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静间谍门”映射出什么?

一段时间来，“方静间谍门”的传闻闹得纷纷扰扰，现在终于告一段落。方静在中央电视台上镜了，这就是对各种谣传最好的回答。方静也似乎被还以清白。

但是且慢，在中国，人们对各种谣言，一般总是抱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相信传言不会是空穴来风。人们心中还是有种种疑问难以排遣，而现实却解不开这些心结。至少，在央视的“防务新观察”栏目中，今后再也见不到那个云鬓高垒、仪态端庄的漂亮女主持人了。事实已经表明，这位主持人是不适合在敏感部门和敏感话题栏目工作的。

“方静间谍门”的传闻虽然表面上归于沉寂，但是从传播学和社会学上看，这个“媒介事件”透射出来不少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这样耸人听闻、漏洞百出的传闻能够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说明中国的信息传播存在透明性、公开性不够的痼疾。“谣言止于智者，传闻终于公开”。在面临舆论压力时，我们的公权部门和央视这样半公权部门显得太过谨慎和半遮半掩了。这样鸵鸟钻沙式的对策只能“顾头不顾尾”，露出更多破绽，任何回避、沉默的态度只会加剧谣言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这在传播学上是一种反“沉默的螺旋”的现象，即当传播的主体产生多数与少数的易位且强势的少数过于沉默时，原来处于弱势的“沉默的大多数”将一反而成为“喧闹的大多数”，而使谣言的传播更加无序化和扩大化。这时候任何一点印证传闻的蛛丝马迹都被谣传者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并被无限放大、补充和推广。谚语说得好，“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病菌就会来占领并潜滋暗长”，“扫帚不到，灰尘不了”。谣言不可怕，谣言见光死；及时、透明的信息公开是辟谣最有效的手段。

其次，“方静间谍门”得以形成舆论风波，完全来自于网络传播，这一方面充分显示出网络传播的威力，显示出新传媒时代传播主体地位的革命性、结构性重组和易位；另一方面，显示出作为博客的“个媒体”在网络传播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一个小小的、言焉不详的博客文章，竟然能掀起如此之大的舆论风波；博客从传言的挑起，到相应专家等当事人的加入，到各媒体的联动，到传播后期的自我解构和话题的淡出，几乎为传播设置了完整的议程，而传统媒体在除了中后期跟进外，几乎无所作为。这多么像一起精心策划和炒作的媒介事件！它所透射出来的网络媒体强大的信息整合、处理和传播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网络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有始有终，收放自如的对舆论的把控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维纳的控制论认为，组织传播有天然的“增熵”趋势，即增加信息不对称、“噪声”和混乱的必然，从而降低组织的效率；而要保持一个体系充满活力的方法是保持开放，不断与外界交换信息和能量，调节体系内部变量之间的综合，以抵抗组织衰变和解体的自然趋势。在这方面，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开放的系统，它强有力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更新能力，使传统媒体的封闭型结构相形见绌，并对传统媒体和相关管理者形成“倒逼”态势。特别是，商业门户网站已经显示出强势媒体的某些特征，其引导、制造舆论的能力令人不可小窥。

最后，笔者要说的是，“方静间谍门”的社会学意义。“方静间谍门”事件对提醒我们加强国家安全意识、国防意识和保密意识具有积极意义。“方静间谍门”能够形成舆论热潮，是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价值多元化以及社会收入急剧分化等带来的拜金主义、崇洋迷外等不正之风盛行，我们不断听说有人涉嫌间谍案和出卖国家机密案。如，有的人竟因为没有被评上教授、研究员而廉价出卖国家绝密文件以泄愤；有的人故意发表不当的文章或者讲话以泄密；更有人对国外敌对势力摇尾乞怜、挟洋自重，公然背叛祖国，叛逃外国，出卖国家利益以牟私利。这一切与一些堕落者的爱国心、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丢失密切相关，也是广大群众所深恶痛绝的一种社会现象。“方静间谍门”在这个时候出笼，对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