，你做的挺好的，我需要你。邓元旋即追随这个人至Apple，并随之转战香港、台湾省和中国大陆三地。

从Apple、AST、DEC到3com，邓元认为，“不是靠运气、靠别人，而是全凭实力”。就像小时候站在舞台上参加歌唱比赛，面对台下好几千人的观众，虽然特别紧张，但到最后还是能从几千人中脱颖而出。

1990年，邓元和同事到台湾省开设第一家Apple分支机构，Apple亚洲区的一个总监到台湾省去当了总经理，两个人一起找办公地点、请各种员工、处理各种大小事务，用他们的话说是“开发台湾”。在一个文化不熟悉的环境下，能亲手筹建起一个新机构，开拓一处新市场，邓元认为当年的台湾之行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经验”。

有人说Apple就像意大利，充满着创造力，但也充满着混乱。一直不兼容的苹果机，也许是邓元离开Apple的最深层原因，而非他所称的感情因素。而简短的AST之行，似乎也是由于巨星的衰落和邓元敏感的职业嗅觉。

在3com公司提供的邓元的个人简历中这样写道：加入3Com之前，邓先生曾担任DEC公司亚太区PC部门的市场及业务拓展总监,是DEC亚太区管理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创建并实施了DEC公司PC业务的市场及渠道策略，为DEC亚太区PC销售业绩的突飞猛进立下汗马功劳，并在中国为DEC建立起合资企业。邓元称供职DEC时期为“动荡的时代”：“我那个时候已经看到PC是差不多了，PC的增长潜力日薄，我要做的是网络，我要做的是再往前面走一点，而3com是在网络界一个领先的公司。”

精明的职业化使邓元把握住了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作为职业经理人，邓元热爱高尔夫更多地带有种职业气息。他的家里大概有20本关于高尔夫理论的书，此外还有5本高尔夫杂志。

在中国，就要“非常的中国”

邓元一如既往地热爱着音乐，用他的话说“热爱任何音乐”――无论是disco、jazz还是古典音乐，邓元都喜欢。在他家里有很多音乐CD，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听不同的音乐。流连在不同音乐之间的愉悦、穿梭在不同商业文化间的快乐，在邓元看来可能是一样的。因为他现在所做的就是穿梭于世界和中国，将商业理念和技术做完美的传递。

早在AST的时候，邓元曾提出，将中文之星捆绑在PC上，以此推动中国的软件业发展，为此曾招来美国方面的压力。当记者称他为民族软件的支持者时，他迅速纠正道：“是朋友。”有媒体这样评价邓元在3com的工作―“在中国推销3com，在3com推销中国”。

台湾省让在香港长大、在美国呆了十几年的邓元感到很新鲜。在中国香港和美国，邓元没有很重的等级观念，到了台湾省，什么学长、学弟、长官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了。去谈生意，告诉人家，我的学长就在您这里就职，他们的态度会立即不一样。对邓元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文化。

“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你要取得成功的话，你一定要了解这个文化背景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你要怎么去适应，要怎么去做到。你不能跟人家完全一样，因为你本来就是外地人。但是不可能不了解人家的礼仪，不了解人家的做法。找一个综合点，来达到互相信任，这样比较重要。”邓元说得十分郑重。

很有意思的是，当年到美国，邓元面临着英语的挑战，而回到大陆，他又面临着中文的挑战。1988年到大陆的第一站是上海，满耳的上海话，一下就把邓元听懵了。上海话听不懂，普通话也同样困难。操着70%广东话，30%很不标准的普通话。邓元有些不好意思：“我自己太别扭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再念下去，无论怎样，讲的好与不好，随便讲了，讲出来，反而觉得比较顺，拿着念很难念。”

邓元仍清晰记得1988年首次大陆之行的第一位客户――上海海运大学。学校的网络设计非常原始，线从一楼到二楼，然后又从二楼通过大街扯往另外一个楼。市场的原始往往意味着机会，同时，也意味着市场规则的不规范。面对当时靠关系做渠道的中国大陆市场，因为已经有了台湾省的经验，邓元做事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台湾省2年，邓元学会了尊尊敬敬的对人说话，而在中国大陆这么做比台湾更有效果。

现在，邓元把他的公司比作左手，而他的中国雇员则是右手，左右手都连心。作为职业经理人，邓元的职责是推销他的公司；作为一个中国人，邓元要向他的公司推销中国市场，客观上为中国的数字时代到来铺路。3com公司中国区市场经理张新对邓元的沟通能力非常佩服，因为几年来，由于邓元有力地推荐中国市场，总部对她负责的广告、市场在经费上加大了投入，使她在做出广告投入策略的时候，丝毫不用担心经费问题。

“非常的中国”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邓元麾下的3com中国区，2000年以来保持了营业收入每年40%的高速增长。稍有美中不足的是，工作的繁忙，使得邓元很多时候只能在飞机和汽车上欣赏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